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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自古有“文化前锋” 之誉， 丝道开通后西起地中海、 黑海， 东自中国的商队活泼往来，对东西文化沟通与知识交换，贡献可谓莫大， 时间、 空间都未因一程又一程易手传递的方式而延搁。 东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对冲潮流中，中亚细亚地位最重要。这个有 “亚洲十字路口”之誉的地区， 正当四周诸势力接触点， 四面八方而来多彩多姿的文化于此形成文化调节湖，显然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 古代世界史上四大文化主流的西亚细亚（伊朗） 文化、 地中海文化、 印度文化， 与中国文化，都交汇到中亚细亚，贮于此， 再由此分向东、 西流， 这种文化中继的特质，正如同商业中继。 虽然诸巨流到达中亚细亚的时间与顺序有先后，但到达后合流冲击，对原有四大文化发生重大影响与反影响，从而各各开创新的境地，则并无不同。 向来独自形成， 也独立发展的中国文化， 便因汉朝支配中亚细亚以来中国文化领域膨胀的形势而素质发生变化，缓缓容纳与摄取外来文化因素，到唐朝， 出现了内涵愈益丰富与广大的新的中国文化。 丝道开通后前所未有的东西交易盛况展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第一印象，以及西方文物传入汉朝最早与最有名的，是以费尔干“大宛”为原产地健大、优良的汗血马与食用植物葡萄、苜蓿。 法国葡萄酿酒法今日闻名世界，古代却以费尔干为产销中心，酿造技术也由此传播而为欧洲人所知。中国“葡萄”一词（《史记》作“蒲陶”，《汉书》作“蒲桃”），依据亦即希腊语ｂｏｔｒｕｏ与更原始的伊朗语ｂｕｄａｗａ所翻译。 苜蓿（今日江南人俗称“金花菜”或“草头”）的汉字名词与希腊、罗马译名依据，也同样都是伊朗语ｍｕｓｕ。石榴汉字原名“安（安息）石榴”，可知也早在纪元三世纪安息覆亡以前的伊朗传来，伊朗语的ｄｕｒｕｎ音译。 胡桃、胡瓜、胡豆（豌豆）、胡芥、胡麻、胡荽、胡萝卜、胡葱、胡蒜（大蒜）等等，同属外来之例，凡冠“胡”字，其本身外来意味已相当明显。西方特产动物如狮子、驼鸟之类，虽无在中国繁殖必要，引入也多以进贡方式，供宫廷或贵族阶级观赏而已，但开广眼界仍是贡献。 古代中国人，向来习惯席地而坐，卧时才用卧具“床”。至汉朝与西域交通，乃传来“榻”（形状似床而小，便利于搬动的坐具）、毾（榻上毛织物），以及脚可落地、仅供一人坐的坐具“胡床”，凡战地、猎场、楼上、船中、屋外都可使用，简言之，便是今日的椅子。 “榻”与“毾”之为西亚细亚产物，从分别依伊朗语ｔａｋｈｔ与ｔａｋｈｔｄａｒ为可知。“胡床”则更与欧洲有密切关系，但传入似乎非如“榻”的经由中亚细亚，而为北方游牧民族所中介。 最早游牧文化的刺激，先已使战国艺术脱出谨严、单调的传统范畴，蜕变为附着相当希腊、伊朗成分的精密、优美、活泼作风。到汉朝，尤因直接导入西方艺术因素而开广素材变换领域，栩栩如生的神灵，以及各型人物既其日常生活动态描绘，都足显示注入了新的生气。 无论铜器、陶质殉葬明器、墓祠石刻，以及汉朝特殊发达与享有世界性盛誉的漆器，在在说明汉朝艺术自由奔放的代表性风格。 同时，当西徐亚游牧文化传入时，动植物写真形象原已突出，汉朝开通西域引进大量珍异动植物，又从意识上激发甚多神奇想象，表现在艺术意匠方面，便是灵鸟、瑞兽图案的获得爱好，以及这类作品不断出现。 汉朝著名的“海兽葡萄镜”、“舞风狻猊镜”、四川雅安县的墓前有翼形石狮、乐浪出土美丽漆杯兔子捣药图等，莫不强烈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对中国人而言，这个方向无疑乃是新的尝试，也从而增进汉朝文化新的创作活力，虽然汉朝一贯独有的简朴风格，仍与同时代西洋作品有其区别。 海兽葡萄镜 音乐自这个时代起，更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中国古乐，秦汉之际已经失传与解体，汉朝予以再组织的动力与准则，便是自西方输入的乐曲、乐器与新乐舞（所谓“散乐”）。 《晋书》乐志的说明：“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可资了解。关于乐器，琵琶ｂａｒｂａｔ、箜篌（ｈａｒｐ竖琴），乃是外来最著名的例子。。 汉朝娱乐游戏，从遗留迄今文学作品与图像遗物所见，种类已如今日夜总会的包罗万象，有“跳丸”“弄剑”“蹋鞠”“角抵”“舞戏”“马戏”等等名目，其中歌舞与特技表演已具西方情调，魔术（表演者即所谓“善眩人”或“幻人”）尤其全从外来。 《汉书》张骞传颜师古注：“眩读与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便是说明。 所以，自汉朝开通西域迄于覆亡的三百多年间，中国人亘于食、衣、住、行、育、乐各方面，包括饮食物、家具器物、织物、装饰品，以及日常生活习俗，游戏等有形无形文化资产中，莫不都已受有经由中亚细亚流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影响，而于中国固有文化中加添新因素。 鲍罗丁 - 交响音画《在中亚细亚草原上》 虽然固有文化激起变化的幅度与深度，各方面有其广狭、深浅不同，且如《后汉书》五行志所说：“灵帝（二世纪后半）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胡化嗜好，当时尚仅流行于上流社会间。 外来文化较容易接受，也因新奇而较容易受欢迎并被吸收的，历史所见，例以物质文明为主流。中西文化沟通后第一阶段的汉朝，轨迹相同。 汉朝之后，情况又有不同而可谓转换入第二阶段形态。便是说： 一方面继续汉朝的西方物质文明受入趋势，而且愈益推广。其中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特有影响的，乃是棉花知识的传来。古代中国产“棉”都是木棉，汉朝虽已以“荅布”之名，而认识产地为印度与中亚细亚应用如今日所指棉花的草棉作衣料原料（三国以来草棉另称“白叠”），却都限于富贵之家专用的输入品。 须《梁书》西域传高昌国条，记载其地盛产“白叠子”，才指示中国已经由新疆得知中亚细亚原料草棉栽培，以及利用草棉果毳的技术。换言之，今日棉花应用知识开始普及中国，应以纪元五世纪或中国南北朝时为最早。 另一方面，特堪注意又是思想、学问、宗教方面西方精神文明诸要素，也自魏晋以来显著移入，并浸透中国固有文化而形成其新生面。 佛教无疑是西域文化精神面传入中国的代表，印度佛教，至迟纪元前一世纪已流入新疆，但经过断续与模糊的神仙观念阶段而佛教思想最早传播汉族中国，则须纪元二世纪后半开始，且其时仍非以宗教面目出现，而系因老庄思想的媒介，才为中国的上流阶层所理解。 纪元二世纪已是贵霜—大月氏提倡佛教新运动的时代，原始佛教自此时演变为愈形适合国际性、世界性的大乘佛教，换言之，印度佛教已过渡为西域佛教。 季羡林先生把古代世界文化体系分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化，这四大文化在喜马拉雅文化圈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佛教从这里起源流播世界 新的以及超民族的世界化佛教向四方扩散，通过新疆，四世纪间向中国内地再传播时，正值中国五胡乱华大动乱时期展开，苦难的中国人民渴望精神安慰，以“普渡众生”为宗旨的大乘佛教乃普遍受到欢迎，迅速发达为南北朝从王室以至民间共同的宗教信仰。 也便因中国境内佛教创兴正当历史上空前动荡时期，而佛教信仰却南北地域共通，所以今日外国学者往往指为佛教传入，形成维系中国政治上分裂的精神力量，情形与基督教之于中世欧洲，正相彷佛。 这种观念虽然以一概全，忽视了传统中国文化深厚的统一不可分割性，实际，也惟其文化的统一才使佛教能得南北信仰相同。只是，宗教力量的足以弥补政治分裂，则亦不可否认。 自此到达唐朝，西域佛教终因站于中国固有文化基盘上而再完成中国佛教的嬗代，世界佛教传播中心也由印度、大月氏再交中国接捧的形态，从而普及东亚，建立起高度理论化的东方佛教圈。 达摩 佛教传入的影响，并不限于宗教生活领域，佛教本身，便是包容了思想、学问、文学、艺术、习俗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文化。 当佛教传向中国，先则中亚细亚、印度僧侣来到中国传道，四世纪末以后又是中国僧侣赴印度朝圣求经热潮展开，中印文化沟通乃开启了最频繁期，印度系文化源源因佛教媒介，而被陪伴导入中国。此时，印度正当笈多王朝的期间。 四世纪中开凿的敦煌千佛洞，其早期佛像造形与浮雕犍陀罗风格的强烈系艺术界所周知；与敦煌千佛洞同在东方艺术史上大放光彩而于五世纪中开凿的大同云岗石窟，又转以代表笈多式艺术著名。 中国语文一字一音，佛教传入与基于翻译梵文佛教经典需要，三世纪魏晋时代，才开始依西方文字拼音原理，从语言发音学上发明“反切”。 以及随佛教“声明”（音韵学）、“因明”（论理学）、“内明”（形而上学）、“五方明”（医学）、“工巧明”（工艺学）等五明学中的声明学研究，而中国人注意辨别平、上、去、入四声。 南北朝的南朝，音韵学已特形发达，不但兴起为专门学问，也对自此以后的中国语言学与文学创作，发生革命性变化。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宋、齐、梁朝时期）文学家、史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沈约是齐、 梁文坛的领袖，学问渊博，精通音律，与周颙等创四声八病之说，要求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互调节的方法应用于诗文，避免八病，这为当时韵文的创作开辟了新境界。 五、六世纪南北朝的时代，中国且非只以佛教为宗教特色，伊朗祆教亦于同时期开始传播中国。追随这种趋势，到唐朝而伊朗萨珊艺术特形流行。摩尼教、景教也跟踪分别传来。 唐朝之与汉朝并别为中国史上最光辉的伟大时代并非偶然，汉朝随汉族诞生而成立，唐朝建立又以分从南北注入新生命力的新汉族形成为背景，其开放性世界大帝国面貌与性格，尤超过了汉朝，各式各样西方文化都于此期间加速流入，并且容量到达顶点。 相反意义，也从学问、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广范围激发中国人灵感，推动创造了更上层楼，气象万千的中国新文化。
姚著中国史 姚大中 著 华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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