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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起墨西哥“鹰洋”虽逐渐取代西班牙“本洋”，成为中国内陆流通最广的银元，但尚未完全站稳脚跟。香港因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开埠以后并没有专用货币，一直沿用内陆流通的各式货币。1859年港督罗便臣上任后，为推广香港贸易及取代来源不稳定的鹰洋，积极争取在香港发行货币，除了在当地使用，也着眼于内陆的银元需求，于是专门为此试造了两种龙银。 “上海壹两”的来龙去脉 香港造币厂在罗便臣的策划操办下，向英国购置机器于1866年5月7日正式开张。港厂规划之初，原本是想以该厂制造的银元占地利之便来取代墨西哥银元，但港府错估形势，未考虑到民众倾向使用熟悉的货币，对新制的香港银元并未全盘接受。这座耗资45万元的造币厂营运后恰逢景气低迷，月收入只有1万元。当新任港督麦当奴了解到这座造币厂的规模远超出其自身需求时，就想把产品卖到内陆，并企图垄断市场以谋取最大利益。 1867年香港造币厂刻模试制了一套样币，为了更容易使中国政府接受，正面采用象征中国帝王的龙纹图案。同时考虑到上海是重要新兴港埠，以为采用上海平法有助销量，因此文字使用“上海壹两”，可能是错认上海通用的银元含银九八，故将成色定为98.2%；其重量则采用相当于漕平壹两的566格令（合36.67克）。背面为英国王室及嘉德勋章图案。样币送了一组到北京但未被认可，此套样币泉界习称“上海壹两”。钱币界最早对其进行考证而有具体结论的是中国机制铜币大师伍德华。他在1922年便开始注意此币，至1937年在上海《中国杂志》上发表研究心得，其间除了向前香港造币厂雇员探询外，也亲至北京英国使馆及英国伦敦外交部寻找档案，前后费时近15年。他的结论是“上海壹两”是误写，应该是“壹上海两”；“上海”一词是称量单位而不是地名，即其本意是“漕平壹两”，并非只是在上海行用。伍德华也指出，所谓“上海工部局委托制造”之说不正确。 “上海壹两”产生的背景，是香港造币厂在为其产品谋求出路。为此香港总督麦当奴在1866年8月及11月两次去函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经其向总理衙门的恭亲王请求后，海关同意缴税时比照本洋、鹰洋接受香港银元，但实际使用数量太少于事无补。因此，香港造币厂厂长乾打请新上任的雕刻师史特担纲试制针对内陆市场的“上海壹两”。1867年3月先送正面铅样给港府参考，报告中说明“背面模具已在最后修整阶段，以及二钱的设计较简略谈不上艺术，以便快速雕模生产……”云云。同年5月11日送壹两币11枚至北京，没有提及二钱；但在香港造币厂第三季报告书中记载有壹两模具正二背一，二钱模具正背各二，显示后者模具是在8月至10月间完成的。
网络配图 1867年上海壹两有射线版银币样币
网络配图 1867年上海壹两无射线版银币样币 “上海壹两”系列银币共3种版式，其中壹两2版、二钱1版。无外射线版壹两及二钱未获批准。有外射线版壹两当时曾批量生产，但随即依令销毁。 “关平壹两” “上海壹两”推行失败后，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认为采用上海平法徒然划地自限，应采用海关平法为宜。他还亲手绘制草图，除龙纹图案外全部使用汉字，如“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等，并将此建议提交港府。币模由英国皇家造币厂雕刻，1867年底至1868年初制成“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5枚一套的样币送至香港。 但因阿礼国在1866年12月致港督麦当奴的回函中，曾提到清廷由于不久前未能顺利发行咸丰大钱，故预期银元的推广发行也会遭遇困难，因此兴趣索然。阿礼国就呈送“上海壹两”样币之事与恭亲王会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再去函港督，指出有关香港造币厂及其产品的推广事宜在最好的气氛下尚无法谈妥，故认为没有继续的必要。港督以清廷对机器制造之任何形式银元的提案都没有兴趣而决定关闭香港造币厂，最后整厂卖给了日本，后者以此成立了大阪造币局，“关平壹两”制发一事因而不了了之。 如果用“漕平壹两”及“关平壹两”来依序排列香港造币厂为自身存续而努力试制的这一系列样币，其演变即有了合理的解释。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藏有“上海壹两”样币1枚及“关平壹两”的全套样币5枚、币模及设计图，是香港造币厂前厂长乾打过世后，其家人于1888年所捐赠的。惟由于以往信息不发达，国内泉界几乎无人知悉，而“关平壹两”币面上又未注明年份，事过境迁考证不易。所以，这是一套极富故事性的珍稀钱币。
网络配图 1868年中外通宝关平银壹两试铸样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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