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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战略转变以及此后的改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统管中央苏区，同时领导闽浙赣（后称皖浙赣）、闽北等苏区的游击战争。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等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主任。奉命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二万人左右，另外还有近三万名伤病员。这些部队孤悬敌后，同几十倍、上百倍于己的敌人进行了九死一生的斗争，先后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8个省内建立了15个游击区。 赣粤边游击区（亦称赣南游击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转移后不久，项英、陈毅率部突围至赣粤边油山地区，与在此地活动的李乐天部会合。之后，蔡会文与陈丕显率部也到达油山。这几路突围部队会合后共有一千四百余人，一直坚持到抗战爆发，主要活动于南雄、大萸、信丰、南康、安远一带。由于国民党军队获知项英、陈毅等中共主要领导人留在此地，遂加强了对赣粤边的'围剿'。在项英、陈毅的直接领导下，从1935年4月到1937年5月，赣粤边游击区先后挫败了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和中央军第46师的5次大规模'清剿'。 闽赣边游击区：1934年中央苏区陷落后至1937年年底，闽赣边游击区遭受国民党军围攻，受到严重打击，后由钟德胜、胡荣佳、彭胜标等领导并独立坚持斗争，游击队逐渐又发展至二百人左右，活动的范围包括瑞金县大部、长汀县的古城和四都地区，以及江西省的会昌县、石城县一部。中心区是瑞金大柏地的罗汉岩、武阳、白竹寨和长汀县一带。直到1937年年底，项英、陈毅派陈丕显前往该部，他们才恢复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 闽西游击区：由原红军独立8、9团以及张鼎丞从中央苏区带来的部分难民武装和陈潭秋、谭震林带来的红24师4个连队等部组成，活动于福建省西南部的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漳平、宁洋【今分属永安、连城、漳平、龙岩。】、平和、南靖、长汀、清流、宁化、归化（今明溪），以及广东省的大埔、饶平县等广大地区。三年游击战争中，闽西游击区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军五次残酷'清剿'。闽西游击区在1936年获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将闽西红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 闽北游击区：1934年年底，国民党军占领了闽北大部分地区，并对闽北地区进行'清剿'。由于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部队电台丢失，中断了与上级领导机关的联系。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领导闽北游击队，出没在崇安、邵武、武夷山一带，鼎盛时期人数达到3000人。后在蒋介石的'北和南剿'期间，游击队遭受重大损失，人数锐减为七百人左右。 闽东游击区：原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2团，叶飞为政委；后与红2团、红13团合编为独立师，赖金彪为师长，叶飞为政委，活动在福安、甫屏、改和、松模、庆元一带，整编时有921人，枪五百余支。1936年冬，闽东游击区的范围扩大到南抵福州附近，北至浙江的龙泉、泰顺、庆元，西达闽北政和，东及东海之滨的广大地区。 闽粤边游击区：闽粤边游击队主要由何鸣领导的闽南独立第3团组成，后与红军潮澄饶独立营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支队，主要活动在福建省的南靖、平和、漳浦、云霄、沼安和广东省的潮安、澄海、饶平、大埔等县。 闽中游击区：由莆田工农游击队和福清游击大队整编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由王于洁领导。王于洁被捕后，由刘突军、吴德标领导，并于1937年6月改编为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 皖浙赣边游击区：其前身是方志敏所领导的赣东北（闽浙赣）苏区。1934年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失败后，余部在关英、李步新的领导下于皖浙赣边区坚持斗争。三年游击战争中，特别是在蒋介石'北和南剿'的政策下，游击队损失很大。主要活动在浙赣路以北、鄱阳湖以东的浮梁、婺源、都昌、乐平一带。 浙南游击区：1935年1月，闽浙赣省委根据上级指示以红十军团余部为基础，与闽浙赣军区红30师1团一百余人，组成工农红军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开辟了浙南游击区。游击队主要活动在仙居、天台、新昌、黄岩、温岭、东阳、永康诸县的交界山区。 湘鄂赣边游击区：以原红16师为基础，创建湘鄂赣边游击区，由傅秋涛等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苏区主力红16师受重创，仅剩下1个营的兵力，地方武装也损失甚巨，苏区被分割成11块小游击区。1934年11月，重新恢复红16师，全师曾发展到五千余人，后由于国民党军大举'清剿'，人数锐减。游击队活动于以平江为中心的平修铜、修铜宜奉、浏宜万、鄂东南、修武崇通等地。 湘赣边游击区：1934年8月，红六军团奉命突围西征后，留在湘赣苏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组成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由陈洪时担任书记兼政治委员，谭余保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后经国民党军残酷'清剿'，加之叛徒出卖，湘赣边游击区遭到极大损失。1937年10月，湘赣红军游击队由谭余保、刘培善、段焕竞领导，在湘赣边恢复和建立了明月山、棋盘山、杨梅山、五里山、大平山、九陇山、铁镜山等大小十余块游击根据地。 湘南游击区：主要有彭林昌、谢竹峰、刘厚总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李林领导的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后称湘粤边游击队），蔡会文、陈山领导的湘粤赣游击支队。不久，部队大部损失，余部仍坚持于上犹、崇义、汝城、郴州、宜章、乐昌一带。整编时约三百人。 鄂豫皖边游击区：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离开鄂豫皖地区后，留在鄂东北和皖西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共有二千余人。1935年2月3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奉命重建红28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全军共一千四百余人。1937年6月，红28军转战鄂豫皖边地区，共歼敌18个营、15个连，缴枪四千余支（挺），最多时牵制国民党军68个团。游击队发展到一千余人，便衣队发展到82个、六百余人，活动地域达45个县。 鄂豫边游击区：1936年1月，在鄂豫边区省委领导下成立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为张星江、周骏鸣。该部以桐柏山为依托，承受住了国民党军多次重兵'清剿'，一直活跃在泌阳、确山、桐柏、信阳、新野、唐河等县之间，直到下山改编。 琼崖游击区：1936年5月，冯白驹领导的游击队成立游击司令部；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成立琼崖红军游击司令部。根据地拥有琼文、澄迈、临高、儋县（今儋州）、乐万、琼东、文昌等县。 南方游击队所在区域，靠近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地带，直接威胁着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当然将游击队看做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国共两党决定开始谈判时，中共中央是把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来考虑跟国民党谈判的。与中共的诚心促成国共合作相反，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虽同意与中共进行合作谈判，但他始终不承认南方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停止军事进攻，还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清剿'。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内战基本停止的情况下，南方红军游击队却开始了改编前最艰苦的一段时间。 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正规师、六十多个保安团，对分散在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残酷的'清剿'。国民党军的部署是：除继续以第46师进攻赣粤边游击区，以第50师进攻湘鄂赣边游击区，调集第157、第158师进攻闽粤边和闽西游击区外，还从湖南调第4路军总指挥刘建绪到浙江江山设立'闽浙赣皖边区公署'并任主任，成立以卫立煌为督办的'鄂豫皖督办公署'。1937年4月27日，又设立以刘峙为主任的'鄂豫皖军事整理委员会'。 国民党军队纠集还乡的恶霸地主，对游击区实施连续不断的'堵剿'、'追剿'、'按剿'，烧山、封山、搜山，'移民并村'、平毁大批村庄，成千上万地屠杀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1937年10月1日和12月17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第8区专员公署还下达'对零星红军游击队'剿抚'的训令'和'限期'肃清'零星红军游击队的布告'，要求国民党军队'即派队迎头痛剿而靖地方，并将剿抚情形随时具报','将所辖境内残匪，一律停止收编，并限于月内肃清具报'。【《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海版，第23、42页。】 大多数红军游击队没有巩固的后方，又无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部队得不到休整，得不到补充，不得不长年累月地鏖战于深山密林之中。斗争越来越紧张，困难越来越大。但游击队员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顽强地坚持着斗争，没有粮食就挖野菜、摘野果。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这正是当年游击队生活的真实写照。 南方红军游击队主要领导人项英和陈毅活动的赣粤边游击区，受到敌军第46师的残酷'清剿'。1936年11月28日，国民党江西省第4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为配合第46师的'清剿'计划，扬言从12月10日开始，限期4个月，必须肃清'清剿'区域内的游击队。项英、陈毅带领游击队员在丛山密林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就是在这段时间，身体带伤的陈毅日夜蛰伏在丛莽间达二十多天之久。在苦虑不得脱身的生死关头，他慷慨陈词，写下了豪气冲天、荡气回肠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但就在陈毅留下绝笔诗的当天，敌人未进山'搜剿'，第二天山里也很平静。于是，项英和陈毅预感到可能有了新的情况，后来他们才从报纸上得知发生了西安事变。国民党军第46师急急忙忙从游击区周围撤走了，一些地方武装也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梅山因此而得解围。 诗前面还有一段小序，是陈毅后来补写的：'一九三六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这段小序交代了陈毅作诗时的处境。 西安事变之后，南方红军游击队中洋溢着一种乐观情绪，很多人高兴地说：'蒋介石被抓真是太好了！应该赶快杀掉，用他的血来向全国人民谢罪。''捉了蒋介石，全国人民就可以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也该下山了。'项英并不这么认为。凭着多年的经验，他认识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将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进程，也就意味着抗日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但他又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游击队不能有片刻的松懈情绪，要做好各种准备，随时防备国民党军有可能采取的新的军事'清剿'。 项英的判断是对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可蒋介石却对南方游击区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清剿'。 在赣粤边游击区，第46师又猛扑过来，进行大抄山、大烧山。在获悉国民党军的'清剿'计划后，项英当即部署反抄山、烧山的具体措施。1937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利用共产党的叛徒陈海假传中共中央来人联络，企图诱捕项英、陈毅等人，但陈毅等机智脱险。随后，国民党军第46师包围了项英、陈毅隐蔽的梅岭，整整围困了5天，却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敌人又开始了第三次大规模'清剿'。直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军第46师才停止了对赣粤边游击区的'清剿'。 在浙南游击区，蒋介石将刘建绪调赴江山建立'闽浙赣皖边区公署'。刘建绪就任主任之职后，立即制订了'闽浙赣皖边区绥靖计划'，并调集重兵，在云和县设立'清剿'指挥部，将浙南游击区划为第3'清剿区'，采取拉网推进战术，以及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由外围向中心的逼近包围方针，企图将浙南游击区粟裕和刘英领导的工农红军挺进师向东南紧逼，赶到飞云江以南、沙埕港以北之间的沿海地区聚而歼之。 粟裕、刘英曾于1935年10月率工农红军挺进师一部，与闽东特委叶飞、范式人等领导人在寿宁郑家坑村会合。鉴于当时各自都与党的上级机关失去联系，为了能在战略上互相协调，互相策应，共同反击国民党军的'清剿',成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临时省军区。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加强了对闽东、浙南两个地区游击战争的领导。初期双方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共同反击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后来由于临时省委内部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无法取得统一认识，闽东方面只好宣布退出闽浙边临时省委。1936年秋，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江庆元南阳村约见闽东领导人时，扣押闽东游击区领导人叶飞以及陈挺等人，在押送途中遭国民党军袭击，叶飞、陈挺乘机脱险。这一事件使双方关系完全破裂，给闽浙边地区的游击战争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此后，粟裕和刘英带领挺进师在福鼎的青山岭、李家山、龟仔山以及管阳花亭等地，进行了十多次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重大战果，并在战斗中壮大了队伍。 按照以前的习惯，粟裕和刘英就会带着部队隐藏于大山中，让敌人摸不着，打不到。可是这一次，闽浙边临时省委认为，他们已经呼吁国民党军与红军携手共同抗日，并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闽浙两省各界人民书》，国民党这样的做法只不过是为了在国共谈判时多一些筹码而已。因此，他们决定针锋相对、主动出击，挫败蒋介石的阴谋，不给蒋介石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1937年2月，粟裕、刘英率领挺进师主力一千多人，准备在泰顺峰文对国民党军第80师一个团和浙江保安团等共三千余人进行伏击。双方大战3天，峰文伏击战是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后一次较大的战斗。战斗中，浙南军分区司令员罗连生被俘叛变，再加上闽浙临时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中共浙东南特委书记刘达云也投敌叛变，他们向刘建绪提供了不少情报，把临时省委和挺进师的主要领导及主力部队就在附近的情报告诉了刘建绪。刘建绪认为自己这次立功的时机到了，不断调部队增援，准备包围挺进师主力。幸亏粟裕、刘英及时意识到和国民党军死打硬拼是不行的，很快做出跳出包围圈的决定，并把部队分散，使游击队没有被完全摧垮，但浙南游击根据地却在这次'清剿'中遭到了严重摧残。 在鄂豫皖边游击区，1937年年初，在各级党组织和红28军的领导与斗争下，游击区域迅速扩大到三省边区的45个县，是鄂豫皖边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形势最好的阶段。但'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4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将'豫鄂皖边区主任公署'撤销，成立'鄂豫皖督办公署',任命卫立煌为公署督办，并授予他调整、撤换辖区地方有关官员的权力，以期加强对鄂豫皖边的'清剿'指挥。6、7月，卫立煌将'清剿'重点定在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鄂东北。 国民党军的这次进攻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凶猛的一次，那段时间也是鄂豫皖根据地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苦的两个月。红28军主力在鄂东北一带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部队不断受挫，形势极为不利，许多部队被打散。看着部队受到严重威胁，高敬亭也是心急如焚，怎么办？和党中央的联系早已中断了，不能获得任何指示与帮助。红28军和鄂东北的地方武装虽然受到了较大的损失，但没有丧失斗志，他们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心，依靠根据地群众，孤军奋战。这支英雄的部队顽强地以各种方式和敌人周旋，终于使国民党'三个月内彻底消灭鄂豫皖边区红军'的梦想破灭了。 在闽赣边游击区，中共闽赣省委关于联合国民党抗日的表示与行动，不但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响应，反而面临着全面'清剿'。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委员、抚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先喜、闽北游击区领导人黄立贵先后牺牲，闽北红军游击队由3000人减少至七百余人。国民党粤军3个师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并用的手段对红军游击队发动第5期'清剿'，致使红3支队支队长阙树槐、政治委员邱尚聪等二十余人牺牲。1937年，闽东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的残酷'清剿'和疯狂屠杀，6月5日，闽东第1作战分区军政委员会主席（闽东特委霞鼎办事处书记）许旺，因叛徒出卖而遭杀害。 对于南方的其他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之后也都采取了残酷的'清剿'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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