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刑辩计划实习记（上）

夏日windy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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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刑辩计划实习记

张召怀

从七月份开始，倏忽间两个多月过去了，实习将告一段落。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同样，未经总结的实习可能也是白来一场。在实习行将结束之际，我想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是给大案刑辩实习计划一个交代。

这份实习来得很偶然，并不在我的计划当中，但真刀真枪体现刑辩的想法我早已埋下。刚好在四月底那会儿，我在朋友圈看到了“大案刑辩实习计划”的推送，感觉很新奇，因为各大求职公号中看到的多是非诉类实习，民商事诉讼类的都很少，更别提刑辩类的实习了。于是我就点了进去。导师团里名律云集，其中便有周泽律师。对周泽律师慕名已久，在朋友圈转发中时常能看到周泽律师的名字，口耳相传间多是美誉之词。考虑了时间安排后，我就打定了主意，报名这个计划。

那时临近五一，我已经安排了去敦煌出游的计划。尽管时间很赶，但想着机会难得，怕过了这村就再没这店，我就赶紧按照公号上的要求，准备了简历等材料，发到了徐昕老师的邮箱（当时凭着一股“非周泽律师不可”的执拗，冒着可能被淘汰的风险，我在邮件中注明“报周泽律师-不服从调剂”），接着我就匆匆出发前往火车站。原本以为在五一假期后才会收到回复，没想到的是，发出邮件不久，我便收到了杨扬的邮件，告知我通过了初审并发来了笔试题。随后通过了笔试，杨扬给我发了周泽律师的微信，并说了些鼓励的话，之后我就和周泽律师联系上了。因为当时在外旅游，征得周泽律师的同意，我在五一假期后到泽博所参加了面试。面试时周泽律师和我聊了职业选择和刑辩概况，同意我在这里实习。学期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了这段旅程，对周泽律师的称呼也就变成了周老师。

实习伊始，周老师让我看看之前所里办的系列案子，包括张耒案、陈哲宇案、杜宇平案和正在伸冤的陈国清案。通过看这些案子的案卷材料及律师制作的文书，来了解办案的整个过程：从接到案子后，如何处理这些案卷？在推进案卷的过程中，要制作哪些文书？各种文书应该怎么写？随后我自己开始动手做阅卷笔录，周老师让我也试着写辩护意见。就在这实践过程中，我逐步有了一些感悟。

第一部分 具体的技能篇

一、阅卷

处理案卷

我一开始是按照案卷材料本身编排的顺序，依次看下来，并随手摘录信息，形成一份阅卷笔录，之后再来加工：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案件发展的时间简表，这样可以大致看出来侦查的整个脉络和证人证言的变化情况，进而在宏观上发现证据之间的联动关系，比如某一个证人的证言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和其他证人的证言变动是否存在关系，侦查补充的证据是为了说明什么问题，弥补之前的哪些漏洞；二是对比分析证人证言的内容及其和其他证据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矛盾，对于模糊之处再回头去看原始案卷。

后来周老师以杜宇平案为例，教我怎么拆分案卷材料。杜宇平案是一起被控受贿的案件，涉及16桩行受贿的事实。对此，一方面可以按照起诉书上指控的顺序，针对每一笔行受贿事实，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夹，把相关的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整合在这个文件夹中，然后以证人为单位，把每一次证言都以询问时间进行命名。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人的每一次供述可能会涉及多个案件，前后也存在多次翻供的情况，因此可以单独建立一个“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文件夹，避免破坏供述之间的关系。当然，为了便于之后写辩护词引用证据，进行文件夹命名时最好把“第几卷”给标注出来。这样一来，既有助于对比分析案卷的证据材料，在举证质证时也可以快速定位证据位置，便于查阅相关材料。

后来在反复做的过程中，我愈发地发现，每一次阅卷最终都绕不开分解案卷这个过程，即便事先把原始案卷通览了一遍，事后还是需要把这些案卷拆分开，然后再进行对比分析。因此，在处理类似案件时，不妨首先就按照这个模式把案卷进行一次拆解，然后再来做阅卷笔录，或许效率更高。

另外，在处理案卷时还可以做一个小工作：在法院阅卷拍下照片后，命名一般是“DSC04306.JPG”或者“thumb_IMG_20170301_113342_1024.jpg”，命名太长不够清爽，之后要找案卷第几页的时候也不太方便；因此在拿到案卷后，不妨以案卷中的页码对这些照片进行重命名，这样方便事后查找。

制作阅卷笔录

『做阅卷笔录需要做这三个方面，一是找出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用于举证之需；二是找出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和证据，寻求破解路径，作为质证之需；三是找出程序违法事实和证据，用以攻击控方，动摇其指控的正当性。』

后来碰到了一个案件，案卷材料不多，包括程序卷在内总共有7卷。我一开始还是边看卷边进行原文摘录，结果做了一份三万字的阅卷笔录。意识到内容太长、不方便查阅后，我又按照时间顺序做了一个时间简表，用自己的语言对笔录内容进行了总结概括，将字数缩减到了5千。但除此之外，并没有进行其他的处理。将这两份文件发给周老师后，周老师回复说：“做阅卷笔录需要做这三个方面，一是找出证明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证据，用于举证之需；二是找出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和证据，寻求破解路径，作为质证之需；三是找出程序违法事实和证据，用以攻击控方，动摇其指控的正当性。”

这给我提了一个醒：做事之前要想想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在考虑清楚目的后，再以目的为指引，合目的地制作相关文件；没有搞清楚目的，那就是“盲目”。以制作阅卷笔录为例，简单进行案卷摘录只能让自己熟悉案卷，除此之外别无助益。相反，牢记上述三个方面的目的，按照起诉事实和指控逻辑进行分类整理，这样既能让自己明晰全案的证据情况，为后续写辩护词打下了基础，又便于团队其他人对案件形成一个直观的认识。

二、同步录音录像

『在听同步录音录像时，尽可能把一系列不正常的东西给记录下来，用以说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的存在，论证相关供述的不真实性。』

除了阅卷外，另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看同步录音录像。询问笔录有时会存在半小时做了5页乃至10页笔录这种的情形，或者这份笔录和上一份笔录的内容基本一致，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据此基本上可以肯定笔录是事先形成的或者说复制的。通过观看同步录音录像，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发现这些问题。

有时候录音录像的音质不好，比较嘈杂或者声音较小，加上许多地方口音和方言，听起来往往有些吃力。在遇到一些人名、地名听不清的时候，可以先进行“音译”并在后面标注（音）。当然，这些情况可以通过阅卷和熟悉案卷材料来得到极大的改善。近期在听某案的同步录音录像时，一开始总是磕磕绊绊，许多地方听不大清楚，这时才发现不仅外文听力很难，中文听起来也不简单。但是，当熟悉了案卷材料再回头听时，发现之前很多奇怪的发音都能知道是啥意思了。

通过看一些听录音录像的范例（比如任星辉律师给我们发了之前黄佳德律师做的听录音录像的范本），结合所里师兄的指点，以及周老师对照我们做的文件再听录音后指出的问题，我总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点：

第一，关注录音中实际开始讯问的时间和结束时间，这样可以确定实际讯问时长，进而和讯问笔录内容长短形成对比。

第二，听录音录像时可以每隔一定时间（如三分钟或五分钟）进行标记，以方便定位相关内容。

第三，关注讯问的过程，是否从犯罪嫌疑人进入讯问室或者讯问人员进入其住处时开始录制，至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字、捺指印，离开讯问室或者讯问人员离开犯罪嫌疑人的住处等地点时结束？（以此可以合理怀疑在录像之前或之后是否存在刑讯、恐吓等行为）是否存在讯问人员中间离开，只有一个人讯问的情况？（记录下来什么时候离开，什么时候回来）是否存在肢体威胁、言语恐吓、诱导提示等情况？

第四，是否存在讯问时侦查人员没有动手记录的情况？

第五，是否存在诱导性讯问？在出现前述问题时可以记录下相应的视频时间，便于之后制作法律文书时引用。

第六，对比录音录像文字和侦查讯问笔录，看有哪些内容是笔录中没有记录的，哪些内容是断章取义或者歪曲乱记的？

总之，在听同步录音录像时，尽可能把一系列不正常的东西给记录下来，用以说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违反法定程序行为的存在，论证相关供述的不真实性。

『牢记辩护的角色定位，给每一份材料都注入辩护的理念』

做的同步录音录像文件最终都会以证据的形式提交给法庭。除了极个别的“豪放派侦查官”，讯问人员基本上不会在同步录音录像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大喊大叫、拳打脚踢，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把犯罪嫌疑人搞服，进行了精心地预演；尽管常常会存在指供诱供的提示情形，但即便如此，如实记录下来的同步录音录像文字仍然冲击力不够，将这样的材料提交上去后，只会让法官觉得稀松平常，没什么毛病，至多不过是瑕疵而已。

在这种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在文字稿的前面总结出录音呈现的问题，还应当交代“故事”的背景，给录音文字注入灵魂，让整个讯问过程变得丰满，使文字内容更加鲜活。比如，根据案卷材料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在凌晨就已经被带到了侦查机关，一直到当天晚上才做了一份笔录，那么中间这些时间都做了什么？在这份笔录之前，犯罪嫌疑人已经翻供，那么这次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再次招供？等等。把这些前因后果一一交代后，法官再来看这份笔录时就不再是个局外人，笔录内容的含义也就大不一样了。

推而广之，制作其他文件也是一样。用周老师的话来总结就是，一定要记住，给公检法提交的每一份材料，都是辩护意见。因此，要牢记辩护的角色定位，给每份材料都注入辩护的理念。

三、辩护词

『勤思考、敢尝试，不要囿于传统，循于习惯，相反，要把每个案件作为一次自我提升的挑战。当然，尝试有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可能来得很快。』

在实习期间，我一开始是在观摩大家写的辩护词。还记得詹肇成案开庭回来后，周老师把我们聚拢到他的办公室，探讨辩护词的谋篇布局；周老师告诉我们他最近在反复琢磨这个案件的辩护词的写法，按照传统的模式，通常是先写程序问题，后写实体问题；写实体问题时，以指控的事情为单位，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依次展开，逐一分析；以受贿为例，通常是按照每一笔行受贿数额进行分析；周老师写的杜宇平案辩护词便是这种类型的典例。在詹肇成案中，继续采取这种模式也并非不可，只是会遇到以往同样的问题——对同一份证据进行反复引用，显得有些繁复。这正是周老师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考虑的结果便是如今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詹肇成案辩护词。

詹肇成案看似一个妨害作证指控，实为九个——公诉机关指控詹肇成律师分别妨害了九名证人作证，每一个指控均可以独立构成妨害作证罪，只不过是同种数罪而已。若依往常，则应该以指控罪名为单位，各个击破，对每一起指控进行事实分析和法律定性。但这种势必会对一些证据（如詹肇成本人的供述与辩解、刘勋的证言和王霞的证言）进行反复援引，对比分析。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周老师的这份辩护词打破了以往的模式，按照“证据-事实-法律定性”的结构，没有逐一分析每一桩妨害作证指控，而是以证人为单位来展开，通过分析每一个证人证言，最终得出一个较为可信的事实真相，进而对这个事实真相进行法律定性，得出詹肇成无罪的结论。论述完实体问题后，再来剖析案中所涉的程序问题，既揭露了程序违法行为，又强化印证了无罪结论。完成前面的个案分析后，最后进行个案反思，升华本案的意义，同时进行感情的呼吁。

作为一个旁观者，周老师写这份辩护词的心路历程给了我很大启发，那就是要勤思考、敢尝试，不要囿于传统，循于习惯，相反，要把每个案件作为一次自我提升的挑战。当然，尝试有可能意味着失败，而且可能来得很快。

『辩护词要做到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辩护意见一二三四，便于法官引述和评价辩护观点，切忌让法官去归纳律师观点。』

不久后，周老师交给我一个案子，让我尝试写一份辩护意见。想着周老师写辩护词的精神，我备受鼓舞，暗暗下决心要把这份工作做好，但看着前面这座高峰，心里也压力倍增。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相比于周老师之前办的一个同类案件，这只是个简化版；因此，本可以依葫芦画瓢，按照老师在那个案件中的辩护词来写就行；事实上一开始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老师在前面提出的问题——证据反复引用，当然这个问题在手头的案件中影响不太大，让我萌发改变的想法的是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不够奇葩”，当我和所里的师兄讨论这个问题时，直观上都会吐槽法院认定的事实太奇葩、违背常识与逻辑，但在我写的辩护词里，这个奇葩点会被淹没在文字堆里，不够显眼。二是“被告人供述的关联性”，本案涉及两起指控，被告人对其中一起指控坚持认罪，直到庭审时才完全翻供；侦查机关似乎一开始就为此做好了准备，在讯问被告人时，侦查机关对每一起指控事实进行了分别讯问，制作了两份讯问笔录；假如按照每一项指控分别论述，对翻供的那一项比较好说明（供述反复，且存在刑讯逼供的嫌疑）；但对于未翻供的指控则有些困难，若直接援引翻供部分的分析，以刑讯逼供为由否定这份供述，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总感觉这样力度不够。考虑到这两份笔录是在同一讯问环境下做出来的，我感觉可以进行关联分析，通过论证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进而同时否定两份供述。

正是因为这种困扰，在写了近两万字后我就没有继续往下写，背起书包去了地铁，在地铁上琢磨辩护词的重新布局，下地铁时就有了初步想法，加上尝试新东西的劲头，和所里师兄的鼓励，我决定重新规划辩护词结构：一开始便把最奇葩的部分指出来，激起法官的疑问，作为一个引子；进而分析这朵奇葩是怎么形成的——这部分论证了刑讯逼供的存在；再来阐述本案的真相应该是怎么样的——重新分析那些被忽略的无罪证据；最后再来指出本案中的程序问题，并反思本案。贯穿整个辩护词的想法，是一种讲故事的心态，洋洋洒洒下来写了近五万字。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我把这份辩护词发给团队的群里后，周老师回复了一段话：“辩护词要做到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辩护意见一二三四，便于法官引述和评价辩护观点，切忌让法官去归纳律师观点。”随后老师又发了一些关于辩护词的想法：“我觉着，无罪辩护的辩护词，有必要把最重要的辩护意见放在前面，让读者一下子就对案件产生疑问，带着质疑看下去，最后愤怒地把辩护词一扔：什么破案子？草菅人命的玩意儿！”

对照着老师的指点，我再回过头去看我写的辩护词，这才发现问题所在。在整篇辩护词中，辩护观点藏在了理由当中，没有鲜明地标示出来。辩护词的受众是法官，其核心目的当然在于说服法官，但法官除了形成内心确信之外，还需要在判决书中对辩护观点进行引述和评析，这就需要让法官可以一眼看出来辩护观点是什么。尤其在较长篇幅的辩护词中，法官很可能不会从头读到尾，这样就更有必要在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摆出辩护观点，初步说服法官，最好能够激发法官兴趣，让他继续读下去。正如周老师说的，“有必要把最重要的辩护意见放在前面，让读者一下子就对案件产生疑问，带着质疑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