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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闽南游击区。这个称谓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1)该游击区不仅包括闽南境内的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的部分地区，还包括广东境内的潮安、澄海、饶平和大埔等县部分地区。(2)该游击区的武装，既包括闽南的红3团，也包括广东潮澄饶的红3大队和红1大队。后来，这几支游击武装分别编为闽粤边红军第一、三、五支队。(3)1934年8月，这一地区就成立了统一的党组织——中共闽粤边特委，下辖靖和埔、饶和埔、潮澄饶3个县委和漳州市城市工作委员会。根据以上情况，这块游击区称为闽粤边游击区更为准确。 3.赣东北游击区，从游击区范围来看，该游击区不仅包括赣东北，还包括皖南、浙西。在中共闽浙赣省委领导时期，该游击区由赣东北、皖赣、皖南3块游击区组成。1936年4月鄣公山会议后，中共闽浙赣省委鉴于主要活动区域转移到皖浙赣边境，易名为中共皖浙赣省委。所辖游击区除赣东北外，还有皖赣、上浙皖、浙皖、下浙皖4块游击区。该游击区处于皖、浙、赣3省边境，由3省各一部分组成，该游击区党组织1936年4月后一直称中共皖浙赣省委。因此，该游击区称皖浙赣边游击区更符合实际。 4.豫南桐柏山游击区。这个称谓也是很不确切的。(1)从该游击区包括的范围来看，它不仅包括豫南，还包括豫西南一部分；称桐柏山游击区也不够确切，因为这块游击区处在桐柏山主脉北侧的支脉之间，且衔入伏牛山东麓一小部分。(2)该地区的党组织为中共鄂豫边省委，1936年1月建立的游击队亦称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所以，该游击区应称为鄂豫边游击区。 五、关于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一些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史实问题 1.关于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评价问题 项英是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他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临危受命，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主席，领导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军民继续坚持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后，乃至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因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某些错误，进而否定了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的历史功绩，甚至把项英作为这个时期错误路线的代表进行批判。这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史学工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访问当年与项英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反复的分析考证，撰写了《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贡献》等文章，并撰写出版了《项英传》，编辑出版了《项英文集》等，开始重新评价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许多专家学者认为，项英在南方3年游击战争期间，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的任务，为南方3年游击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指出：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与陈毅等临危受命，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积极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执行党中央关于“保卫苏区”的指示，领导苏区军民英勇抗击国民党军进犯；遵照党中央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的指示精神，组织部队分路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军队要在于都南部一举消灭中央分局和红军部队的企图，保存了一部分革命力量。 怎样认识长征后中央苏区的严重损失与挫折？一些专家学者的文章认为，项英机械地执行中央赋予的任务，未能适时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当时中央“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指导错误是长征后中央苏区受挫的首要原因：第一，中央撤离中央苏区前没有对留下的同志和部队如何坚持斗争作周详的考虑和认真的部署，“训令”中央分局、中央军区“保卫中央苏区”是不现实的。8万多主力红军尚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24师和10余个独立团(且相当部分是主力红军伤愈归队人员)又怎能保卫中央苏区?第二，中革军委划定“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这无疑是“划地为牢”，束缚了中央分局和苏区军民的手脚，使其难以跳出“三角地区”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第三，中央分局在严重的形势面前，感到难于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屡次致电中央，报告有关情况和请示斗争方针，中央未能及时给予指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战略转变。当然，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对主力红军长征后的苏区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主力回师反攻上，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适时地转变斗争方式，对于中央苏区的损失与挫折是有一定责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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