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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汗青 江西景德镇“佑陶神”趙慨，字叔朋，河北滏阳人，两晋建武元年（公元304）生。东晋咸康六年（公元340）官至五品，先后在闽浙赣三地任职。因为人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为奸佞所不容，遂于永和二年（公元345）隐居新平镇（今江西景德镇），传授越窑青瓷技艺，并对镇瓷胎釉配制、成型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深受镇民爱戴，后人尊为师主，以神事之。镇有师主庙，建于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时邑人詹珊作《师主庙碑记》。 公元1004年，心地善良的宋真宗趙恒写下“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久，大宋王朝便和辽国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次战争。真宗其实是个挺不错的君主，他在位的前期正是中国昌平富庶的时代，百业兴盛，文化繁荣。天下太平几乎是他一生的心愿。在这一年之前，真宗年号为咸平，这一年耻辱地结下“澶渊之盟”后，年号改为景德，从中依然还能读出这个心愿。是年，一座城市和真宗结下了不解之缘。 凡中国有着古老历史的城市之得名，大抵取于山水、名人，如洛阳，因其处洛水之阳而得名。其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城邑建制复杂起来，才渐渐有因政治、军事内容而取名的城市，如烟台、镇江。后来更有天子敕封或赐字而得名之城。这些得到帝王垂青而赐名的城市，许多早已随着帝国的消失而在历史中变换了许多次姓名，渐渐失去了曾经贵族的血统和荣耀。还有一部分城市因为与帝王的姓名或年号相重而不得不避讳而易名，臣民亦如此。而历史上却的的确确有一座城市正是由帝王的强烈欣赏而直接赐以年号为名，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个。 这就是景德镇。一千年间，这座城市只精于一种手艺。 公元345年，趙概来到了一个叫作新平镇的地方隐居，后来成了景德镇的瓷祖宗师，至今还设有他的庙堂。他于东晋时曾做过不小的官，去圣未远，他身上流淌的儒家仁义的血脉使他依然保持着正面担当历史的姿态，对奸佞和混乱的官场的绝不容忍使他愤然离官，而江西是他最后任职之地，就在这里，在中国历史上的两座文化名城之间，他带来了越窑的青瓷技艺，景德镇成了中华文明在世界眼中的中国面容。China，瓷器，相传正是景德镇曾用名“昌南”的音译，这个名字从此成为中国的名字。 景德镇为中华文明所添上的色彩让人赞叹。如果说是趙概成就了景德镇瓷一点也不为过。 陶瓷，是土与火交流产生的作品，一窑烧就，名动天下。而瓷器对火的依赖更甚于陶器，陶器一般都在1000摄氏度以下烧结，瓷器却要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浴火，而后涅槃成器。这些“浴火凤凰”静坐千年依旧亮泽如新、使用如常，真正是长生不老的神话。而瓷器出炉的窑口，最重要的一座叫做饶州窑，也叫景德镇窑。了解景德镇，先从了解整体瓷器开始。 商代即有原始瓷，而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东晋时的景德镇，就开始了烧造瓷器，这要得益于“佑陶神”赵概在此地进行的制瓷技艺及改良工艺。 唐代的景德镇被称为“浮梁”，白居易在《琵琶行》里转述过一句琵琶女的话语，说她的丈夫是“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日浮梁买茶去”，浮梁能吸引娶得娇妻的商人前往贸易，可见唐代的景德镇已然隐隐奠定了作为后世“瓷都”的商业基础。 纵然如此，这繁盛的唐代也还远远未达到瓷器的盛世。第一次高峰成就的瓷器，诞生在宋代。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说起来如雷贯耳，名震世界。现在全世界明确可知的汝窑，才只有67件，身价之高，堪配其在制作时要以“玛瑙入釉”的珍贵。而清雅端方的官窑、“金丝铁线”开片的哥窑、“出窑万彩”的钧窑、白瓷刻花的定窑，它们与魁首汝窑都是属于官窑的体系，也就是由朝造专设的瓷窑。这五大官窑，尽管各有风采，但总体都十分明显地传达出宋代上层社会的审美风尚：一种文人化的、内敛式的、细腻性的、光而不耀的含蓄美。所以，纵然后世瓷的发展蓬勃万里，但是要说审美高度，宋代的官窑瓷几乎已经达到顶峰，宋瓷，占据了文化品位的高端。 与官窑体系相对的，是宋代发达的民窑体系，杰出代表是八大系统，北方有四，分别是白地黑花的磁州窑、青绿深沉的耀州窑、色彩流丽的钧窑、白瓷雕花的定窑，南方也有四，分别是两口青瓷窑饶州窑和龙泉窑、生产黑瓷的建窑、南北风格融合的吉州窑。 此时的景德镇，已经大放异彩，因为在上述中提到的、那一个创新出“青白瓷”、所制瓷器在天下富有“饶玉”之美称的饶州窑，就是大名鼎鼎的景德镇窑。宋真宗年间，景德镇正式建镇，“景德镇”名称确立，这个“瓷都”就此完成了“必也正名乎”的关键一步，名正而言顺，景德之名就此流芳后世。 景德镇创烧的青白瓷，俗称又叫“影青”，人们以这样一个文学化的名字给它以独特的爱称。这种瓷，瓷胎轻薄，透光度非常高，亮如映月，釉色青蓝剔透。影青瓷的美，就如同是对传说中柴窑的描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也如同是对月下美人的描述“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影青瓷可算是地地道道的艺术品，工艺精湛、赏心悦目，然而在宋代，这种由景德镇创制的瓷器再精美也只不过是餐酒瓶盘的日用品。可见景德镇，曾经引领中国人的生活达到过怎样极致品位的巅峰。 宋代时期的景德镇，如一棵扎稳根基、生机盎然的大树，已经正身成名又结出花果，在快速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枝蔓叶茂地辐射开来。所以影青瓷在国内和国外的出土量都很大，那是景德镇崭露头角就得胜天下的证明。 自南宋起，中国开始了又一轮少数民族纵横华夏的时代。于是瓷器也脱离了宋代汉文化典型的细腻、含蓄，转而不拘一格起来，焕发出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比如辽代典型的皮囊壶，是契丹民族模仿自己游牧生活惯常使用的皮囊而制；金代多制的虎枕，据说是名将金兀术下令烧制，体现了金人迫宋称臣、威风赫赫的时代风貌；再比如西夏偏爱的对比强烈的磁州窑，他们在烧制时比北宋的磁州窑更多了一份粗犷奔放，西北风情跃然于瓷上。 到了大一统的元代，蒙古族表现出与汉民族统治中原时截然不同的想法，政治、文化都不继承前朝。元朝人受波斯文化而尚白尚蓝的审美，影响到瓷器，使瓷器发展也在这个朝代推陈出新。 元人尚白，白瓷烧制的器具众多，而且不仅有传统形制的杯盘瓶碗，还塑造了很多新品种，如多穆壶、葫芦形执壶、扁形执壶等。这些瓷器烧造，与景德镇息息相关，因为元代在景德镇专门建立了浮梁瓷局，青白瓷、釉里红、元代官窑枢府器、包括异军突起的青花瓷，都从景德镇流向全国。 青花瓷是元朝人尚蓝的一个表现，而这个民族的一族爱好，却最终成为了中国人的群体爱好，乃至青花瓷后来还成为了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品牌标识，享誉世界。青花瓷，是以钴料在瓷胎上绘画、施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的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器。它可以通过浓墨重绘，在花饰繁琐的热闹里不失清雅冷静，也可以通过淡描平涂，在素白瓷胎上不失细腻秀美。可以说，青花瓷，适应着每一种人群的口味，不过于曲高和寡，不至于媚俗无骨。元青花的烧制虽然不拘在景德镇一处，但是在十四世纪前后，景德镇制作的青花瓷却独臻成熟，使这里真正赢得了“瓷都”的地位。 到明代，景德镇甚至代表了明朝制瓷的一代之水准，成为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上至官窑瓷、下至民窑瓷、外至外销瓷，景德镇都肩负重任。 在瓷器种类中，首先，青花瓷依旧大放异彩，永宣时期以苏麻离青绘制的青花浓艳而带有黑铁斑、成弘时期以国产青料绘制的青花淡雅而柔和、嘉万时期以回青料绘制的青花鲜艳而蓝中泛紫。青花瓷扶摇直上，而彩瓷也不甘落后，开始绽放光华。比如洪武年间，朱元璋独爱的釉上红彩，正合朱氏王朝的朱红寓意；再如成化年间代表性的斗彩瓷器，是以釉下青花与釉上彩色结合的彩瓷工艺。而单色釉的彩色瓷器也不输于人，永乐甜白瓷腻如白糖、宣德红釉“如初凝之牛血”、弘治黄釉柔婉亮泽而被称“娇黄”、“鸡油黄”。 明政府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各种瓷器如受春风感召的鲜花争相绽放、百花齐开，因此景德镇在明代一跃成为全国制瓷业领头军，被描述为“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绝对霸主。 清朝康熙年间，九州大地经过朝代更迭的战火、文化博弈的较量，终于在百废待兴的伤痕上重新繁荣起来，朝政稳定，民众安居。景德镇的窑业也在战乱停滞之后又重新发展起来，而且经过厚积薄发，愈发突飞猛进。 清朝政府也在景德镇设置御窑厂，但是比明政府更为重视地专门派遣了督窑官，由此还形成了督窑官对制瓷业的特别贡献，比如年希尧督造的官窑称“年窑”、唐英督造的官窑称“唐窑”，可见这一制度对瓷器工艺的重大影响。 清代的青花瓷继续从景德镇大批量生产而出，其他新的成就也在喷涌而出。比如：康熙时期达到顶峰的五彩瓷，色彩丰富；中西文化合璧的珐琅彩，宫廷独享；以及创烧成熟后便堪与青花瓷两军对峙的粉彩瓷，娇艳亮丽，浓淡有序。在清代，传统制瓷工艺真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相应地，景德镇也在这个时期格外红火热闹，据县志记载，镇上能有一百万人口，即使到了夜晚也是火焰不息，繁忙不停工。这是瓷器的繁荣，亦是景德镇的繁荣。 景德镇制瓷的最大优势，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高岭土”，这种瓷土白度高、可塑性强，是世界公认最好的制瓷原材料，而高岭土，出产在景德镇高岭村。再有，景德镇位于昌江之南，古称昌南镇，水陆交通便利，在古代，这一点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达的水路系统，保证了大量瓷器的畅通运输。至今，景德镇也依然是不折不扣的“瓷都”，在景德镇考古发现的湖田古瓷窑遗址、景德镇御窑遗址，都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众所周知，瓷器的英文“China”就是中国的名字，在古代对外交流中，瓷器给中国带来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一尊美丽神秘而经久使用的瓷器，这就是西方人给中国的最早定位。而瓷器的发展过程也和中国曲折起伏的历史一样，受着苦难的炙烤一次次地伤损而饱满塑造成形，在否定和新生中愈加丰富多样，愈发稳定成熟。瓷器种类繁多，而其中水准最高的几种，如本文中所介绍，就像中国繁多的历史更迭中最具影响力的那几个辉煌朝代一样，最具有“中国-China”的代表性。 趙概，伟大的景德镇“佑陶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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