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阳(楚都丹阳)

楚族作为一个民族应该由来已久，可能在时间上要早于西周，但楚作为一个国家，则是崛起于西周，强盛于春秋战国，衰亡于战国末期。当其全盛之时，曾执霸主牛耳，其问鼎中原之实力，令周天子心惊肉跳，让诸侯国退避三舍。到战国时，天下虽然出现“七雄”纷争的局面，但真正强大者唯秦、楚两国而已。以前人们都以为，楚国最为辉煌的历史发生在江汉平原，但自上世纪70-80年代，考古界对湖北江陵纪南城的多次发掘，确定了该城实为战国时期所建，说明楚国定都于此只是其800余年历史中的一段而已。那么，春秋时期的楚都究竟在哪里？成为我国历史学界和考古界长期难以解决的重大疑案。

据战国时史官所撰的《世本》一书记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鬻熊是楚人始祖祝融的后裔，在殷商衰落周族兴起之际，他率族投奔周文王姬昌，曾担任“文王之师”，史称“鬻子”。到鬻熊的曾孙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而“丹阳”究在何处？一直是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长期争论的热点。一说在今湖北秭归，一说在今湖北枝江，或说在今湖北南漳一带，或称在今河南淅川，但均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文化遗存铁证，而且根据近些年学术界研讨的情况分析，上述说法也确有诸多难以圆通之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著名荆楚历史地理学者石泉先生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率先提出“熊绎所居丹阳城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的新观点。其理由是：①《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绎既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在荆山脚下。《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所记周瑜就曾说过：“昔者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说明熊绎受封之始就居于荆山旁边。而在今商县附近，丹江上游一带，古有楚山三座(秦王山、刘岭、商山)，楚水二条(南秦河、三十里铺河)。另外，丹江上游北部偏东诸水源中，又有名荆水和大荆川、西荆川者。而且这些楚山楚水早在魏晋六朝时已见于文献记载，其历史渊源之久，可以想见。“荆”、“楚”二字，上古通用，则楚山亦可称之为荆山。而荆山脚下，正是商州之所在的“丹江之阳”河谷平原。这同商末、周初楚人早期活动的场所，熊绎所居的“丹阳”和“辟在荆山”的地望与名称皆能相合。②商于道又是逾秦岭、蓝关，通往关中平原、西周王都的大道，正符合西周初年周、楚交往较密的史事。③西周初年，熊绎所居的丹阳地理环境较为艰苦，近旁有高山，荒芜偏僻，但也应有一块比较平坦的土地。较之淅川来说，今陕西商县其自然环境当更相合些。另外，商洛特产中也盛产楚人当时“以供王事”的“桃弧棘矢”(弓材)和用以滤酒的“苞茅”(龙须草)。因此，似可认为熊绎所居的早期楚都丹阳，宜当在此。(以上观点摘自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一文，原载《江汉论坛》1982年第三期。)周昭王时，屡次出兵南征，迫使楚人沿丹江河谷下徙。下到周夷王以前数十年间，楚人终于在丹江下游(今河南淅川县境)的“丹、淅之会”，建立起了新都。按照中外历史上地名随人迁徙的惯例，新都仍称作“丹阳”，“荆山”之名也随楚人的实力所及越过汉水，移植于汉水西南今湖北南漳西北的八十里左右处。

因循石泉先生的思路，周光林、郭云进两位学者认为，周王朝之所以封鬻熊、熊绎的部族为“楚”，当与其居住的地名有关。《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命之氏”。意思是说，周天子封建诸侯，根据出生地而赐给姓，根据分封土地而称氏。楚国之所以得名为“楚”，当渊源于丹阳附近这些楚山和楚水(详见周光林、郭云进：《楚都丹阳地望新探》，原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出版)。

楚人居丹阳时，属立国之初，地僻民贫，势弱位卑，因受艰苦生产条件和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只能“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不可能缔造出自己比较有特色的文化。同周边小国的文化接触也不多，因而当时它的文化主要是受周文化的薰陶和影响。直到春秋中期，楚方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以一种完全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历史屏幕之上。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通过1996年发掘的丹凤县巩家湾遗址，和1997-1999年发掘的东龙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群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中得以证明。例如：上述遗址出土的陶鬲皆与周文化陶鬲有着显著差别，而与湖北真武山遗址所出土的西、周中晚期楚式鬲比较接近。园肩浅腹盆和带箍的矮柄豆也同时表现出楚商邑的物质文化遗存特点。战国中期以后，丹江上游的楚文化逐渐被秦文化所取代，造成这一文化变迁的历史原因，当与秦孝公十年“城商塞”，二十二年又封卫鞅于商等历史事件密切相关。

据刘玉堂（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少华（师从石泉教授，长期从事楚文化的研究与探索）的研究，古“丹阳”位于今湖北西北部保康至南漳荆山一带。《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有楚右尹子革回答楚灵王的一段话：“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供王事”。熊绎既建都于丹阳，又“辟在荆山”，可见丹阳距荆山应不太远，甚至可以认为丹阳就在荆山脚下。

而楚史学界一般认为荆山是在古南漳以西八、九十里之处（今湖北保康县境内）。《续汉书·郡国志》引《南都赋注》说：“汉水至荆山东，别流为沧浪之水。”《水经注》引《地说》：“（沔）水出荆山东，南为沧浪之水，最近楚都。”沧浪之水即今襄阳市以西、上至均县、老河口一带的汉水河段的别称。按这两段记载表述的荆山和汉水的地理位置，荆山必定在南漳西北。唐《元和郡县图志》到清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都把荆山定在今南漳县西北八九十里处。如《水道提纲》说：“《禹贡》荆州之荆山，在（南漳）县西北八十里，漳水所出，即今清凉河也。”这就说明古荆山与漳水源都出自今南漳西北八十里处，即湖北保康县境内。

此外，《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望地”，古代指帝望之乡，也就是都城。用科学的态度理解，楚人的都城在“沮漳”与“汉江”之间的地带，这一地带恰好又处在保康至南漳的山区。“江”指汉水，漳水发源于保康境内的荆山北麓，沮水又发源于景山，景山在荆山西南，两水在南漳县境内汇合，形成沮漳水。有了“沮漳”二水和“荆山”作为地理参照物，楚之帝望“丹阳”便可基本确认为今天湖北保康境内。根据王生铁（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人2013年以来对保康县马良镇重阳村的考古发掘，以及周边地理地貌的勘探分析，可以推测这里可能就是古“丹阳”之所在。

楚人本是中原部族，殷周之际南迁到丹阳，即今西峡、淅川、内乡一带。《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对于“丹阳”的地望，历代学者意见虽多分歧，但多数人认为处于今河南省南阳市的西峡、淅川一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楚怀王十七年，秦人“大破楚师于丹、淅”。《索隐》说：“二水名。谓于丹水之北，淅水之南。丹水、淅水皆县名，在弘农，所谓丹阳、淅。”《索隐》所说的“丹水”即丹水河，发源于西峡县丹水镇孤垛山南麓，在西峡县回车镇屈原岗村李楼注入七峪水库。“淅”即古析水，今名灌河，是西峡境内的主要河流之一，自古为西峡通丹江、达汉水的重要水路。古人对地名的命名惯例，山之南、水之北为“阳”，丹阳是位于丹水之阳的城邑。

西峡一带有楚方城的遗迹。关于楚方城，《国语·齐语》说：“遂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韦昭注：“方城，楚北之厄塞也。”现存楚长城东靠桐柏山，南临江汉平原，西依秦岭，北邻伏牛山脉，整体轮廓呈门字形。与此相关联，内乡、西峡一带还有长城河、长城驿、长城铺等地名。

楚人“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左传》载楚臣屈完语)，从西峡一带发展到整个江汉平原，并逐步向东、向南扩张。在其鼎盛时期，楚人曾饮马黄河，问鼎中原。到了战国时期，楚人与崛起于西方的秦人发生冲突，由此产生了影响中国先秦史发展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楚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原文化中的先进因素，吸收、整合所扩展地区各部族的文化因子，从而形成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楚辞及其代表人物屈原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

南阳市淅川县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楚国第一个都城所在地，已发现春秋时期楚国的古城址13处，古墓群5000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在这里出土的铜禁将我国熔模铸造工艺的历史提前了2000多年。库区上游的荆关镇有我国北方13个省市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五里长街、山陕会馆、法海寺等古建筑，下游保存有河南省最完好的唐代壁画。

库区淹没的腑地就是楚国的古都丹阳。屈原流放时在这里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国殇》里描写的秦楚丹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水库岸边有春秋战国古墓群，发掘的出土文物编钟座楚墓中出土的7000余件珍贵文物记载着顺阳川的昔日繁荣，其中楚令尹子庚墓中出土的编钟是全国出土编钟于青质最好的一套。彼定为国玉的铜禁，府排萧等文物，反映了几千年前这里的悠久历史和文明盛况。这些文物在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地展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丹江岸上河南省四大古刹之一的香严寺又给游览区镶嵌上了一颗灿烂的明珠，雄伟的古代建筑群，从山腰到山脚隐于古柏绿树之中，幽雅神秘，处处藏秀。在丹江沿岸约4公里内就有20余处文物景观，帖山下小岛上的龙剿寺。曾是宋代大学士欧阳修的读书处。还有下王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丫杨河古墓、丹朱家、杜湾洞穴蛇山、龟山、磊山等。众多的文物古迹和自然景观融汇在一起，使丹江更加神秘瑰丽。

根据以上史料和专家考证：南阳市淅川县是楚国始都丹阳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