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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传》的作者问题
关于《草木传》的作者，路大荒氏在《蒲松龄集》后记中曾说：“这篇作品是否为蒲氏本人所怍，尚待考证，所以收为附录”。路氏不作结论，原因有二。一是在蒲氏墓表碑阴所录蒲氏戏三出和俚曲14种中没有《草木传》；二是“—些流传的抄本……例如《草木传》剧本就和据说是乾隆时期的抄本《本草记》剧本以及道光年间的抄本《药会图》的形式完全相同。”
对此，还可作如下补充：
第一，山东省淄博市蒲松龄纪念馆杨海儒先生征集到的“清中叶旧抄本《药会图》的内容与《草木传》相同，“只是少了一小段很短的开演部分”(见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笔者于90年代初在山西民间收集到的道光14年抄本《群英会》，其内容与《草木传》或同或异，而同者尤多。加上路氏所述之《本草记》，笔者所知之《草木春秋》，合起来共有五个剧目，但只有辗转于山东淄博一带的《草木传》有署名蒲松龄的抄本流传。这就使人不禁对《草木传》到底是否为蒲松龄所作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
第二，杨海儒先生所藏《药会图》中有一篇序言，其中一段话很重要，现转录于下：“晋之郭子秀升先生，儒医也。穷极素问，阐抉灵枢，而居心慈祥，人品端方，非市井吾俦。与余订交，不殊金兰。其暇谱有传奇，则乃群药。”以此可知《药会图》的作者实为山西人郭秀升。这对《草木传》为蒲氏所作论无疑是一个十分有力的挑战。
第三，笔者所藏之《群英会》共八场，其中六场的内容与《草木传》基本相同。其雷同之处亦甚多。现赘举于下：
《群英会》小旦白：我且问你，你是何人？武生白：你问我，我是县学中一个朋友，有名劣生马齿苋。
《草木传》白蛇白：你是何人?斛白：我是县中一个武秀才，有名劣生金石斛是也。
《群英会》武生白：我进的时节，宗师膀胱火盛，痈肿难止，有篇蓄通草，就进了我。那时也是小水不利，……当面把我进了，焉何说我不通？
《草木传》斛白：宗师大人考我的时候，他那膀胱大(应作火)甚，小便不通，那时我有通草两篇，把我进了，怎见的我不通?
文中所述通草又名木通，《名医别录》谓可“治五淋，利小便，开关格”，属常用中药之列。
似此还有许多。这表明《草木传》，《本草记》，《药会图》，《群英会》等确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它们的作者，恐怕很难判定为蒲松龄。笔者还对《群英会》方俗用语做过一些考察，如：“圪哜眼”(眨一眨眼，喻不费力)，“我在此胡椒一会”
(谐音胡嚼，即胡说八道)，“我从来没受这号圪囊!”(即窝囊)这些确属山西中部常用语。再加《群英会》中的唱词与山西梆子的唱腔极为吻合，说明《群英会》确是流传于山西，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否表明《群英会》的写作，与山西的梆子戏有着更深的渊源呢？
第四，总体来看，有清一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繁荣时期。但到了乾隆末，嘉庆、道光时期，昆曲式微，花部诸地方戏百花齐放，进入了全盛期。花部戏曲能更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更贴近人民大众，它乡音浓郁，人物真实，形式通俗，曲调悦耳。这同时也是作为梆子戏的《草木传》、《群英会》诸药性剧得以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必要历史条件。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13年(公元1640年)，卒于清康熙54年(公元1715年)，正值梆子戏发展的较早时期。考察蒲氏的剧作，或以“戏”名，或称“俚曲”，并无“梆子腔”的踪影，这至少表明梆子戏在当时的山东淄博一带尚未蔚成风气，故没有也不会成为蒲氏创作的艺术形式。
第五，蒲氏一生，确曾编写过一些医学著作如《药祟书》等，出于对人民大众的爱护，其对医学著作也是较为留心并有所了解的。但考之全部《蒲柳泉先生年谱》，其中虽有几处关于疾病生死的记载，却未有一字涉及蒲氏为人问病用药的事实。就连他的夫人“榻上呻吟四十余日”至辞世止，年谱中也只说他“作悼亡七律七首，七绝一首”，同样没有提到蒲氏设方医病的事。据此我们断定蒲氏一生确无行医治病的经历，故其对药物知识的熟悉程度，尚不足以融会贯通到可以写出《草木传》这样的剧作来。很难设想《草木传》是靠查阅本草文献的功夫写成的。
《草木传》虽刊于《蒲松龄集》，但它并非蒲氏的作品。通过《草木传》，我们了解到清代中叶的戏剧舞台上，曾经产生过一批以梆子戏的形式传播中医药知识的科普戏剧作品，如《群英会》，《药会图》，《本草记》、《草木春秋》等。它们在梆子戏盛行的我国北方地区曾广为流传。《草木传》等剧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戏曲史、中医药发展史的研究内容，也提出了古代科普戏剧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实在是前人的光辉创举。
——原文发表于《戏曲艺术》（中国戏曲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P.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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