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本文主要研究《黄帝内经》以中土（脾胃）为枢的藏府模型与数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古代医术属于方技范畴，数术、方技两者则合称为“方术”。数术是着重天地之道的认识，方技则着重人道的认识，而方技又往往被视为数术之复制，这说明两者相互关系和影响是非常密切的，《内经》以中土为枢的藏府模型的建构方法，很大程度上是数术的运用。故此，本文以数术为理论方法切入点，一以贯之，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数术阐释。 1、土枢四象数术藏府观的图文表达 土枢四象，即四象以中土为枢纽，其为易学数术之核心理论模型。《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由此可知，《内经》以中土（脾胃）为枢的藏府模型（即土枢四象数术藏府），可以描述为如下模式：脾胃为土，居于中央，心在上，肾在下，肝位于左，肺位于右，呈十字坐标对称分布。其图式可以表达如下： 其图内圆而外方。内圆为太极，太极之内分阴阳二象，分别代表脾与胃，脾升而胃降，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倚，流转不息。外方为四象，居于四正之位，代表肝心肺肾四藏，随脾胃升降浮沉。脾胃处于中心和枢纽地位，由太极之元气化生，故此，脾胃亦被称为中气，五藏之升降浮沉皆以脾胃为枢，周流不息。值得一提的是，此图式应是竖立看，而非水平看，故此有上下左右之方位，而非前后，因而相应地产生升降出入之变化运动。此即《内经》所言：“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 此图式，与宋易学中的河图、后天八卦图，相近而有所变化，或者也可以说，与其同属一个思想体系，姑且称为数术藏府图或藏府术数图。即是以数术思想为核心，以图文为表达工具，具有简易、直观、形象等特点的中医理论模型。此模型除表示人体藏府运动变化规律外，亦与四时、五方、阴阳、五行、八卦等数术知识相关，从而具有多重理论含义和多角度解读可能。此数术藏府模型，在《内经》中虽未直接以图象表达出来，但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已以文字描述得到充分的展现，并且相对成熟和完善，代表《内经》藏府学说中最主要的思想观点。 2、数术文献略考 《黄帝内经》之医学思想源于战国，成书于西汉，故此，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学术的发展有统一、协同之性质。因而《内经》中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观，不是孤立存在、一跃而就的，而是和战国秦汉以降的数术思想密切相关。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数术”或者“术数”一词较少两字并现，多以单独之“数”或“术”字出现，而且“数术”一词含义并未确定，多有所变。“数术”作为一个相对固定的知识范畴应在汉代，以《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作为标志性文献。《汉志》作为中国文献目录学发轫之作，其中关于数术的讨论，言简意赅，尤有创见，实为数术思想体系的奠基之作和臻于完善之标志。 关于何为数术？《汉志》以为：“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此乃以官职定义数术之内涵及外延，因古之知识系统乃由百官所辖管，故以之定义。明堂本为祭祀五方之帝的建筑物，其外形上圆下方，代表空间之学。羲和者，掌管天文，观象制历，敬授民时，代表时间之学。史者，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代表历史经验之学。卜即是占卜之官，代表推算预测之学。数术之知识体系，《汉志》又将其分为六大类，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故此，所谓“数术”者，乃指古代空间、时间、历史、占卜等关于天地人运动变化的综合知识体系，其方法以象征符号和数量关系为形式推理逻辑，以达到治国安民、趋吉避凶、尚象制器等目的。其中既涉及现代所言自然科学之范畴，又关联到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是古代自然与社会科学合一的一个知识系统。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内经》以此开篇，有其特殊之意义，说明术数（即是数术）在中医理论构建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内经》中以脾胃为枢的藏府模型则为其数术思想核心之体现。 3、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观的构建方法 《汉志》中数术与方技虽分两类，然而两者之间的联系甚密，后世往往将其并称为“方术”。李零在《中国方术正考》中曰：“中国古代研究‘天道’的学问是叫‘数术之学’，而研究‘生命’的学问是叫‘方技之学’。它们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由于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术传统、知识体系和概念术语往往被淘汰、替换，‘全盘西化’，惟一得以幸存的只有中医。”又曰：“在数术方技之学中，后者是被视作前者的复制。”由此说明，方技之理法不离数术，是以数术为其理论建构之方法与工具，中医得以唯一幸存的一个重要缘由，笔者以为正是由于其理法深深植根于数术之沃土之中。故此，从数术到方技的复制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其具体复制变化之法，大概有以下几点： 《内经》中存在着两个以不同中心为枢纽的藏府图式：一是“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另一个则是“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前者即是本文所述的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模型，而后者在《内经》中亦占据着一席之地。 如《灵枢·津液五别》中曰：“五藏六府，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淮南子·时则训》中亦有所述，如“季夏之月，招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其虫嬴，其音宫，律中百钟，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此说中，五藏配五方之位，心居于中央，其余四藏分别位于四方，异于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模型。龙伯坚称其为古文说，是根据祭祀时所宰杀之牺牲向南的五藏实际部位而排列的，并借用之表示人体藏府之实际部位。 廖育群谓：“在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中，心脏‘君主之官’的地位，实际上只能用于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而气血生成与运行等生理活动的中心是‘胃’”。故此，以脾胃为中心主要体现其“物质枢纽”之作用，以此区别于心为中心的“精神君主”之作用，前者偏向于指物质能量新陈代谢的系统，后者偏向于指意识情志调节控制的系统。这两种模型的相互竞争，最终选择以脾胃为中心的藏象模型，以心为中心的模型依然保留在《内经》中，形成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局面。究其因，是数术之五行对五藏功能进行选择的结果。《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舍其形器，崇尚道法，是古人典型的思维模式。故此曰：五藏之功能实为五行之属性，功能之藏府实为数术之藏府。 3.2 升降出入：以阴阳消长为核心的运动模式 《内经》之数术藏府，以脾胃为升降出入之枢纽，其核心为阴阳消长之运动，虽阴阳五行并论，而以脾胃阴阳二气之升降为重。《素问·六微旨大论》即曰：“气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此本论天地之气的升降运动，然而“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人亦然也。人由天地元气所合而化生，气之升降出入主宰着人体整个生命活动。 对于《内经》数术藏府的阴阳升降变化运动，黄元御阐释得甚为得当，尽得《内经》之精神。其于《四圣心源·天人解》中曰：“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己土上行，阴升而化阳，阳升于左，则为肝，升于上，则为心；戊土下行，阳降而化阴，阴降于右，则为肺，降于下，则为肾。” 其文所表达的藏府图式，基本上是借《周易》中“太极——阴阳——四象——八卦”的生物和成物程序描画的。脾胃居于枢纽和核心地位，乃源于太极之祖气，为人身之中气，四藏生化皆藉其元气。此图式最能完美的表达出《内经》的数术藏府模型，堪称《内经》数术藏府观的最佳诠释。 3.3 法天则地：以四时五方为场景的理论原型 《内经》中“四时五藏阴阳”理论所述之藏府，恽铁樵称之为“四时的五藏”。笔者以为，此藏府观乃承时空之学，以阴阳四时五方为场景而运动变化，非“四时”所能涵盖，故此应以“数术之藏府”名之，更为适合。其在四时的基础上，以“1＋4”的模式配属五方，脾胃居中，肝心肺肾位于东南西北四方。从而形成，五藏时空各有所配，分属不同五行。肝属木，配东方、春季；心属火，配南方、夏季；肺属金，配西方、秋季；肾属水，配北方、冬季；脾属土，配中央、长夏。 然而，五藏配属五行，历史上并非只此一种，还有其它学说并存。龙伯坚将其分为古文说与今文说两种，并谓《内经》之五藏配属为今文说，其在《黄帝内经概论》中论道：“《今文尚书》欧阳说的配合是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而《古文尚书》说的配合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这很明显地看出《黄帝内经》说即是今文说，而《阴阳疗疾法》说则是古文说。” 龙伯坚谓之今文说之五藏，即是《内经》中数术之藏府，与真实解剖之脏器位置相差较大。此非古人之愚昧无知，而是因为《内经》之数术藏府，已脱离其原始解剖所观之脏器本义，通过四时五方的时空配属，转而借用为五大功能系统之象。以往一些观点认为，中医的藏府生理功能不甚合符实际，谓其受封建礼教束缚之所限，不能准确深入研究。封建礼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其主因实为：中医之藏府观，以“数术之藏府”为核心思想，其藏府生理功能为数术模型之表达，而非实体脏器之谓。 3.4 取象比类：以象数为形式逻辑的推演工具 取象比类之法由来已久，源于《周易》象数之学，象数理占为易学四大要素。如《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此，取象比类是近于归纳推演的一种形而上之逻辑思维方法。而“象”、“数”作为形式逻辑的推演符号，在《周易》中有大量的论述，其中以“象”尤为重要。《周易·系辞下》曰：“象也者，像也”，《周易·系辞上》曰：“见乃谓之象”。故此，所谓“象”者，即是像也、相也、见（見）也、现（現）也，皆为“目”所见之形象，具有直观性、形象性之特点，多以图像之形态呈现，是一种直接之具象，是人对存在事物反射出的先验现象。《周易》中对“数”的讨论，多以象数并举，两者相连的。如《周易·系辞上》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中的“数”多为数学上的自然数，以从一至十为基数，其功能除表示事物之数量之外，更多的是附会神秘之说，属于数字崇拜的一种。 易学中的象数思维模式，作为数术中独具特色的理论风格，对《内经》数术藏府之形成，具有举足轻重之作用。如“五色独决于明堂”之诊法，《灵枢·五色》曰：“明堂者，鼻也。阙者，眉间也。庭者，颜也。蕃者颊侧也。蔽者，耳门也。其间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见于外，如是者寿，必中百岁。”所谓明堂，前已所述，即古代祭祀之建筑。故此，《内经》借建筑之形法而指代人体，通过取象类比之法，易为人体之明堂——“鼻”。《内经》还将鼻头名为“面王”，脾置于面王之位，胃随脾同为中心，其它各藏府遵循“上竟上，下竟下”之数术形法原则，以面王为核心而圆周展开，从而形成类于明堂辟雍的建筑结构的数术藏府。再如，《素问·金匮眞言论》中五藏之应数:肝八、心七、脾五、肺九、肾六，实为易学河图中之成数，五藏按其数依序排列，即形成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图式。《内经》中此等所谓之“数”，皆非实证之数，而是经过人为之改造、取象比类之法，用于构造数术之模型，为象征之数、虚拟之数、数术之数而已。 3.5 一以贯之：以式盘为综合模型的系统同构 “式”又可称为“式盘”，是后世“罗盘”之鼻祖，从出土文物来看，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式虽本为择日占卜之模具，却代表了古人对天地宇宙万物生成变化规律的深刻领悟，是古人模仿天地时空运动之表达图式和模型。笔者认为，《内经》数术藏府与式盘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以式盘为原型而建构的理论模型，符合从数术到方技之复制的理法，其具体表现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天地人统一的宇宙系统同构原理。人体为一小宇宙，天地为一大宇宙，人与天地休戚相关，共同呼吸，《内经》中有“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之论。故此，人与天地两个大小宇宙是相通的，同属于一个宇宙大系统，其结构相同的，其功能亦是相同的。《素问·保命全形论》中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覆地载”、“天地生人”、“四时法成”之辞理，正是式盘所表达的统一宇宙图式。故此，从式盘到数术藏府模型，所用之原理乃是系统论中所述“同构同功”规律之体现。 二是，以天枢为转轴而展开的时空布局之复制。式盘是古人模拟天地时空运动的观象制器之作，其总体布局结构内圆外方，包括天盘、地盘两部分，圆盖以象天，乾行不息，方盘以象地，坤静载物，法于《周易》中乾坤运行之道，乃古代天圆地方之“盖天说”的体现。又以北斗作为天枢，居于式盘之中心，天地之运转皆以天枢为转轴，其时空布局亦围绕天枢随之展开，地盘呈“二绳四维”之状延伸分部。布置好时空格局之后，便将干支符号、天之四象二十八宿、地之四正四隅、十二神等依次归类，即完成其配物之程序。《内经》的数术藏府图式亦然，整个藏府模型的建立，几乎是在对式盘“全象”复制的基础上进行的。 4、结论 《内经》中以脾胃为枢的数术藏府观，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其理论与实用价值甚大，对后世医学思想之发展影响深远。当然，《内经》的数术藏府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有其优劣并存之处。数术之藏府模型能化繁为简，直接洞察事物背后之本质，具有具体、形象之特点，这些都是值得首肯的地方。然而其不足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数术之象数思维重于形式，轻实证，易于走向主观、削足适履的形式主义。“象”有时过于空泛，难以客观的把握，易于漫无边际，准确性差。故此，当医者面对疾病时，就如同盲人摸“象”——各执一端，不得其全。 《内经》中所述之藏府，在古人的实践过程中，其开始时应是器质性的。从五藏六府之造字多从“月（肉）”的文字溯源，以及《内经》脏腑器官解剖之观察记载，则可知之。而后经过数术的改造，则变成数术之藏府，逐渐偏离于器质实体。对实体认识的偏离，除了伦理限制、观察工具未够精准等因素之外，数术则是最大的人为原因。故此，《内经》之藏府，实质上是器质与数术的混合体。由于其理论存在着器质实体与数术功能的自我冲突，中医之藏府观往往纠缠其中而难以自拔，最终以主观功能性藏府作为调和剂，后世之演变亦如是。此为其矛盾之处与理论之硬伤，并引起现代医学的批判。
|
|
|
来自： 昵称35421190 > 《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