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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四余&西洋占星术&东方命理都可做为基础，值得一看。 ———————————————————————— 来源：《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作者：吴宇虹 早在亚述学建立初期，学者们通过对出土两河流域遗址的星象学和天文学泥板文书研究，发现了天文学最早起源于古巴比伦晚期（公元前1700年）而兴盛于中、新和晚期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000年-100年）。 从新巴比伦时期（公元前626－539年）开始，两河流域出土文献中的天象占星术的泥板开始增多。被亚述学者称为《当天神和恩利勒神》（为该系列文献的首句）系列泥板是由70多块泥板组成的一部重要的天象经典。 这是一部记录天象预兆国家祸福的天人感应的占星术书。它最后编纂的经典本是由塞琉古王朝时的巴比伦尼亚天象书吏们完成的。前50块泥板记录了日、月、气象等变化的预兆内容；后20多块泥板记载由行星和恒星运行变化而预示的国家兴亡。 早在1900年，美国亚述学者品克斯就在一些有关《当天神和恩利勒神》和天象占卜的泥板文书中发现记录12个星座和12个月份的排列组合，他把这些每月之星的文件整理后命名为《星盘》(Astrolabes)文件。 1907-1915年，一些德国亚述学家发表了一系列巴比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 。此后，对巴比伦天文学的研究一直在进行，特别是近年来，一批欧美学者取得了很大的一批成果。年代学者用现代天文学所提供的天体运行历史年表来筛选巴比伦泥板中所记载的各个时期的天体相位周期，从而可以推算出当时的公元年。 《当天神和恩利勒神》这部晚期的古代占星术著作对近东年代学的贡献是它的第63块泥板——“金星泥板”被发现实际是古巴比伦时期所记载的金星运行观测表的传世本。这一泥板文献共记有59个天象及其预兆。 其中预兆1－21和34－37被整理为21年中金星出没的记载。 前21个天象又被分两个系列：其中预兆1－10是记载了金星运行的一个八年周期，而预兆11－21是另一个八年金星周期。 据天文学家平格瑞分析，第二个八年周期不是第一个八年周期的继续，而且数据错误较多，整个泥板是抄自不同时期的有关金星的记载。 然而，预兆1－10所记载的金星八年周期除了一个基本数据错误外，和现代天文计算完全吻合。幸运的是传抄的“预兆10”并不是一个兆文，而是古巴比伦王朝第10王阿米嚓杜喀的第八年的年名。该预兆如下：“在12月25日，宁西安那女神（金星）从东方天空消失，年名：‘锒金座椅’。” “金星泥板”首先被牛津大学亚述学者Ｓ．郎敦（Langdon）和天文史学者Ｊ·珐得壬翰（Fotheringham）在1928年研究发表。此后，多位古代近东天文学者利用这一泥板中的金星的相位重新推算古巴比伦王朝的公元年。本文作者曾对巴比伦的《金星泥板》的研究做过中文介绍。 中华文明方面，在和新亚述和新、晚期巴比伦同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前779年-221），人们已经掌握了五大行星的运行周期和星座的位置。《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律历志》等世传天文学经典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占星学。近年来出土的文物也提供了同类的材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前246年）到汉文帝3年（前177年）共70年的岁星（木星）、土星和金星的运行位置和周期，都十分准确，如书中总结的金星周期为：“（太白）凡出入东西各五（次），复与营室晨出东方，为八岁。” 【中华文明黄道12辰、28宿的起源和木星12年黄道周天观测】 国内对巴比伦天文学和中华天文学对比研究首创为郭沫若先生。 他于1931年发表了他留日期间写作的《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其中的最后论文“释干支”（196页以下）长达190页（完成于1929年），可谓全书的重点。 文章中他创造性地对古代中国从商代开始用于60循环计日的干支（词源“母子、幹枝”）体系中的12支即黄道12辰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黄道28标志星宿和巴比伦（他所用的巴比伦文明的年代为过时的早期年代学说法）和西方天文学中的黄道12宫星宿和其它天文学知识进行对比研究。他否定了日本学者提出殷商人用12辰的符号记12月的假说，指出以12辰配12月的用法始于汉代。他认为在汉之前，古人已开始用12辰（可能起源12星座）为标志将天球黄道（太阳和行星轨道）分成12分区：“12辰文字本黄道上十二恒星之符号，与巴比伦12宫颇相一致，初似专为观察岁星而设，后乃用为日月合朔之标准点。”《楚辞·天问》有“天何所沓？十二焉分？”。他将中文“辰”的字源释为“耕具”，用为星名，指出西方称北斗为“犁”。很巧的是巴比伦星座表以“犁星”（北天三角星座）开首。 在古代中国，12年的木星周期在定制太阳年的四季和节气为标志的农时历法上起到了决定作用。《史记》天官书写到：“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正义，天官【占】云：“夫岁星欲春不动，动则农废。岁星农官，主五穀”。 天文志云：“人主仁亏，貌失，逆时令，伤木气，则罚见岁星。”。由于木星为农业时令之神，郭老解“辰”的词源为“神圣农具、星体”之说也有根据。 《马王堆五星占·五星凌犯》一次称辰星为“耕星”，可见两字同义：“太白、熒惑、耕星（=辰星/水星）赤而角，利以伐人。” 郭老在文中列出了《尔雅》、《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律历志》和《淮南子·天文训》等书中记载的从寅卯到子丑的12辰次序、它们的标志28星宿和木星（岁星）12年巡游12辰一周天的12个名称（岁名）。 提到木星的岁名的最早文献是战国时期的屈原（约前343年～约前281年）的著名作品《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白话是：“在太岁在寅辰（木星在丑）而称为摄提格的那年的正月（《尔雅·释天》“正月为陬，月名”）的庚寅日，我降生了。” 和巴比伦和西方的12星座为黄道之12区段不同，中国古代是以28宿星为日月五行星在黄道12辰上的行宿的标志，所以每一辰区内有2个或3个星宿而不是一个。《淮南子·天文训》有“太阴在四仲（第2、5、8、11年），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1、3-4，6-7，9-10，12年）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岁星每）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岁而周（天）。”（史记正义，晋灼云：“太岁在四仲，则岁行三宿；太岁在四孟四季，则岁行二宿。”）。 早在夏商时期（约公元前2000至1000年），12辰的标志28星宿已经全部产生了。 《尚书·尧典》有：“日中（分=昼夜等长），（七）星鸟（在天），以殷仲春。日永（最长），星火（心）（在天），以正仲夏。宵中（分），星虚（在天），以殷仲秋。日（最）短，星昴（在天），以正仲冬”。 这表明在夏商时期，中国人就分别以28宿中的星、心、虚、昴四个星座在黄昏时见于南中天之日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日，从而准确地划分了一年四季。 七星是南宫朱鸟黄道7宿的正中宿（第四宿），因此被称为星鸟，据《吕氏春秋·月纪》、《淮南子·时则训》和《礼记·月令》，在秦汉历中，它于3月季春黄昏出现南天中； 星火又称心星是东宫苍龙中的黄道7宿之第五宿，在秦汉历中，它于6月季夏黄昏出现南天中； 星虚是北宫玄武中的黄道7宿之中间宿，在秦汉历中，它于9月季秋黄昏出现南天； 星昴是西宫咸池（后为白虎）的黄道7宿之中间宿，在秦汉历中，它被其后的西宫第二宿娄替代，于12月季冬黄昏出现南天。 我们知道春分点在阳历中出现在3月21日前后，夏至点在6月22日前后和秋分在9月23日前后和冬至点在12月22日前后，农历应在2月、5月、8和11月中。 然而，根据这些秦汉天文书中的记载，夏商时期的一年四季的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4个仲月的校正星宿都晚了一个月，在4个季月中见于中天了，尧典因此可能被认为有误。 其实，这个误差的原因是两个时期相隔2000年，地球和恒星的位置发生了位移，造成岁差。据现代天文学，春分点在公元前4400至2200年在金牛宫，2200至公元1年在白羊宫，公元1年至现代在双鱼宫（营室、东壁）。 由于夏商时的春分点在白羊宫，在当时的农历2月、5月、8月和11月等4个仲月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点出现的星宿到了秦汉变成了3月、6月、9月和12月等4个季月出现的星宿了。 对于这一地球自转轴对背景恒星发生偏移的岁差现象在公元前二世纪被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首次发现。中国晋代天文学家虞喜，根据对冬至日恒星的中天观测，独立地发现了岁差。据《宋史·律历志》记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岁差这个名词即由此而来。 中华天文学和巴比伦天文学最大的不同是西方12宫的排序是向右行（顺时针，东南西北）法和日月五星的视觉轨道是一致的，而中国的黄道12辰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商代甲骨文中已定次序）的起始次序是从到以左行（逆时针，东北西南）形式排列，和日月五星的运行相逆。 12辰独特的左旋排列的起源应该和左行的恒星北斗七星有关。 由于地球在宇宙中逆时针绕太阳和相对于不动的星座移动，根据视运动的原理，我们从地球上看北斗七星（大熊星座）和其它的恒星星座同样是左行旋转的，《淮南子·天文训》写到：“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岁”。 “而升（斗）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斗指子，则冬至，音比黄钟。加十五日指癸，则小寒，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丑，则大寒，……加十五日指亥，则小雪，音比无射。加十五日指壬，则大雪，音比应钟。加十五日指子”。“斗杓为小岁，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为太岁，二月建卯，月从右行四仲，终而复始。……大时者，咸池也。小时者，月建也。天维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岁而移，十二岁而大周天，终而复始。”和“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这样看来，中国最早的12辰天区的逆时针排次应该是商代的古代占星学和天文学家按照北斗星的左行轨道确定的。然而，木星、日月及其它行星的运行轨道却是从东、南到西、北的右行（顺时针）方式。因此，它们的轨道在12辰天区中是逆行的：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为了使木星轨道和12辰同方向相配合，春秋以来的中国天象学家发明了对应木星（“岁阳”）的假设星体“太岁、岁阴、太阴”：在木星在12辰区中逆行的同时，对应假星太岁在12辰中顺行。由此，古代天文书中一般记录的是太岁假星（不是木星）每年所在的辰位。 郭老大胆地推测汉代出现的与12辰的对应木星轨道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为外来词，其发音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文作“酥美”）语或阿卡德语（“亚加德”）的12个星座的发音。 然而，从公元前1800年起，苏美尔语已成为死亡语言，所有的苏美尔词符都被读成阿卡德语（如日文中的汉字被读成日语而不是汉语），他使用的苏美尔星名符号（一些符号读音有多个）可能已经被当地人读成阿卡德语星名。 因此，他用的苏美尔星名对应中国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的方法很不可靠。实际上，他在文中（254-282页）给出的中文12岁名和楔文（多为苏美尔语）12星名对照读音、以及《尔雅》中12月名对应苏美尔12个月名的对照读音十分勉强或相差甚远，这些读音很难成为他所谓的这些中文岁名和月名术语来自两河流域文明的证据。 中国古代世传和出土文献表明中国古代天文学特别注意观测木星的12年一周天的现象。 郭老在他的文章中大量地引用和讨论了文献中记载的木星12年所位于的黄道12辰天区和28星宿观测标志。这些文献详细地记录了在12年的周期中，每年木星第一次在东方升起时所在的月分和同见的星宿（见下表）。 由于巴比伦和希腊人使用12星宫标志每年的12个月以确定太阳（实际是地球）的运行周期年，他们对木星的12周期中每年位移的记录很少。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用木星12年在12辰中的运行以校正太阳年和以28宿配12辰为黄道标志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殊发明；中国的子丑寅卯等12辰和摄提格、单閼等12岁名起源于国人对木星的12年一周期的绕日运行轨道的观测和运用，不可能起源于西方传来的对应每年12个月的黄道12宫。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221）和巴比伦天文学和希腊天文学同时进入成熟期。这期间成书的《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就提到天象师和星占师的第一任务是观测木星12岁、12月和天宫12辰：“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秋官司寇第五提到12辰、12岁星等星相符号驱去害鸟的用处：“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二十有八星之号，县其巢上，则去之。” 由于木星实际周期是11.8565年，它不到12年完成周期后，继续前行约55天后，到第13年正月即另一周期开始时，木星的位置就比它第一年的位置前移0.15年。 因此，每隔82.5年，其周期初始位置就向前移动一个辰区。这一木星前移辰区现象被称为岁星超辰。 史记、汉书和淮南子都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天文家石氏观测到木星周期第一年正月时的摄提格岁星的位置是在斗和牛宿间的丑位； 而马王堆《五星占》记录了秦始皇元年正月到汉文帝三年（前246年-176年）共70年的木星轨道，这时的摄提格岁星已经前进到下一辰区的（虚、危和）营室宿间的子位。而《汉书》记录了汉武帝的太初历（前104年）的第一年摄提格岁正月，木星在营室和东壁的亥位，比（战国时）石氏看到的木星初始相位超前了两个辰区（斗、牛=丑=摩羯宫 Þ 女、虚、危=子=水瓶宫 Þ室、壁=亥=双鱼宫）。根据木星运行超辰2位需要165年计算，石氏记录的木星周期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前104年+165=公元前269年）。 刘歆(约前53-后23）是西汉末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目录学家和最有成就的天文学家。成帝时他为黄门郎，受诏与其父刘向总校群书，哀帝时，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王莽新政，累官至国师，考定了律历。他写的《三统历谱》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一辰所需年数的计算方法（他把超辰期误算为144年）。《汉书·律历志》主要采自他的著作。 郭老考证：为了摆脱12辰左转和木星的右行12年的互逆性，应该是刘歆发明了纪录木星12年周期的12次，并把它的使用竄入他所表章的《左传》和《国语》等后出古文书籍。 岁星12次和12辰的配合为： 01．星纪 丑 02．玄枵 子 03．诹訾 亥 04．降娄 戌 05．大梁 酉 06．实沈 申 07．鹑首 未 08．鹑火 午 09．鹑尾 巳 10．寿星 辰 11．大火 卯 12．析木 寅。 巴比伦、希腊黄道12宫（右排序）的黄经度和中国12辰28宿（左行）对应表 12、双鱼座：黄经330-360/0度（今春分点）= 1、亥辰：室宿星二，即飞马座α，β。东壁宿星二，即飞马座γ和仙女座α。 1、白羊座0-30度，古春分点= 2、戌辰：奎宿有星16，9属仙女座，7属双鱼座，娄宿有星三，即白羊座βγα，胃宿有星三，属白羊座。 2、金牛座30-60度= 酉辰：昴宿有星七，六属金牛座，毕宿有星八，七属金牛座，觜宿有星三，属金牛座。 3、双子座60-90度 = 申辰：参宿有星七，均属猎户座，井宿有星八属双子座。 4、巨蟹座90-120度= 未辰：鬼宿有星四，属巨蟹座。 5、狮子座120-150度= 午辰：柳宿有星八，均属长蛇座；星宿有星七，六属长蛇座，张宿有星六，属长蛇座。 6、室女座150-180度 秋分点= 巳辰：翼宿有星二十二，第1至第11属巨爵座，12至14属长蛇座，轸宿星四，即乌鸦座γ、ε、δ、β。角宿有星二，属室女座 α, ζ。 7、天秤座180-210度= 辰辰：亢宿有星四，为室女座中三等星κ, ι, φ, λ，氐宿有星四，均属天秤座α, η, γ, β。 8、天蝎座210-240度= 卯辰：房宿（蝎螯）星四，即天蝎座之π，ρ，δ，β，心宿（蝎心）星三，即天蝎座σατ。 9、人马座（射手）240-270度= 寅辰：尾宿有星九，均属天蝎座。箕宿有星四，均属人马座。 10、摩羯座270-300度= 丑辰：斗宿有星六，均属人马座。牛宿有星六，均属摩羯座 11、宝瓶座300-3330度= 子辰：危宿有星三，第一星即宝瓶座α，虚宿星二，虚一即宝瓶座β，虚宿二即小马座α，女宿有星四，三属宝瓶座。 《淮南子》天文训/《吕氏春秋》月纪=《礼记》月令记载的木星或太阳12月右行黄道28宿12辰星 正月建营室、（东壁）= 16+9 = 25度，=亥。孟春之月，日（出）在营室。 二月建奎、娄=16+12=28度 = 戌。仲春之月，日在奎。 三月建胃、（昴）=14+11=25度 =酉。季春之月，日在胃。 四月建毕、（觜觽和参）16+2+9=27度= 申。孟夏之月，日在毕。 五月建东井、（舆鬼）33+4=37度= 未。仲夏之月，日在东井。 六月建柳、七星、张：15+7+18= 40度 = 午。季夏之月，日在柳。 七月建翼、（軫）：18+17=35度 = 巳，孟秋之月，月在翼。 八月建（角、）亢：12+9=21度、=辰。仲秋之月，日在角。 九月建（氐）、房、（心）、：15+5+5=25度= 卯。季秋之月，日在房。 十月建尾、（箕）、：11¼+18 = 29¼度= 寅。孟冬之月，日在尾。 十一月建（斗）、牛： 26+8= 34度= 丑。仲冬之月，日在斗。 十二月建（婺女）、虚、（危）：12+10+17=39度 = 子。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淮南子》天文训：12辰对28宿、北斗左行指12辰24节； 《淮南子》时则训：北斗12月指12辰 1、北方玄武：东壁、营室（春分点）——亥。小雪、大雪。孟冬之月（10），招摇（北斗）指亥，其位北方。 12、西方白虎：娄、奎——戌。霜降、立冬。季秋之月（9），招摇（北斗）指戌。其位西方。 11、西方：毕、昴、胃——酉。秋分、寒露。仲秋之月（8），招摇指酉。其位西方。 10、西方：参、觜觿——申。处暑、白露。孟秋之月（7），招摇（北斗）指申。其位西方。 9、南方朱雀：舆鬼、东井（夏至点）——未。大暑、立秋。季夏之月（6），招摇（北斗）指未，其位中央。 8、南方：张、七星、柳（=注）——午。夏至、小暑。仲夏之月（5），招摇指午。其位南方。 7、南方朱雀：轸、翼——巳。小满、芒种。孟夏之月（4），招摇（北斗）指巳，其位南方 6、东方青龙：亢、角——辰。谷雨、立夏。季春之月（3月），招摇（北斗）指辰，其位东方。 5、东方青龙：心、房、氐星（底抗=天秤）——卯。春分、清明。仲春之月（2月），招摇指卯。其位东方。 4、东方青龙：箕、尾（=蝎尾）——寅。雨水、惊蛰。孟春之月（1），招摇（北斗）指寅。其位东方。 3、北方玄武：牵牛（河鼓星）、斗（建星）——丑。大寒、立春。季冬之月（12），招摇指丑。其位北方。 2、北方玄武：危、虚、婺女——子。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冬至、小寒。仲冬之月（11），招摇指子，其位北方 《史记》律书：8风，右行12辰对28宿；《汉书》律历志：音律左行12辰 1、西北风（起）10月：东行（右行顺时针）至东壁、营室、危——亥。 音律：应钟位于亥，在十月。 12、西风起9月：北至于胃、娄、奎——戌。 汉书音律：亡射位于戌，在九月。 11、西南风起8月北至于留（昴）；起7月：北至于浊（毕）——酉； 音律：南吕位于酉，在八月。 9、西南风起6月：北至于罚（觜觽）和参——申。 汉书音律：夷则位于申，在七月。 8、南风起5月：西至于弧星（舆鬼）、（天）狼——未。 汉书音律：林钟位于未，在六月。 7、（东南风）七星、张、注（柳）——午。 汉书音律：蕤宾位于午，在五月。 10、东南风起4月：西至于轸、翼、——巳。 汉书音律：中吕位于巳，在四月。 6、东风起3月：南至于亢、角——辰。 汉书音律：姑洗位于辰，在三月。 5、东风起2月：南至于（心、房、）氐——卯。 汉书音律：夹钟位于卯，在二月 4、东北风起正月：南至于箕、尾、心、房——寅。 汉书音律：：太族位于寅，在正月。 3、北风起12月：东至牵牛、建星（=斗）——丑。 汉书：大吕位于丑，在12月。 2、北风起11月：东至于虚、须女——子。 汉书音律：黄钟始于子，在11月。 汉代文献中木星12岁位置和12辰、28宿对应表 （北斗、12辰和木星对应假星太岁左行，岁星和28宿右行）
【两河流域文明天文学和黄道12宫的起源】 和中华文明一样，两河流域天文学对太阳和月亮运行观察的成果是制定了协调太阳年和月本位阴历年（太阴历）的阴阳历合用的农业历法。 这种农业历法（阴阳合历）解决了因为12个月共354.3672天的阴历年比365.2422天的阳历年短11天而农业节气无法固定的太阴历的缺欠。 通过观察太阳运行周期，古人发现12个月周期大约等于一个太阳周期“年”，因此将12个月定为1年，我们称为阴历年。 由于每个月相周期实际为29.5306天（29天半），因此在阴历年中，12个月必需分为6个30天的大月和6个29天的小月。由于阴历年12个月为354.3672天，比太阳周期年少了11天，两河流域天文学者根据经验和对每年季节的计算，每3年或2年就要设置一个13个月的闰年，闰年中增加的一个29或30天的闰月一般放在年末（第13个月）或年中（第6月），以补足3个阴历年比3个太阳年减少了的33 3/4 天数。这种带有闰月的历法被称为阴阳合历或农历。 两河流域文明在制定阴阳合历时一定用过尝试过多种闰月添加法。 根据古代中国、古希腊和犹太国家的阴阳合历的实践和两河流域的文献，我们认为两河流域文明也发现了在古代世界得到广泛的应用的在19年中加7个闰月的做法。 根据出土的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010-2003年）的行政管理文件，我们对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闰月应用进行了调查。我们的统计表明从舒勒吉24年到48年共25年中，乌尔城和国家贡牲中心的年历中共加了10个闰月。这表明在前19年中加了7个闰月，另外6年中加了3个闰月（或是10年加4个闰月法）。我们还发现从阿马尔辛元年到伊比辛4年共22年期间，拉旮什城的天文历法学家共添加了8个闰月，这表明前19年加了7个闰月，后3年加了一个闰月。 两河流域国家制订的阴阳合历法即保留了以月相位为时间单位的古老传统，又使一年中的日数基本上对应于太阳的运行轨道，从而固定了春夏秋东四季和农业节气在历法中的位置，为全国人民提供了生产不可缺少的、以准确的节气为核心的农业历法。按季节进行农业生产的实践使农作物获得最好的光和热，能够茂盛成长，保证了农业丰收。可以说的精确的天文历法知识是两河流域文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苏美尔人开始，两河流域的各城邦的历法都给每个月命以和宗教和农业生产有关的名称，以名称而不以序号定义每个月。开始于宗教中心尼普尔、后被巴比伦全国使用的尼普尔-巴比伦历法的第一个月的阿卡德语名字叫尼萨奴月（arah Nisanu “首祭之月” =苏美尔月名iti-bará-zag-ĝar “神座椅被置于圣殿之月”）大体相当于公历的3—4月。虽然巴比伦人的阿卡德语月份的名称来源于塞姆语，但它们的书写却一直借用了的古老的尼普尔城邦的苏美尔语月名符号，可见苏美尔文明对巴比伦文明的深刻影响。两河流域古老的巴比伦历法的12个月名在到楔形文字死亡后仍然在近东地区延续使用：从公元前700年开始，巴比伦历的12个月名就被长久保持古塞姆语传统的犹太民族一直使用到现在，从没间断过。 古代的天文学和古人用天体变化预测未来的占星术是孪生兄弟。占星术和其它占卜术是古人用来作为决定重大国事的依据。两河流域的天文学正是在巴比伦和亚述的占星祭司观察和记录天体运行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两河流域的天文观测作为世界最早的天文记录达到了很高水平。成文于公元前1000-686年之间的巴比伦天象文献《犁星》（MUL-APIN见下表）把天空划分成三个的天道或区域，分别命名为“水神埃阿天道”、“天神安努天道”和“神王恩利勒天道”。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天文祭司按三个天道区记载了他们所能看到的星座。恩利勒天道区有33个星座，包括大熊座、小熊座等；安努的天道区包括23个星座，有天马（两河流域“田地”）、双鱼、白羊（“雇工”）、仙后等；埃阿天道区有15个星座。全文共有71星座和星体。安努天道的诸星接近于天球赤道或中分道，恩利勒天道诸星位于其北方的天空而埃阿天道的诸星位于其南方的天空[12]。 从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800-1500）就开始有天文占卜的文献出现。一件命名为《对夜空诸神祈祷文》列举了一些星名，目前只有两个古巴比伦版本和一个赫梯人翻译的版本为今人所知。其中的赫梯泥板中的43-46行记录了17颗星。其中的后12颗星属于公元前一千纪中的巴比伦《星盘》天文泥板中“埃阿天道”中的星座（见下表）。可见在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的天文学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就。郭沫若首次对此表中的17星与西方和中华传统中星宿进行了比较研究。 公元前1千纪初，巴比伦学者已经对星空有了比较科学的掌握和研究。他们把天空划分三个天道，把每个天道中的12标志星和12个月搭配以校正每年12个月的开始日、5日、10日、15日或25日的准确时间。 1900年，亚述学者品克斯(Pinches)首次发现这种12个星座和12个月份的组合方式被记录在几块注释天象学系列泥板《当天神和恩利勒神》和天象占卜的泥板文书中，他把整理后的每月之星文件命名为《星盘》(Astrolabes)。后来又发现了早于《品克斯的星盘》（Pinches Astrolabe，写于公元前720年左右）的把星体和12个月关联的天文学文件《星盘乙本》（Astrolabe B，写于巴比伦王Ninurta-apil-Ekur统治期：公元前1190-1178）。 这些星盘文献把天空划分为三个天道，每个天道在每个月都有一个标志星在空中升起。星盘文献按1到12月的次序，以“三星于一月”的分组，给出了的每月的三个天道的星，形成12个三星一组，共36个星的组合（见下表）。 这样太阳的周期被设定为360度圆周，每月的星座被理想地定为占30度（实际上各有差别），代表30天，形成天道12星座代表一年12个月的占星和天文理论。由于星盘中的各星时空位置可能是部分根据神话、部分根据天文学知识，每月的标志星的出现并不完全准确，而且一些星座所属天道和它们在天文学文献《犁星》中的天道不一致。 但是，这种把天空划为分区、以12月时间标志、以12个星座为空间（天区）标志的观察方法被希腊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现代还在使用的星象学和天文学的黄道12宫（到现代都产生了位移）。 类似的方法在古代中国被称为12辰。把黄道（太阳道）分成的长度相等的12个区域（即黄道12宫）并以12星座为标志对应太阳运行周期12个月的理论实践还证实在公元前七世纪亚述占星学者向国王提出占卜建议的一批信件中（SAA 8）[13]。这表明用12星座标记日月五星运行轨道周期的概念同样流行于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其中的一些预言是占星术学者们提示国王注意当黄道标志星座和月（或月光晕）或五大行星在黄道上相遇时将预兆的各类吉凶事件。
公元前10世纪至7世纪间的巴比伦天文文献《犁星》（MUL.APIN，公元前7世纪的抄本）详细记载了的三个天道中的各星座或星（各天道的星都超出12个）的位置，共记录了70个星座和星。8百年后，罗马帝国所属埃及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公元90～168年）对巴比伦星座和它们名称进行修订、补充和重新划分，完成了48星座命名和编定。托勒密的48星座成为现代天文学星座命名法的基础和起点。 《犁星》泥板一第6表格记录的白道（月亮轨道）上的17星座都基本上符合现代天文学的观察（见下表），而且黄道12宫的全部星座都在其中，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12宫的记载。这证实了希腊天文学家总结的黄道十二宫理论起源于巴比伦。巴比伦人提出了的黄道的十二星座基本上互相隔离30度角度（天秤座例外），把明亮的红巨星毕宿五和心大星（Aldebaran and Antares）作为金牛座和天蝎座的中心。郭沫若对巴比伦白道（“月躔”）和中国古代星宿进行了精到的研究，并提到西方研究观点认为：希腊12宫开始于白羊座是因为于公元前800年左右巴比伦天文学传入希腊的时间而其时春分点已在白羊座；巴比伦白道12星开始于金牛座（昴、毕）可能是因为在它建立时，春分点在这一星座中，其时为公元前2000年之前。
《犁星》MUL APIN天文泥板中的三个天道中的星和星座名和现代识别(D. Pingree, Enuma Anu Enlil Tablets 50-51) 一、恩利勒天道（北天空）33星对应希腊星 01、犁星MUL APIN=希腊三角座， 02、狼星=三角座α星， 03、老人星=英仙座， 04、羊勾棍星GÀM=御夫座， 05、大双子星， 06、小双子星=双子座， 07、蟹星=天蟹座， 08、狮子星=狮子座， 09、王星 狮子α星Regulus正在黄道上， 10、狮尾闪星群=狮子21星， 11、椰枣叶星=后发γ， 12、（驱羊）手棍星=牧夫座， 13、丰富星=后发的部分， 14、尊严星=北王冠， 以下15-32均为环绕北极星的星，不属于窄天道，在北方天空： 15、车乘=大熊座， 16、狐狸星， 17、大车之轴=小熊座80-86， 18、母绵羊星=牧夫的北部， 19、（恩利勒的）天车之车轭=小熊座， 20、母神庙之世子=北极星， 21-22、站侍诸神和坐着诸神， 23、母山羊=天琴座， 24、狗=武仙座， 25、巴巴女神的天使：母山羊的亮星=天琴α， 26、宁萨尔和大埃拉=天琴ζ 和ξ星， 27、张口狮=天鹅加仙王一部分， 28、达穆神的猪=天龙座， 29、马=天龙座， 30、鹿=仙女座， 31、虹神的田鼠harriru：鹿胸前闪星=仙女座， 32、蛇口吞食：鹿肾处红星=仙女β星， 33、马尔杜克神王=宙斯=朱皮特神王=木星（仿宋字表示行星）。 二、天神安努天道（中天）22星对应希腊星 01、埃阿王座田地=天马座+仙女α， 02、燕子=双鱼的西鱼+天马西部， 03、阿努尼图女神=双鱼座之东鱼， 04、雇工=白羊座， 05、诸七星（大神们）=金牛座η+ =七星（中国昴宿）， 06、天牛=金牛座， 07、牛颚（天神王冠）=金牛α + 五仙女Hyades=毕宿五， 08、天牧户（天神和伊南那的使节宁舒布尔）=猎户星座， 09、蜜户和拉塔尔拉克神=双子座α和ξ星， 10、王雉鸟=小犬星座， 11、（宁乌尔塔之）箭=大犬星座α星， 12、（埃兰伊南那女神的）弓=大犬τ、δ、σ和ε， 13、神蛇=长蛇座， 14、乌鸦=乌鸦座， 15、垄沟/女阴=处女座α， 16、天称：蝎子双角=天秤座， 17、扎巴巴战神的鹰=天鹰座， 18、呆人或狂人=海豚座， 以下是行星： 19、迪勒巴特女神=爱女神=金星， 20、Sāl- b/mât-ānu“斗”星=Ares战神=火星， 21、追随者=提坦父神=土星， 22、跳跃者=速行者=水星。 三、水神埃阿天道（南天）15星对应希腊星 01、鱼=南鱼星座， 02、古拉（女神）=水瓶座， 03、埃瑞杜（埃阿庙城）=肾 =船尾座， 04、大母神=船帆座， 05、冬季毛皮或大鼠（阿卡德语）=半人马座， 06、田耙=船帆座东部， 07、舒拉特和哈尼什神=半人马座μ和ε星， 08、努穆什达神=半人马η星或κ星， 09、狂犬=天狼座， 10、蝎子=天蝎座， 11、里悉神：在蝎胸=天蝎座α星， 12、沙尔乌尔和沙尔旮兹神：在蝎尾=天蝎座γ和υ星， 13、帕比勒桑神=人马座， 14、仪式船=人马座ε星， 15、鱼身公山羊（埃阿的宠物）=摩羯座。 罗马帝国埃及希腊人天文学家托勒密确定的48星座 仙女座 | 宝瓶座 | 天鹰座 | 天坛座 | 南船座 | 白羊座 | 御夫座 | 牧夫座 | 巨蟹座 | 大犬座 | 小犬座 | 摩羯座 | 仙后座 | 半人马座 | 仙王座 | 鲸鱼座 | 南冕座 | 北冕座 | 乌鸦座 | 巨爵座 | 天鹅座 | 海豚座 | 天龙座 | 小马座 | 波江座 | 双子座 | 武仙座 | 长蛇座 | 狮子座 | 天兔座 | 天秤座 | 豺狼座 | 天琴座 | 蛇夫座 | 猎户座 | 飞马座 | 英仙座 | 双鱼座 | 南鱼座 | 天箭座 | 人马/射手座 | 天蝎座 | 巨蛇座 | 金牛座 | 三角座 | 大熊座 | 小熊座 | 室女座 结论 两河流域文明早在3千纪就通过12个月加闰月的方法将月亮的运行周期和太阳运行周期完美结合起来形成了阴阳合用的农历，后来，学者们在计算模式中又提出了每个理想月为30天，一个理想年有360天的理论，从而在理论上提出了脱离月亮周期而和太阳运行周期关联的新的“月”的概念，为后世的古典世界中太阳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成为希腊人优克泰蒙（Euctemon）的太阳历的前驱模式。 同时，12个月360天的理想年又使巴比伦的天文占星学家将太阳的黄道划为对应12个月的360度圆周，每个月的天空有一个特定星宿作为标志，从而形成了每宫30度的黄道12宫概念。公元前十世纪起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在天文学史上的伟大意义是它开启了数学天文学殿堂的大门。巴比伦数学天文学在公元前3-2世纪的希腊化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两河流域发展到顶峰。 巴比伦人在公元前十至五世纪逐渐形成了以《犁星》和天文占星学文献为代表的天文学理论和方法。 他们用假象的线条将星座内的主要亮星连起来，把它们想象成动物或人物的形象的星座关联观察方法和命名体系以及用12个标志星座校定太阳年的12个理想月的天文理论和实践后被传播到希腊、希腊化埃及、罗马和印度。 巴比伦天文学理论传到古希腊以后，推动了古希腊的天文学的发展。古希腊天文学家们对巴比伦的星座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编制出了古希腊语的星座表。 公元2世纪，罗马埃及的希腊人天文学家托勒密借鉴了巴比伦的天文成就，编定了48个星座。其中许多保留了原来的巴比伦星座的译名，另一些则结合希腊神话给它们起了新的希腊名字，这些星座名称一直使用到近代，成为现代天文学的基础。 和巴比伦的星座一样，希腊神话故事中的48个星座大都居于北方天空和天琴赤道的南北侧。因此，我们认为天文学最早的起源于两河流域文明的说法是比较科学和可靠的。 在论及西方黄道12宫的起源时，郭沫若正确地指出这一周天分区体系起源于巴比伦。 然而，他试图证明在殷商时期，黄道12宫天文体系从两河流域的传入中华文明并且变为中国的12辰是不成功的。 他认为：“（中国的）巴比伦星历系殷之先人由西方携来，抑系西人于殷代时之输入，此时殊难断论。……12岁名与巴比伦之星名相符，此当与十二辰之制定同时输入。盖以十二辰本为观察岁星而设，故乃以岁星所在之星即为该岁之岁名”。 然而，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将周天分成12区并对应一年12个月的实践不会早于公元前1200年，而中国的使用10干和12支（辰）的60记日系统的殷商甲骨文写于公元前1500-1100年期间；而且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华文明两地之间的空间跨度甚大且语言很难沟通。 因此从时间、空间和语言来看，这种可能性是不太的。 考虑到中华12辰和西方12宫的旋转方向不同，巴比伦白道17星宿和对应12理想月的黄道12星宿和中国的黄道28星宿的不同，巴比伦天文学没有用木星12年周期记年而中华天文学将木星运行当作五星之核心和太阳年之校正标志，12星宫在西方只对应月不记日和使用29-30数记日法而中华人文初始时12辰（地支）和10干搭配形成独有的60数系统不记月只记日，中华天文学利用北斗星的转动来校正太阳年而目前尚没发现两河流域有这方面的记载，等等，总之考虑到上述这些两大文明天文学具有的不同特点，我们认为中华文明的殷商人由观测木星轨道而独立发明了12辰划分周天法、28宿标志黄道法和10干12支配合60计日法是完全可能的和非常合理的。虽然，晚到汉代，东西方的交通打开了，两河流域和希腊文明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思想和方法通过波斯、印度和中亚传入了中国，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本土产生的天文占星学的发展，但中国古代天文学和占星学的独立产生的结论应该是不能动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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