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这样一个地方，它是交通咽喉，拥有滇西最广袤的坝子，列居云南十大坝子之一。它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名颇有几分来历。 话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发动巴、蜀的军队击灭了滇东北的劳浸、靡莫，滇王投降。因汉武帝梦见彩云南现，因此该地取名为云南县，直到民国以云南命省名，此县才改为祥云。 祥云坝子的北端有个名叫大波那的地方，白族语言称为“岛勃弄”，岛勃意为大脑壳即大首领，弄是所在之地。 如果翻开史料，不难发现，“勃弄”竟然数次出现于《蛮书》等史籍之中。 1964年，此地发现了国内最大的铜棺，一时引起学界轰动，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脑壳”之墓，一时间众说纷纭，甚至不少人将其与1956年在晋宁出土的“滇王之印”联系起来，难道铜棺中的“大脑壳”就是滇王？ 半个世纪前的考古发掘虽然有惊喜发现，但留存的信息相对较少。 今年7月份至今，考古工作者再次在铜棺西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规模巨大的墓葬群呈现在考古队员面前，墓主人的身份似乎越来越清晰，滇王之墓或被推翻，然而随着发掘，历史迷雾渐渐淡去的同时，考古队员发现又有更多的重重谜题在前方等待。 巨大的棺椁在没有机械的年代是如何运送的？这片墓葬群与铜棺主人是何关系？时光的隧道中究竟还掩埋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2014年7月，考古工作者进驻大波那，工地周边是大片的向日葵，不远处则是一片桃林，秋季时沉甸甸的大桃子挂满树间，青黛的山峦似在眼前，这情景真像世外桃源，经历了酷暑与严冬，考古队员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解密工作。 数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这个部族是谁？他们是什么时候，如何在这片土地生活？这个村落到底有怎样的辉煌历史，会留下如此之多有关它的传说？ 金山变石山 远古的神话 大波那位于祥云县东北角，这是一个有着万余人的村庄，齐整的田地散发出勃勃生机，龙山与象山犹如两只有力的臂膀环抱着村庄。 远远看去，龙山形似卧龙，满山斑驳犹如犁过的耕地，据传远古时代，龙山曾是一座金山，大波那村与邻近的一个村子因争这座金山，原本亲近的村民们犹如死敌一般争斗得头破血流，在又一次恶斗后，村民们终于激怒了天神，于是决定给贪婪的人们一个惩罚，天神架起仙牛，一夜之间，一耙将金山变成石山，耙钉印赫然清晰，还有深深的牛脚印，据说人走在这里，哪怕相互只隔几米都看不到，于是争斗就此罢休，平息了两村之间的争斗。 或许是为了印证神仙在此处留存了痕迹，整个龙山都笼罩在一股“仙气”之中，龙山正中顶部有个名叫仙人井的地方，这里地势较为平整开阔，有一口直径约半米多的井，当地人相信这井深不可测，因为曾有古人做过试验，用12盘架皮（捆驮子用牛皮制作的架索，每盘长2.4丈）连接起来，拴上一扇石磨往井里放，然而把96米的牛皮架放完仍没有放到底，人们又往里边丢下石头试探也没什么响声，于是再没有人有勇气下去一探深浅，毕竟神仙的道行之深凡人怎么敢亵渎。 龙山脚下有一股清泉，据村民讲泉水甘洌，从古至今日夜流淌，滋润着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环抱着村庄的另一臂膀——象山也有动人的传说。据县志载：“昔有浪弯进士阮氏，官至山东曲阜县令。请到圣象同归家园，（沿古丝绸之路）路经波川，忽沉重难移，圣象变化为山，波人为此建庙祀之。庙内曾产神草灵芝，如期必发，乡人引为神药”。象山雄伟神奇，形象逼真，尤其是那长长的弯弯的象鼻，伸入前面的海水中足有500多米长。 象山的传说就在于这象鼻子上。据传古时象鼻子周围的田地，几乎每年庄稼都会受害，即使是下了工夫管理也没有好收成。 一年的夏收季节，恰好一位外地来的风水师路过村里，听闻人们唉声叹气地说庄稼歉收之事，热心的风水师询问了象山之名又仔细看了半天，恍然大悟：“既然是象山，这片田地又恰似象鼻子，用同样的耕作方法，却与其他地块长得不同，庄稼长不好是大象损害的原因。”人们半信半疑向他询问解决办法，这位先生答道：“你们只要对着象鼻子的地方用土筑一个老鼠形状的土堆，让鼠头对准象鼻子就可以了，因为大象怕老鼠钻进它的鼻孔伤害它。要你们这样做，就是用老鼠克大象的方法。” 于是，人们在离象鼻子西边约300米的地方，筑成了一个土老鼠。说来奇怪，自此以后，庄稼也好了。 棺椁与“胶泥” 追溯铜棺历史 7月中旬，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参与的考古发掘，在大波那正式开始。 当现代人们的活动足迹，以层层黄土的形式被掀开后，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灰黑色长方形逐渐出现，如绘在土层中一般。经过钻探，考古工作者已经可以确定这些长方形就是墓葬。其中靠东南方向的几个长方形尤显巨大，长度在6米以上，宽度在两米以上。 如此巨大的墓葬在整个云南都属罕见。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第一次涉足大波那发现的铜棺墓。 彼时兴修祥云飞机场需从大波那龙山取石料。据发现铜棺当事人之一李信昌回忆，1964年3月的一天，他和村民偶然间发现坑道的石壁上露出一尺来长的一截黑色木头，出于好奇，就用斧子敲打试探，直到第二天才露出铜棺面貌，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重视，于是进行发掘，出土了100多件青铜器，这具国内发现的最大铜棺，如今收藏于省博物馆中。 “我小的时候不懂事，把一个青铜器拿回家去了，父母知道后把我骂了一顿，赶紧让拿回去。”工地上，一位上了年纪的民工回忆道，由于当地人有拿墓地随葬品不吉利的说法，他又将小件青铜器放回原地。 经过发掘，墓葬的雏形慢慢显现，人们发现历史惊人地一致。据李信昌回忆，当他们发现埋藏铜棺的坑洞时，“长方木架得有规则并且用白胶泥密封了木头之间的缝隙，方木的四周又用木桩护着。” 而此次的考古发掘居然又是此种情况，在几座大墓中，随着逐步清理，棺椁出现在人们面前，厚重的棺木四周插着密集的木桩，成为椁，有的墓葬甚至用了两圈木桩。而在木板下，工作者发现清理工作越来越难，墓穴里已经有了积水，就像一个水下世界慢慢苏醒一般，“只要出水的地方就是墓葬。”不知何时，村民们口中如此说道，“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墓葬很深，就像打了一个井一样。”朱忠华解释道。 清理过程中最艰难的就是与“胶泥”打交道，在积水下是粘性极强的白膏泥，常常下去清理就拔不出鞋子来。“像橡皮一样，活了几十年，没见过粘性这么强的泥，晒干了又特别硬，这简直就是古代用的水泥么。”民工们一边干活一边惊叹。 “这些白膏泥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发现这里地下曾经是一个古河道，这些膏泥是否从河道中取来？”闵锐说，与其他墓葬相比，这些墓葬显然更为繁复，就连墓葬中的填土也是独具匠心，“他们的填土方式也相当复杂，不是一般常见的墓葬将挖出来的土回填，而是有计划的，在两侧夯筑二层台，在四壁层层涂抹膏泥。” 9月9日上午9点，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工地中第一个青铜器，一个手指长的器物，一边呈圆弧形，一边呈凹形，大小类似大拇指，学者们认为凹形处应为小木棒，但是木头已经腐烂，“应该是锄头的明器，色彩非常鲜艳，没有被锈侵蚀，而我们拿到实验室做的土样分析，却鉴定为微环境呈现微酸性，大家知道即便是微酸对铜器的腐蚀也很厉害，但是出土的青铜器却没有一点锈斑。” 这让考古队员一阵兴奋。或许，这里将有更多的青铜器出土。 巨大的墓葬 匪夷所思的谜题 10月2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旭到考古工地探望考古工作者，站在巨大的棺椁前，他也忍不住惊叹：“人们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制作规格如此高的墓葬，没有道理薄葬。” 此次发掘的墓葬，保存有较为完好的棺椁，其墓葬形制极具特色，尤其是墓葬形体之巨大，在云南极为少见。除了出土一把极为珍贵的木制弓箭、大量陶器外，还出土了不少随葬青铜器，其中尤以铜杖首、铜剑、铜卷经杆最为精美，带柄铜钺则具有重要价值，“有木柄的铜钺很罕见，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其组合方式。”说到这个铜钺，朱忠华显得十分兴奋，“只有在羊甫头才发现有这样的。” 墓葬群犹如一道道谜题，解了这道又出现那道。在众墓葬中，一具木棺显得格外特殊，棺木似乎是一块巨大的整木剖空一部分，造型与四川的船棺有些相似，但不尽相同，考古队员仔细研判，这座棺木是如何开启的，因为一边有一半有剖开的痕迹，另一半却是严丝合缝，“这座墓葬，我们用了5吨的葫芦吊才吊起来，估计棺木实际重量有3吨左右。”就连闵锐也觉得好奇，古代没有机械，这么重的棺木是如何从远处运至墓地，又如何置于坑中。 另一座巨大的墓葬，也显得异常神秘，当编号15的墓葬出现4块巨大的盖板时，考古队员都兴奋起来，这俨然与上世纪60年代出土铜棺的墓葬规格一样，都是4块盖板，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座墓葬里发现第二个铜棺？ 不仅仅是考古工作者期待，就连民众也被发掘现场所吸引，工地开放日时，参观者们进入工地惊叹巨大的墓葬规模，平时就连保安与值班民警也会蹲在探方边等待，而与考古队员在一起工作的村民们每天的话题几乎都是这个墓葬群，他们一边挖土一边揣测下面会有什么样的宝贝存在，甚至受队员影响，民工们也练就了火眼金睛，不时拿着一块土壤目光犀利。人们迫切地希望可以通过墓葬发掘解开谜底，墓葬的规格、墓葬的随葬品，甚至有没有值钱的宝贝？ 只要继续发掘清理，谜题必然会被解开。 然而，由于闵锐坚持着一贯的审慎原则，要求从每一层土壤和每一件文物中寻找到更多千年前的信息，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着，几乎每到一个节点，闵锐都要求工作队进行拍照、绘图，除了航拍外，还需要建模、三维拍照，“发现的过程很重要，我们一个墓葬从发掘到结束，最多10多个模型，在每个面上，尽可能完整地保留信息，以后还可以倒推，大家可以从最后一个模型倒推最上面的模型，复原当时人们的建造过程。”闵锐坚持，这样的工作方法可以让更多的研究者获得最多信息。 于是，旁观者们焦灼地发现，数天过去了，4块盖板还依然静静地躺在土中，吊足了众人的胃口 。 最终的答案有些匪夷所思，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朱忠华，是该墓葬的发掘者，“只有在填土里发现了几个残缺的陶器，棺木比较散乱，但是以单块木板来说非常规整，4个木板之间尺寸非常均匀，加工比较规整，还有卡槽。”据他介绍，类似的墓葬有两座，没有相匹配的随葬品，或是因为迁葬。 “也或许是因为墓主人出现了什么意外，没有赶回来用这个墓葬，而其他人又不具备资格享用此墓葬。”闵锐说。 二次合葬墓 均是年轻的墓主人 10月的祥云，秋老虎的威力不可小觑。位于整个探方最东南的一座墓葬里，考古队员张海龙看着埋藏于土下的一块深褐色块状物，难以置信地大声叫道，“朱老师，你来看下，这里发现了人骨！” 正在隔壁探方工作的朱忠华心里一喜，进到2米多深的土坑中仔细研判。在此之前，墓葬中对于人骨的发现几乎停留在几颗牙齿和残碎的骨头片中，千年的侵蚀，骨头几乎难觅。“难道又是木头？”一度，朱忠华以为这些块状物只是碳化的木头或是动物骨骼，可是再仔细一看，似乎又不是。他用竹筷轻轻拨开周围的填土，半晌确定，“是人骨。” 当队友们还没来得及庆祝发掘有重大突破时，这个墓葬不断刷新着记录，“人骨太多了，应该不止一具。”当清理结束后，民工们也震惊了，墓葬里面几乎密密麻麻全是人骨，几乎无从下足，“这么多人骨，肯定不止一个墓主人。” 至此，考古工作者可以确定，这些巨大的墓葬群为二次合葬墓，“剑川敖凤山，澄江金莲山、宜良沙帽山都有发现二次合葬墓。” 实际上，考古工作者对二次合葬墓并不陌生，在遥远的西北地区齐家文化中就发现了大量的二次合葬墓。距离大波那直线距离几公里外的检村也曾发现二次合葬墓，两个墓葬群无论是葬俗还是随葬品都十分相似，然而检村等地区都用的是石棺，几公里之隔的大波那为何要用中原流行的竖穴土坑木棺木椁？ “两者文化面貌差不多，但是一个用石棺，一个用木棺，显然用木棺的要复杂得多，耗费的劳动力、资源更多。”闵锐说，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这一遗址中存在很多文化因素，“有双耳罐是北方的，我们之前发掘的遗址是干栏式建筑，这又是典型的南方文化，木棺在南北方都很普遍，但是这样巨大的规模却很少。”此外，大波那地处西南要塞，是到缅甸必经之地，“所以多种文化因素，也是合理的，不断融合好的东西。” 当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在读博士赵东月做完鉴定后，人们又震惊了，根据现存的人骨可判断墓主人年龄多在20到25岁之间。 那么是什么情况，造成如此多的年轻人死亡？战争还是疾病？细心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人骨上有一层蓝色，“我们还在检测中，目前判断是一种涂料，在云南其他地方的墓葬中也发现类似情况，在宾川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人骨身上撒了绿松石。”闵锐说，以前很多墓葬，因为没有水，人骨几乎都没有保存下来，此次虽然发现了人骨，但由于保存条件不佳，一碰即碎，难以保存，也难以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 “这些大量的合葬人骨并非是因为战争或者疾病导致的，反映的是二次迁葬习俗，通过迁葬把不同时段死亡的人的骨骸合葬在一起。”朱忠华解释道，这些合葬在一起的人应该具有比较密切的血缘关系，之所以要合葬在一起，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宗族观念是极为强盛的。 他们是谁 滇人昆明族还是其他 大波那像个巨大的问号衍生出无数个小问号。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发掘的墓地与铜棺主人有密切关系，“应该是一个族群，铜棺主人级别要比这个墓地高一等。”闵锐说，此墓群的主人可能是铜棺的族人，“可能是他的兄弟一类的族人。” 那么他们是何族群？事实上，自铜棺出土几十年来，关于这一学术讨论从未中断过。国内知名考古学者童恩正也对大波那墓地主人的族属进行了研究，认为这里属于靡莫之属（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名。《史记·西南夷列传》：“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 滇最大。”）； 云南著名考古学者李昆声认为，这里属于“昆明人”。 当地学者认为，铜棺主人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属于一个族群，铜棺主人就是滇王。 此次考古发掘，是否能解答这个疑惑呢？ “关于族属的问题还是有些困惑，现在还很难说属于哪个族群。”闵锐介绍，出土滇王之印的滇池周边文化与滇西文化还是有很大区别。“比如滇池周边是一字格剑，滇西则是山字格剑。滇池区域发现贮备器，而滇西从未发现。两者之间虽有各自的文化面貌，但也有交流。” 昆明族一说似乎也不十分确定。按照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写：“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即昆明族是游牧民族，编发，而且没有君长。“但是大波那铜棺出土权杖，这肯定是有君王的，否则谁会用铜棺下葬？” 此次出土的随葬品中，也发现了杖首，“是鸟的形象，这个部族是否有鸟崇拜。”朱忠华说，此外，随葬品中出土了锄头和纺轮，说明有农业和纺织业。 在浮选土样时，工作人员发现一块经纬线交织的织物，“是个残片，指甲壳大小，我看了很高兴，很像麻布，如果是说明当时就有了纺织，但是还得再做实验分析。”闵锐很谨慎，尽管有发现但因为研究不够没有下定论。后期工作中不断有着小惊喜，一个木制品出现了，“样子像木锥，保护后很漂亮，有可能是挽发用的，说明时人有发髻，那么这就和司马迁说的编发不一样，当然还得再经过研究后才能确定。” 闵锐说，这就存在两种情况，如果司马迁所载正确，那么铜棺主人和此次发掘的墓主人，就不是昆明人，而是另一种没有被史书记载的族群，“也或许是因为司马迁从未来过云南，昆明族占据的势力范围并不小，占据好几个坝子，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从考古发掘来看，墓主人应该是一支强大的族群。”闵锐进一步解释，大波那高规格的墓葬群，说明其实力强大，并设有君长，且其青铜文化对东边也有影响，“在这一片区发现的曲刃矛，在万家坝也有发现，说明它对周边文化有影响，当然也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 尽管此次发掘已经结束，一些谜题还未解开，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两千多年来，大波那一直续写着传奇，“这是一个有文化积淀的地方，大波那的遗存要比太和城早，它积淀的实力为日后的南诏发展兴起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大波那的考古发掘暂告段落，相信终有一日，考古工作者会还原这段迷样的历史。（记者 连惠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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