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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妮·克莱恩，1882年生于维也纳，虽然她在该地生活到十九岁，却是在1910年搬到布达佩斯以后，才真正“发现了”佛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热情所在，使她获致这发现的家庭背景是有意义的。她的父亲莱齐斯(Moriz Reizes)是一位医生，其传统的犹太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他却默默反抗，而研习了医学，并且在他买下牙医诊所之前执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广泛地阅读，且自学了十种欧洲语言；他在克莱恩十八岁时过世。克莱恩的母亲来自比较自由的家庭，似乎是一位富于冒险、温暖和勇敢的女性，她在克莱恩三十二岁时过世。我们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里看到人性的温暖、勇气，以及进步与改变的能力，这些在她日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梅兰妮·克莱恩与手足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席多妮（Sidonie)大她四岁、伊马努尔（Emanuel)大她五岁、艾密莉（Emily)大她六岁。席多妮罹患重病，她短短的九年生命，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虽然她过世时梅兰妮只有五岁，但是她们之间已经发展出非常亲密与投入的关系。据说她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教给妹妹，也是她教导梅兰妮阅读与算数。伊马努尔在写作与音乐两方面都显露才华，但是他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很瘦弱。他像席多妮一样，也看出梅兰妮的能力，并且鼓励她、支持她读书。他有点叛逆，但是交友广阔，对于文化方面具有广泛的兴趣，也引领了妹妹进入了这些领域。经由伊马努尔，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亚瑟·克莱恩（Arthur Klein)。伊马努尔曾想习医，但由于健康状况而必须放弃。在十四岁以前，克莱恩也曾计划习医，但事与愿违。十七岁时她订婚，并于四年后结了婚，因而必须放弃医学之路。不过，在订婚之后的两年里，她到维也维大学研读人文科学。 阿瑟·克莱恩是个工程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这对夫妻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Silesia)地区的小镇。梅兰妮深深怀念她在维也纳的社交与智性生活，当时也已经出现婚姻问题。不过当1910年她的丈夫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时，她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小孩，梅莉塔（Mditta)生于1904年，汉斯（Hans)生于1907年。在布达佩斯，梅兰妮发现了佛洛伊德的作品《论梦》（1901)以及改变其生命的精神分析。她与费伦齐（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一名儿童的发展》。大约在这个时候，阿瑟前往瑞典工作，她终于与阿瑟分居了，并于1926年离婚。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这之前她曾于海牙的精神分析年会中见过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且深深被他及其思想所吸引。亚伯拉罕对于克莱恩的工作非常肯定，她终于在排除万难之后，说服亚伯拉罕于1924年初开始为她分析，但是来年1925年12月亚伯拉罕去世了，失去了这个治疗师、同时是朋友的支持，克莱恩在柏林的生活愈来愈艰辛了。也是在1925年，她认识了恩斯特·钟斯（Ernest Jones)，他对她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她去英国演讲，她欣然答应，她在英国共进行了六场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演讲，这些演讲内容随后编辑成她的第一本书《儿童精神分析》的前段。来年她带着最小的孩子——当时十三岁的艾力希（Erich)移居伦敦。梅莉塔在此以前已经与佘密德伯格医师结婚，夫妻双双接受训练并成为精神分析师，也定居在伦敦，克莱恩的长子汉斯则留在柏林。梅兰妮旋即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常态性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在学会中宣读论文、举办讨论会与演讲。她的取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又为其他人所高度赞许。 梅兰妮·克莱恩和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向上却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可见于1927年的《儿童分析论丛》。梅兰妮·克莱恩对于精神分析之主要贡献的根源可说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就已经存在了。举例来说：本书一贯显现她对儿童焦虑的关注，这焦虑经常伴随着潜在的攻击性。她看到诠释焦虑的重要性，而非用再保证来忽略它。她见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与焦虑事实上表现在游戏中、使用玩具的方式、以及在游戏室里的行为之中，因此，接触儿童的游戏让克莱恩能够与幼儿工作，即使是欠缺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亦然。这样的取向随后开启了对于潜意识幻想更多的了解，并且帮助她辨识了许多佛洛伊德曾经生动描述的议题，事实上是在个体生命的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与客体的关系、认同与内摄的过程、伊底帕斯情结等等。她见到幼童带着先前对客体已经形成的期待与态度，进入治疗中；她开始探讨内在客体的本质，以及这些客体在儿童的内在世界里是如何相互产生关联。她观察到这些内在客体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分析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就是移情；她对移情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投射(projection)与内摄的机制，以及移情如何反映了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经验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发现，随着她持续对儿童与成人的分析而逐步开展与丰富化，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一点随着1935年出版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而更为清楚，这篇论文综合上述许多观念，并加以系统化，现在我们见到她比较不强调攻击性，而较强调生死本能、爱与恨之间的互动及其隐含的意义。她引介了“心理位置”的观念，并描述“忧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及其与“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当时如此称呼，后来名为“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之关系。心理位置的观念意味着与较为值化的发展阶段概念有所区别。克莱恩认为每个心理位置具有其独特的焦虑与用来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卫方式，而这些防卫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实的客体关系，或是相反地，更偏向分裂（splitting)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因此她并不视这些心理位置为已经渡过而且完成的阶段，而是个体人格中的动力部分。 这些想法在五年后的论文《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要等到1946年在《对某些类分裂机制的评论》中，梅兰妮·克莱恩的基本理论架构才算得到最终阐明。在该篇论文中她更巨细靡遗地探讨了生命最初几个月间的心智过程——偏执-类分裂心理位置，并且引介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既是一种防卫机制，也是一种侵入和控制客体的方式。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于了解精神病具有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在罗森费尔德(H.Rosenfeld)、西格尔（H.Segal)、比昂（W.Bion)等人的工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克莱恩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嫉羡和感恩》，在此作品中，先前曾在某些儿童案例中被描述为重要情绪的“嫉羡”，现在被视为正常与病态发展的要素。 虽然梅兰妮·克莱恩发展了新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奠基于佛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歧异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佛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起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恩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梅兰妮·克莱恩基金会（The Melanie Klein Trust) 前 言 《儿童分析的故事》在克莱恩女士的著作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本书是以逐日记录的方式，呈现一位十岁小男孩接受为期四个月的分析过程。克莱恩女士于每次晤谈记录随后的注记中，依据她后来建构的理论来评鉴自己的分析技巧与个案的素材。这些注记远比任何编辑评论来得完整，也更具权威性，因此本书中并未收录这些评论。 承蒙克莱恩女士的邀请|我有幸能协助她编辑素材，并且整理长年累积下来的记录，也藉此从中获悉她对这本着作的看法， 实属难得的机缘。我知道她一心希望能够根据她过去为儿童个案做的逐日晤谈记录，撰写一本儿童分析的个案研究。然而，要将完整的分析过程以最适当的方式描述出来，却是一项过于艰巨的浩大工程。 战争开打后，突然出现了一丝转机，为这项艰巨任务带来了解决之道。克莱恩女士准备开始为理查分析，但是分析时间只能够维持短短的四个月。分析师与患者自一开始就知道有这样的限制。克莱恩女士因此能够将这个短暂分析的晤谈记录集结成一本书。她并不否认这个个案与一般个案截然不同的事实，她尤其认为她没有机会修通个案的焦虑，然后看到同样的焦虑以不同形式表现，再更进一步地加以修通。经过这样的修通过程，才能够让其他形式的焦虑与精神历程显露出来。然而，仅管此案有着种种限制，她仍然觉得它具备了完整分析的基本要素，也足以刻划出患者的人格特质与她的分析工作。 十五年之后，她开始致力于本书的出版工作。她细读每次晤谈的记录，并且审慎地编辑文字风格，但没有更动内容，希望能够尽量保留原来分析的样貌。随后，她开始针对每次晤谈做自我评鉴，仔细审看每一个联想与诠释，并且将新的想法以及思考模式的转变都详尽地记录在晤谈过后的注记中，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说明她的分析工作。 她在《儿童分析的故事》这本书上投注了大量心力。直到她去世前几天，当她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都还在校阅内容并且编辑索引。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其实务工作与理论观点。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她办到了。这是一本富含生命力的著作，除了如实地描绘出她的分析技巧之外，透过晤谈之后的注记，读者也得以窥见她的思考方式。这本书也说明了她在分析当时的理论概念。她在《从早期焦虑的观点看伊底帕斯情结》中提出的许多论述，都是根据理查德的素材发展出来的。文中也揭露许多崭新的想法，而且是直觉式的观点，尚未发展完全或概念化。她最后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深具创造性的一部代表作。 艾略特·贾克（Elliot Jaques) 序 言 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个案史主要有几个目的。首先，我希望能够更详尽地阐述我的分析技巧。透过大量的分析记录，读者能够观察到我的诠释在之后的素材中如何获得印证，也得以窥见分析过程中的每日变化与延续性。再者，分析的细节也能够厘清并支持我所提出的概念。在每次晤谈记录的结尾，读者都可以看到我对于理论与技巧的评论。 我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仅能摘录部分观察和诠释。由于该书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未被探究的焦虑内容和防卫提出一些假设，所以未能完整地呈现我所使用的分析技巧，特别是我一贯使用的移情诠释。不过，我认为《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所提到的主要原则依然是有根据的。 本书中描述的分析个案虽然只进行了九十三次晤谈，而且仅仅为期约四个月，但由于这个孩子的态度出奇地配合，使我得以进行深入的分析。 我做了相当大量的记录，但当然无法完全确定记录的先后顺序，亦无法逐字逐句地将病人的联想及我的诠释抄录下来。在叙述个案素材时，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要提供逐字逐句的记录，分析师就必须在晤谈过程中做笔记，然而，这么做会严重干扰个案、打断自由联想的流畅度，也会让分析师分心。取得逐字记录的另外一种方式是使用录音机；不论录音机是不是隐藏式的，我都认为这个方法完全违背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在分析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听众的存在。我相信，一旦个案开始怀疑有录音的情事（潜意识的洞察力是相当惊人的），他的言语和行为绝对会与和分析师独处的情况不同；而分析师在有听众的情况下，也不会像与个案独处那样以自然而直觉的方式诠释。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确信在每次晤谈过后立即做笔记的方式，最能够完整地呈现逐日变化以及分析的历程。因此，即使在上述提及的各项限制之下，我仍在本书中忠实地叙述我的分析技巧及素材。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精神分析师所能够提出的证据和物理科学的要求全然不同，这是由于精神分析本来就具有不同的性质。我认为，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任何想提出完全精确且可供比对之资料的尝试，不啻是一种伪科学的做法，因为潜意识的运作方式以及精神分析师给予潜意识的响应不仅无法测量，亦不能加以分类。举例而言，录音机只能够复制所述说的话语，但没有办法呈现述说者的脸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这些无形的因素以及分析师的直觉在分析过程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由于精神分析的过程是提出一些假设，从而在个案所提供的素材中进行验证，所以它仍然是一项科学程序，而精神分析的技巧也符合科学原则。分析师对于个案素材的衡鉴与诠释奠基于一致的理论架构。然而，将习得的理论知识与对每位个案之个别差异的深入观察结合在一起，则是分析师必须做的工作。在分析中的某个时间点，我们所面对的是焦虑、情绪和客体关系的某一种主导倾向，而个案素材中所呈现的象征内容则具有与这个主导倾向相关的明确意义。 本书的目的即是描述精神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选出素材中最迫切需要分析的层面，并做出精确的诠释。个案的反应以及随后的联想会带来更多的素材，而这些素材也应依循相同的原则进一步分析。 修通（working-through)是佛洛伊德认为分析所必须达到的要求之一。修通的重要性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一再获得证实，例如：我们会看到个案在某个阶段获得领悟后，在接下来的晤谈中又否定自己的领悟，有时甚至忘了他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领悟。 当同样的素材在不同的情境下一再出现，我们唯有从这些素材中推论，并且依其不同情境诠释，才能够循序渐进地帮助个案获得能够长久维持的领悟。完整的修通过程包括使人格产生转变、减弱分裂过程的强度（甚至在患有精神官能症的个案身上也可以看到），并且持续分析偏执焦虑及忧郁焦虑。修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人格整合。 我在本书中所呈现的分析过程纵使不完整，却相当具有启发作用。从我的描述中可以看见我得以进入心智的深层，藉此帮助个案释放他的潜意识幻想，并且意识到自己的焦虑与防卫。可惜这个修通的过程无法持续下去。 尽管分析时间过短造成了许多困难，我仍坚持不去修改分析技巧，甚至也以一贯的方式诠释深层的焦虑情境以及与其相对应的防卫机制。即使修通的过程不完全，个案只要能够对我的诠释有所理解，分析就有价值。虽然分裂与潜抑必定会再度运作，但在心智基本层面所形成的改变有时候是永久的。 我坚信，不论我们的分析技巧如何精进，也不会导致分析时间的缩短。相反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治疗的时间愈充裕，就愈能够减少个案的被害焦虑及忧郁焦虑，并且帮助他们达到人格的整合。 引 言 理查十岁那年开始接受我的分析。“他八岁的时候，时值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促使他的焦虑加剧，症状已经严重到无法上学的地步。他非常惧怕其他小孩，因而愈来愈不敢独自出门。而且，从四、五岁开始，理查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对事物的兴趣逐渐产生抑制的现象，这个情况让他的父母相当担忧。除此之外，他极度虑病（hypochondriacal)，也经常陷入忧郁的情绪之中。这些都能从他郁郁寡欢的面容看出来；不过，有时候——特别是在分析过程中最明显，他的忧郁会一下子烟消云散，眼神又出现生气和光芒，面容焕然一新。 理查在很多方面都很早熟，而且天赋异弃。他从小就有音乐天分，对大自然的喜爱更是明显，不过只喜爱大自然美好的一面。从他对话时的用字与生动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艺术天分。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不来，倒是和大人相处得比较好，尤其是和女性。他会试图展现对话能力，让人对他印象深刻，也会以早熟的方式迎合别人。 理查的母亲哺喂母乳的情况不佳，可能维持不到几星期就结束了。①他自出生之后身体一直很虚弱，也饱受感冒与种种疾病之苦。理查的母亲说他动过两次手术（一次是三岁时割包皮，另一次是六岁时切除扁桃腺）。他有一个大他八岁的哥哥。临床上，理查的母亲虽不至于到患有忧郁症的地步，却有忧郁的倾向。理查只要有任何不适她都十分担心，这样的态度让多少影响了他的虑病恐惧。理查对她而言显然是个麻烦，即使她努力掩饰，还是看得出来她偏爱哥哥，哥哥在学校表现一直很好，也从不让她操心。纵使理查深爱母亲，他还是一个相当不好带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嗜好、过度焦虑，而且太黏母亲；由于他一步也离不开母亲，所以到哪里都黏着她，让她精疲力竭；还有他的虑病恐惧会受他母亲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影响。【①理查的母亲针对这一点还有其他的叙述都相当模糊·所以我没有办法深入了解理查的早期背景。】 母亲相当溺爱理查，某方面来说宠坏了他，可是她似乎没有察觉到理查与生倶来的爱与仁慈的特质，对他的未来也不抱希望。然而她也相当有耐性，譬如，她不会勉强理查与其他小孩相处，也不会强迫他上学。 理查的父亲很疼爱他，也相当和蔼可亲，不过他似乎将扶养孩子的重责大任都交由另一半来担。理查的哥哥对他很友善，但是兄弟俩没有什么共通点。整个家算是和乐融融。 二次大战的爆发使理查陷入更深的困境。他们举家搬到乡下，哥哥跟着学校一起迁到他处。我当时住在韦尔斯的X地，为了方便进行分析，理查和母亲被安排住在该村的一间旅馆内，离他们在战争期间的安顿之处Y地不远。理查每逢星期六就会回家过周末。离开家乡Z地让理查非常不开心，战争引发了他所有的焦虑，他特别害怕空袭和轰炸，总是密切注意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也十分关注战争情势的变化。他在分析过程中一再表现出对战争的担忧。 我为儿童另外租了一间游戏室，因为我原来用来治疗成人的住所，并不适合分析儿童。这间游戏室有两扇门，空间相当宽敞，旁边还连着一间厨房和厕所。理查将游戏室视为是我本人和分析的代表，所以也对这个房间有了个人的情感。不过，这间游戏室还是有一些缺点：有时候会有女童军来使用这个房间，所以我不能把一些书、图片或是地图等物品移走；另外，这里没有等候室，也没有人会应门。每一次与儿童晤谈时我都必须去领钥匙、开门、锁门。理查如果早到，偶然会来迎接我，晤谈结束后，他也会等我把门锁上，再跟着我走到转角（离游戏室只有一百公尺左右的距离）。如果我要到村里去采买，理查就会跟着我多走一段路，这时，虽然我免不了要跟他对话，我也不会再做任何诠释，或是谈论任何私人的话题。事实上，我会尽量让每一次晤谈都控制在五十分钟左右，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 治疗过程中，理查画了一系列的图画。他画图的方式很值得注意：没有任何预先的构想就开始画，而最后的完成品往往让他大吃一惊。我提供各种不同的游戏素材，也提供铅笔和蜡笔让理查画画。玩游戏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铅笔和蜡笔拿来当人，自己也有带一些玩具船。理查想把画带回家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把画留下来跟玩具放在一起比较好，我们可能还会想再看一看这些画。我从分析中一再证实，他知道这些图画对我很重要，所以就把它们当作是给我的礼物。我对这些“礼物”的接纳与重视，让他获得了一些肯定，并视此为修复的路径。凡此种种，我皆于分析中做了诠释。分析师企图保留儿童的画作所产生的肯定效果，是儿童分析师经常面临的问题；成人则多半希望能够在分析情境之外对分析师有所回馈，这跟儿童想给分析师礼物是类似的情况。我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分析这些情感。 我尽可能地在每次晤谈结束后写下详细的记录，不过每次记录的详细程度仍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治疗初期，有几次的记录并不完整。我会以引号表示患者的部分口述内容，而除此之外，我无法将他的联想及我的诠释逐字逐句地重现出来，也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有时候焦虑会让理查沉默好一段时间，可分析的素材也因此减少。患者的行为、姿势及脸部表情的细微变化，还有联想之间停顿的时间长短，都是记录当中无法描述的，而这些细节在分析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诠释的时候，我一贯的原则是尽量避免使用任何明喻、暗喻或引述来解释我的观点（分析成人或儿童都不例外）。在本书中，当我要回溯前几次晤谈的细节时，为达到简洁的目的，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专业术语。然而在实务上，即使是要帮助患者回顾先前的素材，我也从不使用专业术语，不管是成人或是儿童都一样。我认为尽量使用患者曾经说过的字词是很重要的，这样不仅可以减低患者的阻抗，还可以帮助他完整地回想起我提及的素材。在分析理查的过程中，我必须要提到几个他原本不懂的词汇，例如“性器官”、“有性能力”、“性关系”或是“性交”。从某个时候开始，理查称这个分析为“这个治疗”。诠释时，我会尽量使用理查的语言，但是在记录时，我只能够大略摘要，而且有时候会把好几个诠释都整合在一起，所以看起来比较长，实际上这些诠释中间还有穿插一些游戏，或是理查自己的评论。 另外，在素材以及诠释中要定义某些概念时，我认为有必要采用学术词汇。不过当然，对儿童说话的时候我不会使用这些理论概念，而是在记录时把这些专业术语放在[ ]里。 基于保密原则，患者的背景细节做了部分更动。我在本书的描述中也尽量避免任何人物或外在环境的指涉。如我在《序言》中所述，即使是在这么多的限制下，我确信透过本书的描述，我已忠实地呈现此案例的分析历程及我的分析技巧。 从一开始，我就得知整个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仍然决定接下这个工作，因为理查让我觉得纵使分析成效有限，我还是能够让他的情况有所改善。理查深知自己的困境，而且极度希望能获得帮助，所以我确信他一定会十分配合分析的进行。我也知道往后几年他没有机会再接受分析。当他知道有一个他认识、而且年纪比他大的男孩也是我的病人之后，就更渴望能接受我的治疗。 自始至终，我都保持一贯的治疗技巧和原则，不过在重读这份记录之后，我发现我在这个案例中回答的问题比其他案例多。理查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分析只能维持四个月，不过渐渐地，他开始了解自己需要更多的分析，整个治疗愈接近尾声，他愈害怕失去治疗。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正向反移情，不过我很小心谨慎地秉持基本原则，也就是持续地分析我所面对的正向、负向移情以及深层焦虑。我认为，不论情况多么艰难，分析理查因恐惧战争所引发的焦虑，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我相信，我已经避免了因同情病患所受的苦及正向反移情所可能导致的问题。 如我所预期，此案例的分析成效确实有限，可是对理查往后的发展仍然有影响。他后来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家里就请了家教，最后还完成了大学教育。他与同侪的关系改善了，对母亲的依赖也减少了。后来还培养出对科学的兴趣，也有一些工作的机会。我在战后还有见到理查几次，但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机会继续帮他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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