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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学在清代是官方哲学，但它的流弊也日越显露，而清代又是一个文字狱盛行的朝代，学者失去了宋时代的文化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没有风险的考举之中，于是民间出现了读书不为科举的新学风，乾嘉汉学为成为哪个时代独特的文化大印，举重若轻地烙红在时光素白的纸面上。 乾嘉汉学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它的产生发展和广为传播都与书院密切关联。 乾嘉汉学的产生源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学者黄宗羲、顾炎武。黄宗羲早年求学于刘宇周执掌的绍兴征人书院，后在讲学书院过程中，注重对经史之学的研究，完成了《易学象数论》六卷，《授书随笔》一卷，《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元学案》等。与黄宗羲同时代的顾炎武则继承永嘉、永康经制之学和事功之学的传统，崇尚实学，讲求经世致用。同时又提倡扎实、细腻、朴素的考证据法。二人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直接影响了雍乾时期的学者，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 黄宗羲、顾炎武之后，清代汉学出现了大发展，以惠栋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形成了开乾嘉风气的“吴派”，比“吴派”稍后崛起的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皖派”在学术造诣上要高于“吴派”。继“吴派”、“皖派”之后，扬州学派也从事汉学研究，它研究的内容最为广博。这三个学派都与书院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各派领袖人物和中坚学者肆业，或执掌，或任讲于书院。吴派存之于苏州紫阳书院，南京中山书院。皖派存之于徽州紫阳书院，洋川毓文书院，鹜源明经书院。扬州学派存之于扬州的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 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吴派奠基者惠栋曾主讲书院，以考据之学教授生徒。乾隆之后，执掌紫阳书院的山长，皆为汉学大师，如王俊、沈德潜、彭启丰、钱大昕等，他们都以崇扬汉学为己任，培养了大量的汉学人才。在苏州紫阳书院的生徒中，涌现了一大批汉学家，除钱大昕、王鸣盛之外，还有王畅、董国华、朱骏声等，他们不仅潜心汉学研究，培育人才，而且扩大了吴派的学术影响，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 徽州紫阳书院创建于南宋，乾隆五十五年重建，是对皖派影响最大的书院。皖派的汉学大师江永、凌廷堪、汪龙等人，先后主讲书院，培养出了戴震、程瑶田、近榜、江有浩、汪蓉之等汉学家。 扬州学派的形成与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有密切的关联，二书院重新修复后，不少汉学大师相继致教，如陈祖范、杭世俊、戴震、姚鼎等，他们将汉学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培养了段玉裁、任大椿、汪中、王念孙等大批乾嘉学者。这些学者后来都讲学于别的书院，对扬州学派的思想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书院为包括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在内的乾嘉汉学提供了研究、人才培养和传播的根据地。不少书院由于讲求乾嘉汉学而恢复了自由讲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使书院存在的合法性又获得了新的内涵。 但是科举几乎是士人惟一出路的清代，要传授与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不相关的乾嘉汉学是很难让士人接受的，而且乾嘉汉学大师一般也是通过科举之学获得功名，以后才专汉学的，因此教授乾嘉汉学的书院，仍然同时进行讲授科举之学。书院的这种情形，不能满足乾嘉汉学者的需要，他们希望创办新型的专门讲求汉学的书院。作为乾嘉汉学中坚的阮元，则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创办了诂经精舍和学海堂。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创建后，通过卓有成效的汉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刊物学术著作等方式，直接扩大了乾嘉汉学的影响，对乾嘉汉学的创办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清代乾嘉汉学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清代书院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028清代书院与乾嘉汉学（2） 阮元（1704—1849年），江苏议征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中进士，曾任浙江学政、内阁学士、吏部侍郎，嘉庆四年（1799年）会试的主考官，浙江、江西、河南三省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是清乾、嘉、道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不仅在仕途上取得显赫的地位，而且和扬州学派的交往中逐渐成为一位经学大师，他利用自身的地区和名望，创办研习汉学的专门机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以期通过“专勉实学”达到“以励品学”和“尊经崇汉”的宗旨。 诂经精舍创办于嘉庆六年（1801年），当时，阮元38岁，正出任浙江巡抚，诂经精舍位于杭州西湖孤山。此前的嘉庆二年（1797年），阮元任浙江学政，曾组织学者住在孤山上编撰《经籍纂诂》。山上有房舍五十余间，书成后，这些房舍就空在那里，于是阮元重新把它们利用起来，创办诂经精舍，阮元挂一幅对联：“公羊传经，司马著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兴”。书院招收历年由浙江十一郡所选拔的优秀生员来精舍读书，书院奉汉代大儒许慎、郑贤伟精神领袖，以培养经史学术人才为宗旨。书院开创后的初期，除阮元自任主讲之外，会邀请当时的著名学者段玉裁、藏庸等到书院讲学，之后有王昶、孙星衍、俞樾等名师主讲。其中，俞樾讲学时间最长，达三十一年。精舍除主讲之外，下设监院，主讲和监院都由巡抚择聘委任。课程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为内容，一变宋明以来专习理学的风气。精舍几经天灾人祸，几度重建，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式停办。 书院兴编刻译八卷，初编由阮元手订，共计十八卷，书名《诂经精舍文集》。此后数编由罗文骏、俞樾编成，共收经史、词赋2000余篇，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诂经精舍培养了许多学者，以王以周、朱一新、章太炎等为著名。精舍的教学形式十分活跃，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学生课后还可以到附近的酒店宴集，名酒品尝，作诗作赋。又刻印到西湖四周出游，一派性情风朴，真正是诗性生活。 道光四年（1824年），阮元又捐银4000两银，于广州粤秀山创办学海堂，办学方式与诂经精舍类同。书院建有房屋三楹九架，东、西、南三面有长廊环绕。北面是山，山上有高高的木棉树，木棉花开时，满山锦绣。从堂前可遥望城中万户炊烟。西边有花塔，东面有琵琶洲塔，这里有四季绿荫如云，翠色葱茏，山雨欲来，云烟袅袅，登堂观学，真有置身海中的幻觉。 阮元亲自为书院颁定了《学海堂章程》，从这一章程可以发现这座书院与当时其他书院的诸多不同。一是不设山长，实行学长集体负责制。书院由八位学长共同裁决书院一切事务；二是实行季课制度，就是按季考试。当时，别的书院都是按月考试的；三是实行专课肄业生制度，专课生由八位学长共同从品学兼优的参加季棵的学生中挑选。专课生可在《十三经注疏》、《史记》、《后汉书》、《三国志》、《文献》、《杜诗》、《朱子大全集》等中，任选一门肄业，每届以三年为期限。由于采取这些措施，广东经学风气自此大兴。 阮元与学海堂学长生徒共同编撰了《皇清经译》共1412卷。他汇集了清代以来所有著名的汉学著述，影响非常大。世人称，囊括一代表，整齐百家，藏之山阁而诵声四起。这样打部头著作的编篆、刊刻，不仅是对乾嘉汉学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书院与乾嘉汉学实行一体化，使其作为文化组织的内涵更加丰富。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将自然科学纳入教学内容最早的书院，既体现了阮元为代表的乾嘉学者个人的开阔视野，也是书院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一种自我调整，体现了书院发展的新趋势。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不但是研究、传播乾嘉汉学的大本营，而且成为全国各地改革书院过程中仿效的榜样。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扩大了乾嘉汉学的影响，而乾汉学又成为了改革旧有书院的动力。 诂经精舍和学海堂，这两所书院锻造了那个年代学术文化不与科举业为伍的奇观。文化由此显得纯粹而美好，书院生活由此开始了浪漫而轻松的性灵之旅。 （本人根据视频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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