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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古今中外所有人都关心和面临的问题，所谓的“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也。那么，唐人的婚姻状况如何？唐代妇女的地位如何？唐人结婚有哪些规矩？这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下面。我们便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站得高一点，对隋唐时期婚姻状况的概貌来一个总体的流览。 一、唐代女性结婚年龄 首先看一下唐人结婚的年龄。先看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大唐贞观元年二月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娶。” 规定很明确，即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便可以结婚，而且政府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是指初婚年龄。“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两句分别指已婚男女对方死亡在丧期已满后便可自由再婚。这一点，唐代男女是平等的。 当然，关于男女婚龄的问题，人们的看法不一，结婚年龄的法律也有过变化，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又下诏曰：“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卷83，“婚嫁”）这是隋唐时期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唐代人实际的结婚年龄并不象法律规定的那么划一，这是可以想象的。有人对《唐代墓志汇编》所载3200余人中有关女子结婚年龄的记载作一个统计，结果如下：“唐代女子出嫁的年龄是：一、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7岁，相差16岁。二、13岁以下，20岁以上的，均为少数。三、14岁至十九岁出嫁者居多。四、在14岁至19岁者中，又以14、15岁者居多。五、在14、15岁中，15岁者居首位。”（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49页）。 为更加明了，笔者根据该书所提供资料，再作一个数字的统计，情况如下：调查总数为304人，其中12岁以下结婚者为5人，20岁以上结婚者为36人，13岁至19岁结婚者为263人，14岁结婚者为35人，15岁结婚者为132人。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字是根据墓志记载统计的，只能是上层社会女子的出嫁年龄，因为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修墓并树碑立传的。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及生活习俗往往影响整个社会，这也是不用讳言的，故这些数字基本上反映了唐代女子出嫁年龄的实际情况。 二、选择配偶的方式 婚姻是决定男女一生幸福与否的大问题，婚姻的自主权情况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唐代男女在选择配偶方面有相当的自主权，要比宋代以后强多了，因此可以说唐代还是一个文明化很高的社会。 当然，唐代社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民俗民风方面都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方面的重要性。在法律方面有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嫁娶有媒”。（《唐律疏议》卷四，“名例”）遵从父母之命，一定要有一个媒人，是隋唐时期婚姻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情况和例证太多，因太平常，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这就是隋唐时期在婚姻方面，当事人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有，能有多大。 无论什么社会形态，总有个别现象。而婚姻的自主权问题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因素，如果遇到开明的父母，就会把选择配偶的权利交给儿女自己。这种情况其实也不会太少，而民间尤多，这是可以想象的。上层社会也不乏其人。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特大奸臣李林甫在这方面倒是值得称道的。《开元天宝遗事》载：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说库》上册） 让女儿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对象，这个方法不错，可见李林甫很开明。与此相类似，李翱也很尊重女儿的选择。《太平广记》卷一八一记载这样一件事：李翱在江淮做官，有一名叫卢储的举子到他家行卷，李翱以礼相待。送客之时，他将举子的文卷放在书案上。他的大女儿刚刚十五岁，闲暇无事，到客厅见到文卷，翻阅几篇，深为赞叹，对仆人说：“此人必为状元。”李翱听说这件事，很诧异，细读诗文，很佩服女儿的眼力，便把女儿许配给卢储。 卢储在次年科举中果然独占鳌头，在吏部选官之后，便去迎娶娇妻。真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种最大的人生幸福都让他一人得到了。难怪他极其兴奋，所作《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李翱见女儿喜欢卢储的诗文，觉察到女儿已爱恋其人，便玉成这对美满夫妻，算是一个开明的夫亲。 与此情况相似而结果却完全相反，罗隐就没有卢储的运气好。据《鉴诫录》卷八载： 隐常献卷于郑相公畋。郑女妙于篇什，每读隐诗，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未尝不于父前三复，似慕其才。相国或一日，因隐到宅，遂留。从容命女下帘窥之。女见隐为人迂差，永不复吟隐诗矣。（《说库》上册） 看来罗隐的形象可能属实有些困难，否则，这个美貌而有才华出身也高贵的妻子就一定娶到手了。如果能娶到这个妻子，罗隐恐怕也就不会一辈子那么倒霉。如果不一辈子倒霉，或许就写不出《谗书》这样惊世骇俗的传世之作了。嗨！这其中的得与失，真说不清楚。俗语说“不要以貌取人”，那是指政治才能方面，如果是选择配偶，貌还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出郑畋是个开明而又细心的合格父亲。见女儿喜欢罗隐的诗，没有匆匆忙忙把女儿许配出去，而是找个机会让女儿亲自来相看一下，以免后悔，于是才有了那个结果。 初唐名人郭元振选择配偶则具有传奇色彩，并与“牵红线”这一词语有关，我以为“月下老牵红绳”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典故可能也是受了这个故事的启发。《开元天宝遗事》载：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猝，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丝红钱，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说库》上册） 五个女儿都美丽娴雅，但要选的女婿只有一个，所以张宰相选择一个听命于天的办法，让五个女儿站在幔帐后面，每人手里拉一根红线，把五根红线的另一头拉出来，并打乱顺序，再让郭元振去拉其中的一根，红线连着的两人便成为夫妻。 三、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的要求 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夫多妻制，隋唐时期也不例外。其实，“一夫多妻”的说法不太严密科学，应当是一夫妻妾制。在法律上或在风俗上都严格遵从一夫一妻的制度，妻子之外只能是妾和婢。妾和婢没有数量限制。《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规定特别明确：“一夫一妇，不刊之制”，“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可知一夫只允许娶一妻，多娶一个要判一年徒刑，也算犯法，但大概不能叫“重婚罪”，而应当叫“重妻罪”。妻、妾、婢的名分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混淆。混淆了也要定罪。 我们都熟悉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贾环的爹爹是相同的，所差的就是妈妈不同，宝玉是贾政妻子王夫人所生，属于嫡出，而贾环的妈妈赵姨娘是妾，贾环的妈妈比宝玉的妈妈矮了三分，所以他就比宝玉矮了很多。古代叫“嫡庶”之分，这是婚姻制度最不合理的地方。孩子呱呱一落地，身份就已相差万里了。 皇帝的妻妾数量就更不受限制了，不过名分与百姓的不同。皇帝的正妻叫“皇后”，只一个名额。而嫔妃、昭仪、才人、美人等名目就更多了。隋炀帝的嫔妃等有名目有等级的就多达一百二十人。其他没有名目统称宫人的起码有几千人。一个男人，占有这么多女子，女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虽然没有皇帝的女人多，但很少只一个妻子的。很多都是妻妾成群。几十上百的都常见之于笔端。唐人称妻子为“内子”，妾为“外妇”、“姬”、“外宅妇”、“侧室”等。 妻和妾既然共同拥有一个男人，竞争就是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妻的地位高，妾无可比拟。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因娶妻考虑更多的是门第，功利的因素所占比重很大，而纳妾则完全出于爱情。这样，在实际生活中，受宠爱的往往是妾而不是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妾都比妻年轻美丽，更容易征服男人的感情。一旦有妾进门，妻子马上就会失宠，因此拼命维护自己的地位，坚决反对丈夫纳妾的女性就出现了。当时称之“妒妇”，现在看来，她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宜。那时也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全凭个人奋斗，也难为这些女人了。 著名昏君隋炀帝的妈妈独孤皇后就是有名的妒妇。她对隋文帝杨坚监视得很紧，不准他临幸别的嫔妃。尉迟迥的孙女姿色美丽，杨坚在仁寿宫看见，非常喜欢，于是便召幸了她。独孤皇后侦察到这件事，就趁杨坚上朝时派人暗杀了那美人。杨坚知道后，大怒，独自一人骑马从御花苑出去，信马由缰，跑进山谷二十多里地。有人报告大臣，高颎、杨素等追上，扣马苦谏，劝他回朝。杨坚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这位独孤皇后似乎对妾有刻骨仇恨，不但自己不准杨坚临幸别的女人，而且“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隋书·后妃传》卷三十六）听说妾怀孕，就要斥责驱逐出门，还要借助皇帝的权力，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方面似乎很到位，但从反面一想，她这样做不又是在侵犯其他无辜女性的权益甚至是生命吗？那个死而无处伸冤的尉迟迥的孙女，那些无辜被抛弃的怀孕的妾，她们的权益又有谁来保护？说到底，这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保护自己而不伤害其他女性者要数著名贤相房玄龄夫人。据载：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隋唐嘉话》卷中） 梁公就是房玄龄，皇帝赐给他美人却屡次不接受，后来知道是夫人不同意，便让皇后去作其夫人的工作。女人对女人好说话，但房玄龄夫人还是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太宗便赐一杯酒，让她在死和妒之间选择。她竟宁可死也不同意丈夫再娶妾，居然毫不犹豫喝下去。连死都不怕，皇帝也没法。房玄龄夫人的做法是堵住源头，就是不让娶，所以还没有损害别的女性。任瓌的妻子则稍有区别。《朝野佥载》卷三载： 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为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说库》上册） 因为嫉妒而把皇帝赐给老公的两个美人都弄掉头发，手段够狠毒的。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不是个别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八上说：“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就在她们脸上刺点、刺圆等。下面我们再简介几个。 濮阳范略宠幸一婢，他妻子任氏用刀割去那位婢女的鼻子耳朵。（《朝野佥载》卷二）驸马裴巽有一外宠，宜城公主大怒，将起“刵耳劓鼻，且断巽发”（《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八十三），不但把情敌的鼻子耳朵割掉，而且把自己老公的头发也剪断，到底是公主，真够霸道的。广州化蒙县县丞胡亮喜欢宠爱一妾，他的妻子趁他不在时，“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朝野佥载》卷二）残忍至极。更令人发指的是五代时闽王王延翰妻崔氏，《新五代史·闽世家》卷六十八载： 延翰为人长大美晰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又多选良家子为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辄幽之别室。系以大械。刻木为人手，以击其颊。又以铁锥刺之，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 一年中便折磨死八十四名无辜的美人，该是多么残忍！这都是制度造成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的余毒不完全肃清，人自身的权利就很难保证。上面，我们就隋唐时代婚姻的总体状况作了一些介绍，下面我们再去参加一下唐代人的婚礼，看一看他们的婚礼是怎么会事。 ������)?� 唐代女性婚姻生活面面观 婚姻是古今中外所有人都关心和面临的问题，所谓的“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也。那么，唐人的婚姻状况如何？唐代妇女的地位如何？唐人结婚有哪些规矩？这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下面。我们便从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站得高一点，对隋唐时期婚姻状况的概貌来一个总体的流览。 一、唐代女性结婚年龄 首先看一下唐人结婚的年龄。先看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大唐贞观元年二月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婚媾，令其好合。若守志贞洁，并任其情，无劳抑以婚娶。” 规定很明确，即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便可以结婚，而且政府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这是指初婚年龄。“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两句分别指已婚男女对方死亡在丧期已满后便可自由再婚。这一点，唐代男女是平等的。 当然，关于男女婚龄的问题，人们的看法不一，结婚年龄的法律也有过变化，如开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又下诏曰：“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听婚嫁。”（《唐会要》卷83，“婚嫁”）这是隋唐时期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唐代人实际的结婚年龄并不象法律规定的那么划一，这是可以想象的。有人对《唐代墓志汇编》所载3200余人中有关女子结婚年龄的记载作一个统计，结果如下：“唐代女子出嫁的年龄是：一、年龄最小的11岁，最大的27岁，相差16岁。二、13岁以下，20岁以上的，均为少数。三、14岁至十九岁出嫁者居多。四、在14岁至19岁者中，又以14、15岁者居多。五、在14、15岁中，15岁者居首位。”（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249页）。 为更加明了，笔者根据该书所提供资料，再作一个数字的统计，情况如下：调查总数为304人，其中12岁以下结婚者为5人，20岁以上结婚者为36人，13岁至19岁结婚者为263人，14岁结婚者为35人，15岁结婚者为132人。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数字是根据墓志记载统计的，只能是上层社会女子的出嫁年龄，因为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修墓并树碑立传的。但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及生活习俗往往影响整个社会，这也是不用讳言的，故这些数字基本上反映了唐代女子出嫁年龄的实际情况。 二、选择配偶的方式 婚姻是决定男女一生幸福与否的大问题，婚姻的自主权情况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唐代男女在选择配偶方面有相当的自主权，要比宋代以后强多了，因此可以说唐代还是一个文明化很高的社会。 当然，唐代社会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民俗民风方面都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方面的重要性。在法律方面有明文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嫁娶有媒”。（《唐律疏议》卷四，“名例”）遵从父母之命，一定要有一个媒人，是隋唐时期婚姻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这样的情况和例证太多，因太平常，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探讨，这就是隋唐时期在婚姻方面，当事人到底有没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有，能有多大。 无论什么社会形态，总有个别现象。而婚姻的自主权问题主要取决于父母的因素，如果遇到开明的父母，就会把选择配偶的权利交给儿女自己。这种情况其实也不会太少，而民间尤多，这是可以想象的。上层社会也不乏其人。中国历史上超一流的特大奸臣李林甫在这方面倒是值得称道的。《开元天宝遗事》载： 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说库》上册） 让女儿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对象，这个方法不错，可见李林甫很开明。与此相类似，李翱也很尊重女儿的选择。《太平广记》卷一八一记载这样一件事：李翱在江淮做官，有一名叫卢储的举子到他家行卷，李翱以礼相待。送客之时，他将举子的文卷放在书案上。他的大女儿刚刚十五岁，闲暇无事，到客厅见到文卷，翻阅几篇，深为赞叹，对仆人说：“此人必为状元。”李翱听说这件事，很诧异，细读诗文，很佩服女儿的眼力，便把女儿许配给卢储。 卢储在次年科举中果然独占鳌头，在吏部选官之后，便去迎娶娇妻。真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种最大的人生幸福都让他一人得到了。难怪他极其兴奋，所作《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李翱见女儿喜欢卢储的诗文，觉察到女儿已爱恋其人，便玉成这对美满夫妻，算是一个开明的夫亲。 与此情况相似而结果却完全相反，罗隐就没有卢储的运气好。据《鉴诫录》卷八载： 隐常献卷于郑相公畋。郑女妙于篇什，每读隐诗，至‘张华谩出如丹语，不及刘侯一纸书’，未尝不于父前三复，似慕其才。相国或一日，因隐到宅，遂留。从容命女下帘窥之。女见隐为人迂差，永不复吟隐诗矣。（《说库》上册） 看来罗隐的形象可能属实有些困难，否则，这个美貌而有才华出身也高贵的妻子就一定娶到手了。如果能娶到这个妻子，罗隐恐怕也就不会一辈子那么倒霉。如果不一辈子倒霉，或许就写不出《谗书》这样惊世骇俗的传世之作了。嗨！这其中的得与失，真说不清楚。俗语说“不要以貌取人”，那是指政治才能方面，如果是选择配偶，貌还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出郑畋是个开明而又细心的合格父亲。见女儿喜欢罗隐的诗，没有匆匆忙忙把女儿许配出去，而是找个机会让女儿亲自来相看一下，以免后悔，于是才有了那个结果。 初唐名人郭元振选择配偶则具有传奇色彩，并与“牵红线”这一词语有关，我以为“月下老牵红绳”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典故可能也是受了这个故事的启发。《开元天宝遗事》载：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猝，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婿。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丝红钱，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说库》上册） 五个女儿都美丽娴雅，但要选的女婿只有一个，所以张宰相选择一个听命于天的办法，让五个女儿站在幔帐后面，每人手里拉一根红线，把五根红线的另一头拉出来，并打乱顺序，再让郭元振去拉其中的一根，红线连着的两人便成为夫妻。 三、一夫多妻制与一夫一妻的要求 三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一夫多妻制，隋唐时期也不例外。其实，“一夫多妻”的说法不太严密科学，应当是一夫妻妾制。在法律上或在风俗上都严格遵从一夫一妻的制度，妻子之外只能是妾和婢。妾和婢没有数量限制。《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中”规定特别明确：“一夫一妇，不刊之制”，“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可知一夫只允许娶一妻，多娶一个要判一年徒刑，也算犯法，但大概不能叫“重婚罪”，而应当叫“重妻罪”。妻、妾、婢的名分是非常严格的，不能混淆。混淆了也要定罪。 我们都熟悉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贾环的爹爹是相同的，所差的就是妈妈不同，宝玉是贾政妻子王夫人所生，属于嫡出，而贾环的妈妈赵姨娘是妾，贾环的妈妈比宝玉的妈妈矮了三分，所以他就比宝玉矮了很多。古代叫“嫡庶”之分，这是婚姻制度最不合理的地方。孩子呱呱一落地，身份就已相差万里了。 皇帝的妻妾数量就更不受限制了，不过名分与百姓的不同。皇帝的正妻叫“皇后”，只一个名额。而嫔妃、昭仪、才人、美人等名目就更多了。隋炀帝的嫔妃等有名目有等级的就多达一百二十人。其他没有名目统称宫人的起码有几千人。一个男人，占有这么多女子，女子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公大臣，皇亲国戚们虽然没有皇帝的女人多，但很少只一个妻子的。很多都是妻妾成群。几十上百的都常见之于笔端。唐人称妻子为“内子”，妾为“外妇”、“姬”、“外宅妇”、“侧室”等。 妻和妾既然共同拥有一个男人，竞争就是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妻的地位高，妾无可比拟。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因娶妻考虑更多的是门第，功利的因素所占比重很大，而纳妾则完全出于爱情。这样，在实际生活中，受宠爱的往往是妾而不是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妾都比妻年轻美丽，更容易征服男人的感情。一旦有妾进门，妻子马上就会失宠，因此拼命维护自己的地位，坚决反对丈夫纳妾的女性就出现了。当时称之“妒妇”，现在看来，她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宜。那时也没有“妇女儿童保护法”，全凭个人奋斗，也难为这些女人了。 著名昏君隋炀帝的妈妈独孤皇后就是有名的妒妇。她对隋文帝杨坚监视得很紧，不准他临幸别的嫔妃。尉迟迥的孙女姿色美丽，杨坚在仁寿宫看见，非常喜欢，于是便召幸了她。独孤皇后侦察到这件事，就趁杨坚上朝时派人暗杀了那美人。杨坚知道后，大怒，独自一人骑马从御花苑出去，信马由缰，跑进山谷二十多里地。有人报告大臣，高颎、杨素等追上，扣马苦谏，劝他回朝。杨坚叹息道：“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 这位独孤皇后似乎对妾有刻骨仇恨，不但自己不准杨坚临幸别的女人，而且“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隋书·后妃传》卷三十六）听说妾怀孕，就要斥责驱逐出门，还要借助皇帝的权力，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方面似乎很到位，但从反面一想，她这样做不又是在侵犯其他无辜女性的权益甚至是生命吗？那个死而无处伸冤的尉迟迥的孙女，那些无辜被抛弃的怀孕的妾，她们的权益又有谁来保护？说到底，这都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保护自己而不伤害其他女性者要数著名贤相房玄龄夫人。据载： 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优诏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鸩。”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隋唐嘉话》卷中） 梁公就是房玄龄，皇帝赐给他美人却屡次不接受，后来知道是夫人不同意，便让皇后去作其夫人的工作。女人对女人好说话，但房玄龄夫人还是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太宗便赐一杯酒，让她在死和妒之间选择。她竟宁可死也不同意丈夫再娶妾，居然毫不犹豫喝下去。连死都不怕，皇帝也没法。房玄龄夫人的做法是堵住源头，就是不让娶，所以还没有损害别的女性。任瓌的妻子则稍有区别。《朝野佥载》卷三载： 初，兵部尚书任瓌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壶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妒，不须饮。若妒，即饮之。”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瓌结发为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至荣官。瓌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饮尽而卧，然实非鸩也，至夜半睡醒。帝谓瓌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说库》上册） 因为嫉妒而把皇帝赐给老公的两个美人都弄掉头发，手段够狠毒的。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不是个别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八上说：“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就在她们脸上刺点、刺圆等。下面我们再简介几个。 濮阳范略宠幸一婢，他妻子任氏用刀割去那位婢女的鼻子耳朵。（《朝野佥载》卷二）驸马裴巽有一外宠，宜城公主大怒，将起“刵耳劓鼻，且断巽发”（《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卷八十三），不但把情敌的鼻子耳朵割掉，而且把自己老公的头发也剪断，到底是公主，真够霸道的。广州化蒙县县丞胡亮喜欢宠爱一妾，他的妻子趁他不在时，“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朝野佥载》卷二）残忍至极。更令人发指的是五代时闽王王延翰妻崔氏，《新五代史·闽世家》卷六十八载： 延翰为人长大美晰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又多选良家子为妾。崔氏性妒，良家子之美者，辄幽之别室。系以大械。刻木为人手，以击其颊。又以铁锥刺之，一岁中死者八十四人。 一年中便折磨死八十四名无辜的美人，该是多么残忍！这都是制度造成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的余毒不完全肃清，人自身的权利就很难保证。上面，我们就隋唐时代婚姻的总体状况作了一些介绍，下面我们再去参加一下唐代人的婚礼，看一看他们的婚礼是怎么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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