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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黄有话 1937年12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陈毅带着警卫员宋生发风尘仆仆地从湘赣边来到南昌月宫饭店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办事处留守的曹洪胜立即来到陈毅的房间。 他报吿了一件事：皖浙赣边游击区的李步新、江天辉来了，他们在饭店里已等了十多天了，有紧急的情况要报告。 陈毅不顾旅途的疲劳，连脸也没洗，就来到李步新、江天辉的房间，他们已入睡了。 为了早一点知道皖浙赣边的情况，陈毅不得不叫醒他们。陈毅见他们住在大旅馆里还保持着游击队的生活纪律——穿衣服睡觉，有些感动地说，“你们辛苦了！我是陈毅。” 李步新、江天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一人握着陈毅的一只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个小房间里，陈毅和他们一直谈到天亮。
李歩新、江天辉当时都是皖浙赣边特委和游击区的领导人，3年来，他们和游击队其他领导人熊岗、田英等以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王丰庆为核心，团结战斗，关系一直很好，没有发生什么分歧。 可自从组织部长刘毓标被俘回来后，他们和王丰庆的认识越来越统一不起来了，甚至怀疑王丰庆也有投降变节行为，要和刘毓标一起把游击队拉下山投降。 原来早在1937年2月下旬，刘毓标按照上级指示，带游击队一个连去浙江省南部山区找刘英、粟裕，出发不久，就遭到蒋军刘建绪部队前堵后追。 部队突围到浙江衢县后被打散，刘毓标胳膊负伤，带着警卫员和侦察班长边打边走。3月3日到一个叫姜孟坑的地方，又被地主武装包围。警卫员和侦察班长牺牲。
刘毓标子弹打完后用驳壳枪与敌人搏斗，头部和身上被敌人砍了数十刀，昏死过去被俘。先关在衢县的监狱里，以后又转到刘建绪的剿总监狱。 1937年8月间，浙南红军游击队刘英、粟裕派代表陈铁军与“闽赣浙皖边剿共总指挥”刘建绪的代表谈判。刘建绪的代表提出，要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也派人参加。 正巧，陈铁军在衢县坐牢时，认识了刘毓标，就向刘建绪的代表提出，立即释放刘毓标，让他回皖浙赣边区找游击队领导人参加谈判。刘建绪的代表同意，给刘毓标写了通行证明，让他回来找游击队。 就这样，刘毓标于1937年9月间，回到了皖浙赣边游击区。 为了尽快地找到特委和游击队，刘毓标根据自己过去在这里打游击的经验，在凡是游击队可能经过的路上和驻地，都留下字条。
刘毓标少将 字条内容是，我刘毓标去浙南受伤被俘，坐了半年牢，现在合作抗日，把我放回来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我有要事要详细向特委汇报，望规定接头地点。 每张字条都用绳子扎在瓦片凹处（防止被雨淋湿），吊在路上面的树枝上，人经过时正好能碰到头。 这样，特委在一个来月内，收到了刘毓标好几张内容相同的字条。 开始，特委书记王丰庆召开会议，认为刘毓标是叛徒，活动很猖狂，是想诱骗游击队让蒋军消灭，于是下发了通缉令，要求游击队员在发现刘毓标后，一律开枪将其击毙。 也是刘毓标走运，游击队员们只发现他的字条，就是看不见他的人。 为了诱捕刘毓标，王丰庆又召开特委会，假装派人在舍会山和刘毓标接头。规定他只准一个人，穿白上衣，打黑布伞，不管下雨还是晴天，伞都要打开，否则不与接头。
王丰庆烈士 刘毓标按规定，和游击队接上头，立即被五花大绑带到特委驻地。 刘毓标向王丰庆详细汇报了被俘、坐牢和刘建绪的代表谈判合作抗日的情况，劝王丰庆早些把皖浙赣边的游击队集中起来，下山和驻景德镇的蒋军55师谈判，合作抗日。 开始，王丰庆和特委其他领导人对刘毓标看守很紧，决定如发现蒋军队来剿，就首先枪毙他。结果十来天过去了，并没有蒋军来剿。于是对刘毓标看得松些，只派侦察排长邹志诚一人看着。 后来，特委生活上发生些困难，刘毓标又凭着刘建绪给他的通行证明到山外搞来许多电池、大米、猪肉和衣服。 跟游击队打了3年多的蒋军别动大队还声称，如果游击队愿意安装电话，他们可派人来架线。 这些合作抗日的迹象，引起了王丰庆的深思，感到形势确像刘毓标所说的那样，有些变了。
特别他在蒋军的报纸上，看到项英、陈毅代表分局和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在南昌和蒋军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谈判合作抗日的报导，更使他确信形势起了新的变化。 于是他召开特委会议，提出要把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集中到舍会山来整训，派人和蒋军别动大队、55师联络，谈判下山抗日问题。 谁知这两个问题都遭到特委成员多数人的反对，他们说，羊和狼永远不能合作。蒋军要和我们谈判，欢迎我们下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们是看武的消灭不了我们，又想用文的骗我们下山，吃掉我们。 都湖彭（都昌、湖口、彭泽）地区游击队负责人、中心书记田英，甚至由此对王丰庆5月被俘提出了质疑，怀疑他可能受了蒋军的收买，才提出集中游击队、下山谈判这两个问题。 所谓王丰庆5月被俘，是指1937年5月，王丰庆带特委独立营去都湖彭游击区与田英汇合。在江西乐平县打英国人开办的明山煤矿时，被蒋军队包围。独立营被打散，王丰庆带秘书和警卫员隐藏在山上。 后来秘书叛变，带蒋军55师把王丰庆抓到景德镇。55师师长听说把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的政委抓住了，十分髙兴，想利用王丰庆对游击队进行“招安”。 王丰庆说：“我可以上山找游击队，但跟的人不能多，最多一个排，而且进山后一切都得听我指挥。”55师师长升官发财心切，就答应了王丰庆的要求，派一个侦察排跟随王丰庆进山。 到了里山，王丰庆又对敌排长说：“30人上山，目标大，游击队发觉了就会转移。请派两个人跟我上山，其他人就埋伏在这一带路口上吧。”
敌人差不多都吃过进山“清剿”的苦头，听王丰庆一说叫他们留下，无不说好。但敌排长犹豫不决，王丰庆就说：“如果排长信不过，那我们就一起上山。” 士兵巴不得排长走，就一起给排长带高帽子，又挑了一个大高个侦察兵陪他去。就这样，王丰庆在敌排长和大个子侦察兵的监视下上了山。 说来也巧，王丰庆一上山就碰上了都湖彭红军游击队，田英带着几个队员老远喊着“王政委”迎了过来。 等他们快到面前时，王丰庆猛地扑向敌排长，边夺驳壳枪边大声喊：“他们是白匪，快开枪打死他们！” 大个子侦察兵见势不妙，一个驴打滚向山下逃走，敌排长被打死。王丰庆、田英立即带着游击队转移到另一座大山上去。 对王丰庆被俘逃出这件事，过去特委成员和游击队干部战士谁也没有怀疑过，都为他安全脱险而高兴。后来发现他对被俘归来的刘毓标越来越信任，又提出集中下山的主张，其他特委委员就怀疑王丰庆很可能有问题。 王丰庆1927年就参加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暴动，年龄虽然30岁不到，但革命斗争经验很丰富。他意识到一些人对他的怀疑，如果自己再坚持集中下山的主张，就可能导致特委领导层的不团结，甚至造成游击队的分裂。 于是，他提议派人去南昌找项英、陈毅，请示分局后再作决定。特委会议决定中心县书记李步新（建国后担任中组部副部长）和婺源县委书记江天辉（建国后担任江苏省工业厅厅长）去南昌请示。
晚年李步新一家 李步新和江天辉汇报后，请陈毅抽几天时间，到舍会山给特委成员和游击队战士当面作些指示，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听着汇报，陈毅就很快抓住了皖浙赣问题的特殊性——集中下山问题和叛变嫌疑问题纠缠在一起，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王丰庆、刘毓标的问题，才能使集中下山的工作顺利进行。 陈毅说：“我刚从湘赣边回来，有几件事还要和熊式辉打打交道。明天你们两人去各买一套新衣服，穿得这样破旧不便工作，后天我们一起走。至于王丰庆、刘毓标被俘的事，就由分局直接处理吧，你们回去告诉特委成员，不要再议论啦。这是关系到一个同志的重大问题，不可没有证据的乱怀疑啊！” 陈毅在李步新、江天辉的陪同下，乘汽车先到景德镇，接着又到瑶里。陈毅让李步新、江天辉先回特委。陈毅在瑶里同蒋军别动大队谈谈，联系游击队下山后的驻防和供应等等。
从瑶里到舍会山特委驻地有四十多华里，一路全是高山野林。陈毅上山那天，王丰庆派侦察排长邹志成（建国后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带人到柏树下（地名）去迎接，以策安全。 下午3时，陈毅坐轿而来，遇到邹志成，即下轿步行。陈毅戴黑色高顶毡帽，穿毛蓝布长袍外罩青色马褂，布鞋白袜，和邹志诚等边走边谈。 邹志成告诉陈毅，舍会山是皖浙赣边区大山之一，山下住着十几户人家，属安徽省祁门县管。以前蒋军常来“清剿”，最近，自从刘毓标上山后，他们就没有来打过。为什么？邹志诚说不清楚，只听说和蒋军不打啦，要合作抗日啦，游击队也要下山改编。 陈毅问：“你说这样好不好呢？”
晚年邹志成 邹志成答：“别动队就住在瑶里，跟我们打了3年，天天喊着叫我们下山投降。现在又叫下山改编……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我们不投降，再打3年也不投降！” 一路谈着，陈毅感到游击战士们革命立场坚定，但认识比较模糊。上舍会山，一方面是正确处理被俘问题，另一方面还是教育干部战士正确掌握党的抗日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两者互相促进。 当天晩上，陈毅就参加皖浙赣边特委扩大会议，听取情况。第2天，他结合皖浙赣的具体情况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报告。他表扬了皖浙赣特委3年来领导坚持游击战争，保持了革命支撑点与革命武装力量的重大成绩。他又引导大家展望抗日战争的光辉前途。 这种从战略策略高度来讲合作抗日的深刻生动的报告，使与会干部打开了眼界。
陈毅考虑到王丰庆、刘毓标被俘的问题还没有经过正式的组织审查，又考虑到游击队在集中下山的时期必须保持团结和稳定，就建议皖浙赣特委，游击队的领导人暂不变动。 特委扩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并通过了将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江西省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的决定。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王丰庆请陈毅给游击队和特委机关工作人员讲话。一百多人整齐地坐在长满野草的休耕稻田里，对分局代表给予热烈的欢迎。 陈毅讲话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却给大家很深的印象。他首先说：“我同你们一样，同蒋军打了3年游击战争，吃尽了苦头。现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项英同志已率领部队下山同蒋军合作抗日，你们也要服从命令。”
陈毅接着说：“过去我们喊两个口号，第一是打倒老蒋，第二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现在我们喊一个口号，叫做合作抗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有人问合作是不是投降？不是。合作就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过去3年那么苦，我们都坚持下来，没有投降。现在形势好转了，我们还会投降吗？” 陈毅提高声音说，“就是合作，我们也要保持独立性，蒋军想以合作来改编我们，那是不行的，办不到的。将来成立连营团师军，战士要是我们的战士，干部要是我们的干部，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陈毅的讲话，给游击战士们打开了心灵上的窗户，他们顿时心明眼亮，担心和顾虑消除了，不久，他们就跟随特委愉快地下了山。 就在这天傍晚，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从南昌赶来，说闽北的黄道派人来了，请陈毅去闽北游击区一趟，传达关于合作抗日精神，动员游击队下山。
陈毅在去闽北之前，曾找刘毓标谈过一次话，仔细听取了他去浙南被俘，蹲监狱，回来找特委等情况。 刘毓标讲完，陈毅开门见山地说：“你是个革命老资格，又当了几年组织部长，我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组织上的审查。据我看，你这段历史问题，是两头清楚（指去浙南和返回找游击队），当中还缺少证据，还要继续审查，希望你把刚才讲的写成材料交给特委，他们会转给我的。在你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以前，不能恢复你的组织生活和职务。我已经给王丰庆讲了，让你在游击队里做些抗日宣传工作。” 对王丰庆被俘问题，陈毅虽然未找他谈，但对他的言行已经进行了考察。 王丰庆打仗勇敢，原则性、政策观念很强，处理问题稳重，善于团结群众，干部战士对他很信任，可以说他是皖浙赣边游击队的精神支柱，对这样的干部，怎能凭一点怀疑就下结论处理呢！
石屋坑是皖浙赣边游击队司令部所在地 可是，1937年12月下旬，陈毅从闽北回南昌后，之前和王丰庆一起出击浙南被打散的特委独立营教导员杨汉生特地来“申冤”，说他的弟弟和书记王丰庆一起被俘，被蒋军枪杀了，而王丰庆不但没有被杀，连他的表弟也被安全放回来。 杨汉生言语中饱含激愤，大骂王丰庆在被俘时当了叛徒，出卖同志。他还讲到，皖浙赣边游击队得知此事后，很多人强烈要求枪毙“大叛徒”王丰庆、刘毓标，不然拒绝开赴前线抗日。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感到让王丰庆继续在皖浙赣边特委做领导工作已不太适合了，但枪毙一事要慎重，人死了不能复生，再怎么平反都没用了。 于是，陈毅于1938年1月初第2次来到瑶里，开了3天特委会，改换了特委主要领导人，由李步新负责特委工作，并传达布置了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意图。
对王丰庆和刘毓标，陈毅说服了游击队和特委其他领导人：“王刘二同志叛变证据不足嘛，如果他们真当了叛徒，根据地早就被没了，你们还能下山改编吗？” 不过由于带着“大叛徒”的帽子，当时新四军没人敢要他俩，陈毅认为这两位同志是久经考验的老红军，又有能力，于是拍板：“这两人我全要了。” 新四军一支队成立后，陈毅任命王丰庆为民运科科长，刘毓标为总务科科长。 后来皖浙赣边特委的许多同志反映，陈毅对王丰庆、刘毓标问题的处理是十分正确、非常妥善的。既挽救了他们两人的政治生命，更巩固了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 这支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2团3营，在东进中打了不少硬仗，为抗日立了许多战功。今天北京卫戍区某部就有该游击队的血脉。
新四军一支队东进到江苏南部茅山地区后，抗日局面很快打开，王丰庆任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地区特委书记，1940年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刘毓标也历任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1955年获授少将军衔，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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