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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也是公认的正史。正因如此，后世奉其为宝典，以司马迁的记载作为评论帝王成败得失的标准，比如周厉王。 在司马迁笔下，周厉王是个昏君，“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王怒，得韂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 从即位到死去，司马迁交代了厉王的一生，没有一句褒语。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厉王在即位三十年后，为何突然性情大变，贪财好利，残暴异常？先前的厉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子？一件青铜簋，或许能解开这个谜团。 1978年5月，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社员挖水塘，夜间施工时，推土机突然被一件硬物挡住，司机以为是块石头，没在意，于是加大油门猛地一推，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一件青铜器出土，但已经被推土机毁成一地碎片。后经文物部门收集修复，一件器形硕大的青铜簋重新问世，即西周厉王簋。 厉王簋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通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器身魁伟，造型大器，稳重大方，是周厉王曾用过的青铜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青铜簋，故被誉为“簋王”。 最可贵的是，簋内底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王曰：有余隹小子，余亡昼夜，经拥先王，用配皇天，……施于四方。（肆）余以뼜士献民，爯盩先王宗室，作彝宝（簋），用康惠朕皇文祖考，其格前文人，其频在帝廷陟降，申恪皇帝大鲁令，用令保我家、朕位、身，阤阤降余多福，（宪烝）宇慕远猷，其万年쀌（쀊），实（朕）多御，用寿匃永令），畯在位，作疐在下，隹王十又二祀”。 “隹王十又二祀”，是祭祀先王的第十二个年头，即厉王十一年，显然厉王簋是历王为祭祀先王（夷王）而亲作的一篇祭词。其铭文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告慰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厉王是夷王之子，夷王在位八年而崩，厉王以嫡长子的身份即位。从《史记·周本纪》记载看，厉王在位三十七年，国人暴动后，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共和十四年，厉王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宣王。那么，厉王究竟在位多少年呢？通过《四十三年逨鼎》铭文“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笔者考证此鼎铸作时间为公元前836年夏历四月初八既生霸丁亥。显然，厉王实际在位三十七年，但其王世纪年仍在延续，共和并非单独纪年。 从厉王纪年长达五十一年看，厉王即位时应该年纪不大，那么厉王十一年时应该长大成人，正是英姿勃发的年纪，厉王簋就作于此时。 厉王为何作簋？笔者认为这与西周政治形势有关。历经“成康之治”的辉煌后，周王室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时王室再次振作，但“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史记·周本纪》），此后每况愈下，“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史记·楚世家》）。 厉王即位，接手的是一个破烂摊子。为了重振王室，提升天子威严，厉王需要一番足以服众的作为，于是借作簋向先王告慰，并在政治上、军事上付诸行动。厉王接连对外打了几场大仗，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造成国库空虚。没有钱，万事皆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实行经济改革，以王权垄断天下资源，聚拢财力，于是突然就有了所谓的厉王三十年“好利”“专利”，与民夺利。 改革，必然出动权贵和百姓的利益，造成人心分崩，道路以目。就在厉王励精图治时期，却遭遇了一次败绩，“戎狄寇掠，乃入犬丘，……王命伐戎，不克”（古本《竹书纪年》）。在内外交困下，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厉王本彘流亡，诸侯共伯和代行天子权力。对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如此评论，“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历朝历代改革变法，阻力都很大，甚至发生流血事件。从当时形势看，厉王改革，势在必行，但操之过急，手段生硬，特别是触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动摇了执政基础，又加之改革后未见明显成效，反遭败绩，威信跌至谷底，故有失位流亡之祸。尽管如此，在厉王簋铭文中，厉王的雄心壮志扑面而来。（刘秉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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