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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讲，“覅捉牢人家小辫子呀”，意思是，覅去“捉扳头”、覅去“扳车头”、尤其覅去“象牙筷上扳皵丝”的意思。 不过，老早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到无轨电车卖票员在“捉小辫子”。因为这无轨电车常常要“翘辫子”，一“翘辫子”就停，一停“后卖票”就要下来“捉小辫子”。有辰光，不巧还会得轧牢，卖票员还要爬到车顶上去弄呢。还有辰光，卖票员要捉牢“小辫子”先跑一段，再“咔嚓”一声对上去。 看人挑担不吃力。无轨电车的辫子很重，还装着很粗很长的弹簧，狠不服帖的。而卖票员多数是女的，这是“真生活”。所以，有辰光我们又可以看到，女卖票实在吃不落做，司机下来帮忙的情形。 余亦何幸，齐巧做过一趟专门为无轨电车“捉小辫子”的事体。 那是1984年的10月1号。 从小就觉得很神奇，那么大一个城市，那么多人看灯看焰火，交通管制，平时多如过江之鲫的公共汽车无轨电车说没就没了。等到焰火结束，汽车电车又出来了。 那年，我既然做了记者，又联系公交公司，我就提出要去看个究竟。公交公司很意外，但还是很欢迎。 我是“急煞鬼投胎”，早上八点半，我就到了。 当年公交公司，包括整个公用事业局（煤气自来水都归它管）就在外滩3号的后面办公，延安路外滩71路终点站沿一条小路朝北一点点就是大门。公交公司好像在二楼。当中一只大办公室，摆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好像还是当年洋行的老家什呢。其他办公桌里，那些很大的，也是当年的“大班桌”，还有一些靠背椅和安乐椅（可转动的），一看就是老红木老家什，老早留下来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靠窗有一个小小的隔间，只有十多个平方米吧，里面摆着地图和两三部电话，这在当年可不多见。当年一个副市长的枱子上也不过两部，一部本地的，一部可以打外地长途电话的。 专门赶来加班接待我的办公室小贺告诉我，这是公司的总调度室。并向我介绍了他们的总调度王海宝先生。这王海宝真是上海公交公司的一个“宝”啊。人矮墩墩，黑黜黜，香烟瘾头不小，牙齿发暗。最有特点的就是他的那个“沙哑板”喉咙，赛过“麒麟童”。 “麒麟童”就是海派京剧名家周信芳。不过上海人讲，“侬今朝讲言话哪能像‘麒麟童’啦”，不是表扬侬会唱京戏，而是侬喉咙哑了。 王海宝是个闲不住的人，喉咙沙归沙，还来得要讲呢。满屋子都是他的声音。王海宝告诉我，上半日还不紧张，封路要到下半日三点钟呢。说是这样说，他还是跑进跑出，电话一只接一只打出去，他是要事先晓得各条线路的调度是否已经到岗。看来他也是个“急煞鬼投胎”。 没多久，走进来一个女同志，手里捧着一只大钢錝镬子，旁边还有一只网线袋（那年头，塑料袋是稀奇货色。记得那些年上海展览中心开展销会，很多人专门去排队领资料袋，一趟一趟排，排来后将里面资料扔掉，拿塑料袋带回家）。大家看到她，都很开心地与她打招呼。原来她是公司的工会主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好像姓刘。大钢錝镬子里，是她从家里带来的馄饨馅子，网线袋里是米店里刚刚排队买来的馄饨皮子。 “今朝中浪吃馄饨噢，我买了三斤皮子，够了否啊？” 她之所以要这样问，是她事先不知道我会来。 本来，她、王海宝、小贺和另外办公室值班的两位同志，一共五个人，应该是够的。一斤皮子44张，每人至少可以吃到25只。若加上我，稍嫌紧张了。因为那年头，大家胃口都很大。我们家里包馄饨，每人起码25只打底。兴致高的时候，我30只，内子28只。 我只好马上讲，够了够了，我胃口小来兮的。随后，我又毛遂自荐要参加包馄饨，我包馄饨确实蛮像腔的。他们也许觉得，男记者包馄饨不多见，于是，话题很快就扯开去了，像开无轨电车一样。 这是1980年代特有的一种团队氛围，几乎每个单位都会有。大家有福同享，亲如一家。至今想来，仍觉有几分温馨。 包了馄饨下馄饨，下了馄饨吃馄饨，大家还让来让去。吃饱了大家还都打了一个中觉。 “快点眯忒一些，等歇要紧张了。” 我一听这话，就开始紧张了。他们都是年年见过那种大市面的，唯独我没有。我根本睡不着，手里拿着本书，也根本看不进去。 两点钟，总调度室的电话响了。那电话是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交通的崔路打来的。当年，为了保证大家看灯看焰火，市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国庆办”的指挥机构。主任当然是副市长倪天增挂名了，具体负责的就是崔路。 这是一个例行电话。通知公交公司，三点钟交通管制，要提前做好准备。两点五十分起，各路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律不准再开进来。哪怕就地停车，也要放下乘客，抛在那里，再想办法。 这件事，讲起来容易，其实很难。 上海人过节，是要拎着物事走人家的啊。西面还好，不封路。东面就麻烦了。比如，中午在南市区亲眷家里吃好饭，吃了老酒又不免多讲了几句话，然后要赶回虹口、杨浦的家，乘的车子只能穿过交通管制区域的呀。若晚了一步，就回不去了。另一方面，看灯看焰火的人们的安全又必须保证，坚决不能放车子进来，连脚踏车都不行。 小贺告诉我，每年都要为这些事情烦不清爽。你就走着瞧吧。 果然，两点半一过，18路调度员打电话来了。 下面的司机卖票员与封路的朋友吵起来了。原因是，封路的朋友为保险起见，层层加码。本来是三点钟，公安局要求提前十分钟，他们自己再提前十分钟，到两点四十分就不让18路穿过市中心了。 司机理由很充分：“规定的封路时间还没到。”封路朋友的理由似乎也很足：“侬看呀，西藏路下街沿侪是人，侬开过去，万一出点事体哪能办？人命关天，啥人负责？”然后就僵在那里了。 乘客也帮着司机买票吵。 “阿拉又覅看侬嗰死人焰火的啰。阿拉要回去烧夜饭的呀，亲眷朋友，两桌人的唻。吃不成功，哪能啊，侬请客啊？” “我刚刚抽空来城隍庙买点五香豆，哦，就回不去啦？我炉子上蹄胖还笃着呢，乃末要笃焦忒了。” 王海宝当即决定，到现场去解决问题。公司调度室只留他一人，办公室当然也要留一个人接电话。小贺与另外一个人马上到现场去。我便提出，我也去，多一个人多一付手脚，总归好一点。 于是，我们三个人，开着公交公司当年唯一的一部吉普卡（平时是只有领导才能用的）出发，幸好公交公司最不缺的就是司机，他俩都会开车。 车子从延安路往西，一过福建路就开不动了，下街沿全都是三五成群，嘻嘻哈哈，步行来市中心看焰火的人。还好我们的车子前窗玻璃上，插着“国庆办”、“指挥车”的牌子，即便如此，我们车上两个不握方向盘的朋友，还是要将手伸出车窗外，拼命敲车门，嘴巴里穷喊：“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 就这样，不晓得吃了别人多少白眼，车子才开到大世界门口，也已经是三点敲过。 小贺也是一个办事极果断的人。他让我坐在车子上，守着对讲机，保持与王海宝的联系。他俩一北一南，分别走到泥城桥和八仙桥，去看究竟有几辆18路陷在了人堆里面。 十分钟以后，他俩才跑回大世界。这十分钟，我好无聊。车外还有人围观呢，我赛过西郊公园里的猢狲。我只好拿出笔记簿，把当日此前的一切记录下来。 情况总算弄清爽了。北面，泥城桥以南没有车子；而南面，从金陵路到大世界，有5部18路深深地陷在人堆里动弹不得。司机卖票束手无策，乘客有的下车了，有的坚决不下。叫啊吵啊。 于是，小贺立即呼叫王海宝。那一头，王海宝就像早就什么都知道了，马上发出一条命令：拿“指挥车”开过去，当“开道车”，把18路引出来，引到福州路口。然后直角“挑绷绷”，让18路转到福州路朝东，到福建路口再直角“挑绷绷”，改走14路路线过苏州河，到天目路再回原来路线。 我听了，只是除了佩服还是佩服。王海宝，活地图啊，脑子色色清。 我们只有照办。 不过，照办也很不容易啊。无轨电车直角“挑绷绷”，那是要“捉牢人家小辫子”才行的啊。 （未完待续） 顺便报告各位一个消息：拙著《上海壁角落》已可在京东、亚马逊上购到。而《上海小日脚》仅可在亚马逊上购到。 实体书店尚无消息。可见上架还在进行中。因此只好请众家耐心等待了。至于如何购到签名本的事宜，还在筹备中。一俟有定论，就会在此公布。谢谢各位捧场。 我最近还写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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