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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最有名的画卷，估计要属《姑苏繁华图》了。《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是由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用了24年时间才创作完成。全画以长卷形式和散点透视技法，反映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据学者研究估算，全幅画共有各色人物1.2万余人，房屋建筑2140余栋，桥梁50余座，客货船只400余只，商号招牌200余块。《姑苏繁华图》曾经被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一直保存于清宫，20世纪初被溥仪盗运出宫，辗转运到长春的伪满“皇宫”。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苏联红军截获，移交给东北博物馆，即后来的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可以说，《姑苏繁华图》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堪与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相媲美的画卷。不同的是，开封当初的繁荣已经不再，而苏州则一如继往的绚烂璀璨。 苏州的兴盛与大运河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便被纳入到了总体河道开发的体系之中。吴王阖闾（？-公元前496年）时期，伍子胥开凿胥江，引太湖入城，并辟水路城门八座。从这时起，苏州已经成动江南水系中的重要节点。 隋朝大业六年（610年），隋炀帝连通漕运要道江南运河。运河经浒关至枫桥，一路东趋闾门，入南濠。一路由彩云桥向东入胥门，折南入苏州的外城河，经盘门，觅渡桥，与吴江段运河相连。 到了元朝，因为都城定为北京，中国的大运河走势一改隋唐时期的东西走向，而变成了南北大运河。元代以后的大运河起点和终定分别是北京和杭州，所以也被称为“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以运漕粮为主要目标。不过，在向首都源源不断的输送漕粮的同时，大运河也把北方的物产运往南方，从而成为沟通我国南北经济的大动脉。当然，大运河也是我国南北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每到科考之年，南方士子大多乘船前往北京，从而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 地处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的苏州，因其农田水利耕织的发达与先进，成为全国上缴漕粮的主要地区之一。以清朝为例，苏州府共有9个县，应征收正额米692000石，耗米442440石，两者合计为1134440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清代只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和山东8个省征收漕粮，每年的征收正额和耗米为635万石。在这其中，浙江省应交1098600石，江西应交945400石，湖南湖北合计应交440000石，山东应交506652石，河南应交509400石。可以说，苏州一个府就超过了全国其他所有的省份。 明清时期，为了鼓励漕运水手，国家允许他们在每次出运之时，免税带上一些土特产。清代前期河运兴盛之时，每年承运漕粮的运船六、七千只。每年出运漕船以6000只计，每船出运时平均携带“土宜”150石，回空附载60石，可以算出，当嘉庆、道光年间漕船每年所带的免税商货有126万石之多。再加上旗丁水手携带的走私物品，数量更为可观。如此大规模的商品流通量，对苏州经济的发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州古运河边的枫桥镇，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米豆集散地，也是各种漕船的停泊地点。江浙、安徽、江西、湖广的漕粮，都从这里中转京都。枫桥是苏州的标志性地标，枫桥初名“封桥”，始建年代到现在已经漫无可考。据记载，古时这里是水陆交通要道，官府要在这里设护粮卡，每当漕粮北运经此，就要将河道封锁起来，故名为“封桥”，后来才改名枫桥。 自古为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的要塞。因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名扬名海内外，四方游子均纷至沓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后，一直在百姓的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直到明末清初，苏州还流传一首俗谚：“探听枫桥价，买物不上当。” 枫桥一带的繁华因为大运河漕运而生，就连枫桥边的寒山寺也一反寺庙朝南的惯例，而是庙门朝向西面的大运河。这样改动的原因，当然是为了方便过路香客乘船来此朝拜进香。 苏州地稀人稠，宋代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完全不适用，而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但苏州的赋税征收又特别重，如何缓解这一难题？苏州百姓用勤劳而灵巧的双手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 苏州的织造局是清代的三大织造局之一，由清廷专派官员管理，规模庞大。《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出任过此职。至乾隆时期，苏州织造局织机均已达到600张以上，工匠超过2000人。与官营丝织业相比，苏州的民间丝织业也发展迅猛，据史料记载，苏州地区“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 苏州在清代的经济地位远高于其政治地位。在清中期，苏州已经取代杭州，成为清代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清代的文人纳兰常安曾写道：“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乾隆中期，杭州人也承认：“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紝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 苏州的纺织业极为发达，规模庞大，是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清代全国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和丝织品、棉织品交易市场。史料记载：“东南财富，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重；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北京，“阊门（苏州城西城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 由于商品贸易发达，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设立了针对过往商船的税关。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设立浒墅钞关，征收船料，“差御史及户部官监收”。到清朝后，由改由苏州织造兼管。浒墅关位于苏州府长州县，“为扬关、浙关、浙海关等处中道，凡南货北行，北商南贩，最为衡衢”。此处为“商贾辐辏之地，上达苏、松、嘉、湖各府，下由常州、镇江一带，出口皆系必经之路”。即以苏州府而论，浒墅关也是处在诸水向心汇聚的交通枢纽上，扼控新塘桥港、黄埭港、射渎港、枫桥港等处往来商船。 清朝中期，浒墅关每年征收关税银保持在50-60万两的水平。按照清代关税的一般征收水平而言，税银占商品价值的2%至5%，那么大致可以推算，清代苏州每年过往的商品价值在2000万两白银的水平，数量相当惊人。
由于经济发达，导致苏州人的日常生活也日益讲究，追求精致，崇尚高雅，不断推陈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当时的社会风尚。明代人王士性曾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从明代后期开始，社会上开始流行起来的“苏样”、“苏意”的说法，包括服饰穿着、器物使用、饮食起居、书画欣赏、古玩珍藏、戏曲表演、语言表达，等等，无一不成为时代潮流。这一潮流甚至还影响到海外，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年），日人感慨道：“余观今之右族达官贵族子弟，或轻佻豪侈是习，而远物珍玩是贵。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此过焉。”
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苏州人口已达到60余万，仅次于北京。苏州城市功能的转化，表示了清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外国人对此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州府是一个面积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的城市。城内房子大部分建筑和装饰得很好。这里的民众大多数穿丝质衣服，样子显得非常愉快。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繁荣气象。……苏州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天堂。当地人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上有天堂，下有苏州府’。”
乾隆时期编写的《吴县志》也这样写道：“吾吴虽云一邑，而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货，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骄傲自得的情绪，溢于言表。
太平天国时期，苏州地区遭到巨大破坏。但此后，苏州凭借深厚的底蕴，又迅速恢复了活力。特别是今天的苏州，更是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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