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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马明达教授2004年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1世纪太极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太极拳国际论坛》上的主题发言纪要。 我们认识太极拳必须有一些前提,有一些参照,不能孤立地、无所比照地就太极拳言太极拳。重术轻学是武术界长期形成的偏向,轻视理论研究,许多重要问题悬而未决,或人云亦云,无所适从;或断章取义,强作解说;甚而依靠神秘主义以自壮声色,把拳学引向玄学。相比起来,自身理论体系相对严谨的太极拳这方面要好一些,但并非无懈可击,学术空白还很多,而且近年来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向,这令人忧虑。 首先, 我们必须把太极拳摆在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大框架、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加以定位,不能离开它的历史背景,不能离开它的文化母体,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去讲太极拳。
其次, 把太极拳摆在正在迅速融入世界文化大体系的现实情况下来考虑。太极拳走向世界就是融入世界,也就是接受世界体育文化的挑战的同时吸收其优秀的东西。
此外, 还要摆在大的武术系统中来考虑,还有必要和相邻的传统文化形式进行比照,像国画、戏曲及中医药等等。孤立地看待太极拳,缺乏多角度的比照与分析,是以往研究太极拳所不足者。 太极拳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在民族体育的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太极拳产生在清代学术走向考据学高度发展的初期,产生在理学根基相对浓厚于南方的北方,因此它仍然保存着较多的理学色彩,与考据思潮的关系不大。太极拳家借助于道学家们的某些被清代学者证明是来路不明的道学理论,与同时代的先进学术动向相比较,有些东西的借用并不高明,有些则仍没有逾越戚继光《拳经》的窠臼,大体只是对《拳经》内容的摹拟而已。
但,这是它的初期形态,不足为怪,我们的了解也很有限。因为太极拳真正发展起来并形成理论与技术的体系,基本上是与晚清的社会转型同步的。它大致上走了一条由农村而城市、由北方而南方、由南方而海外的发展道路;与之同时,也走了一条由民间低位文化不断向士大夫高位文化趋进的道路。
在我看来,太极拳的迅速崛起,与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我们自已的民族体育理念已经走向成熟,在尚未大面积受到西方“体育”理念影响之前,我们的武术先贤已经有了促使传统武艺走上体育化转型之路的主动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太极拳表达了中国人特有的体育人文精神,显示了中国人的健身意识和竞技观。一句话,在整个以武术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的近代化转型中,太极拳是走在前面的,这显然与许多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介入是分不开的。 太极拳的出现,也标志着拳术在整个武术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并已经居于“十八般武艺”之首。请看明代和清初的武术典籍,其中就很少有拳术的内容,大概作者们不屑于此,不认为拳法是值得记述的。 戚继光的十八卷本《纪效新书》是一个例外,但他也强调“拳法无预于大战之技”,其作用只在“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而且明确提出“但众之不能强者,亦听其所便耳”。就是说并不要求士卒必练。及至其晚年重新修订《纪效新书》时,改十八卷为十六卷,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删去了原为第十四卷的《拳经捷要篇》。 总体上说,这一情况自清初就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民间武术的技术结构里,拳的地位在提高,比例在加大。但,我以为从太极拳的出现为标志,情况真正发生了根本变化,拳的位置一下提升起来,雄居武艺之冠。在民间,兵器谱被人们渐渐地冷落下来,包括明清几部重要的武艺典籍,也都尘封架上,无人问津;拳谱却大为走俏,新的拳谱不断涌现,民间抄本随处可见。更有意思的是,自此,“练拳”或“耍拳”、“打拳”一类词语流行开来,实际上成为传统的古代“习武”的代名词,由此引伸下去,“拳”成了“武艺”和“武术”的代名词,说某某人是练什么“拳”的,实际就包括了他所练的属于这个拳派的各式兵器和拳艺,清末的“义和拳”就是一个显例。 总之,以太极拳出现为象征,中国武术的技术体系从以器械为主流变而成为以拳为主流。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武术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古典武术自身体育化进程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武术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我特别要提出,太极拳的先贤恰当地运用了《易经》和《老子》里的一些东西,将其引入太极拳的理论中来,运用得非常之妙,“推手”这个词的使用就是一个典型,可谓意味无穷。这使得明以前实用性很强而相对质朴的武术理论有了一次由具象到抽象的升华。这个升华是非常重要的,犹如中国画的花鸟画由工笔、小写意向大写意的升华;如欧洲写实主义的绘画体系中涌现了印象派的巨匠。 它带来从理念到技艺的再认识,带来丰富的思想原素和空间。任何一门学问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升华,就只能处在低级阶段,处在相对浅显的水平。我国古代重文轻武的文化偏向非常严重,宋代理学家主张“一动不如一静”,视驰马射箭积极运动者为不肖,这一偏向一直延伸到了明清,所以士人多是柔弱多病之躯。
到了清中期,向往健康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太极拳恰当地利用了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理论结构,变“粗俗”的动为“儒雅”的动,并且以“动”来表现“静”,以“刚柔相推”来表现“进退之象”,所有这些,既符合《易》理和宋明理学家们的说教,又不但可以寓动于静、寓刚于柔,而且动起来很儒雅,很有风致,很有讲究,特别是一些细微的讲究非常之引人入胜,让人含玩无穷,终生难舍。这样一种颇具神秘感的运动形式,必然会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这应该是太极拳自晚清到民国一路走盛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是一种在深厚的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有“中国特色”运动方式,迄今,许多外国人喜欢练太极,实际上和他们喜欢中国文化相联系,主要因为太极拳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它把身、心两个方面的运动———即躯体的运动同心理的运动紧紧的结合起来了,而这正是一些过分强调竞技性的西方体育项目所不具备的。他们从太极拳中感悟到中国文化的和谐与和平的精神,不丢不顶,万事求顺,是处在现代社会高频率高节奏的紧张生活中人们十分需要的一种轻松心态,我想,这也是太极拳在国际上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万不可以轻视理论问题,这方面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遭遇质疑,遭遇指难。自唐豪先生以来,一般认为太极拳的理论是对宋儒“太极图”系统的利用,体现了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其实这不完全正确。 在清初的反理学学术斗争中,宋儒(周敦颐)所建构的“太极图谱”,被揭露出来是一个伪造的哲学系统,主要见胡渭的《易图明辨》一书。胡渭详辩宋人所传的“太极”、“先天”、“后天”之说和图解,宋人玩这些东西的法宝是所谓“河图”、“洛书”,硬说这些东西是伏羲、文王传下来的宝贝,神秘得很。胡渭以十卷书专门把这些东西的娘家一一找出来,其实都是华山道士陈搏弄的把戏,展转传到邵雍,又被周敦颐他们拿来吓人。而陈搏的娘家又是汉魏有谶纬之书而已。
周的《太极图说》的神圣地位一下子被冲垮,人们才知道这些神秘莫测的东西不过是些旁门左道而已。梁启超先生称赞胡渭“功不在禹下!” 太极拳并不完全取自周敦颐,因为他的“图”和周的图系并不相同。太极拳的历史源流有许多疑点,久悬未解,影响到太极拳的学术进展,这方面要加大力度,争取有所突破。暂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搁置一下,不要引伸到门派之争中。门派太多其实是个落后表现,支离破碎绝不能产生科学,这是小农经济的产物,是近代转型中留下的尾巴。奇怪的是主管部门在宣传中竟引以为荣,不断宣布又有新的门派产生!
与所谓“内家拳”的关系问题,以及民国以来出现的新内家拳学说,也要认真加以澄清,并且通过某种权威方式加以刊布,使之深入人心,不能继续以讹传讹,贻笑学界。浅薄化和神秘主义是传统文化的大敌,几十年来,对中国武术在整体上产生了消极作用,至今犹在受其困扰,不能自拔。 相比之下,太极拳的状况比较好,这与太极拳自身的理论积淀比较丰厚有关,但并不是没有影响。抵御的惟一办法就是提高理论水平,提高学科水平,提高专业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建立权威的对外宣传与传播机构,努力提高理论水平,特别是主管部门的理论水平。主管部门要改变长时期来重术轻学的偏向,“研究院”有名无实,找不到几篇东西。要打破垄断体制,消弭门派之争,动员多方力量,整合科研力量,逐步建立科学的有权威的传播体制和方式。要有高水平的理论刊物,搭建理论平台,建立资料基地或中心。让我们为建立“太极拳学”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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