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家碧玉 出至《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碧玉歌二》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更指明“江东”即建业：“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不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乐府诗集》还说：“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建业是当时的首都，荆、郢、樊、邓也是当时的重镇，商业都非常发达。由此可见，这些民歌其实是“都市之歌”。这也就规定了它的狭隘性，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面貌，并难免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梁裴子《宋略》说当时“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层社会这种声色生活的影响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南北朝乐府民歌因此，我们对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区别，有批判。既不能把它和来自广大农村的汉民歌等量齐观，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窜入的拟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否则将造成错觉、误解。 现实主义特征 南朝民歌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爱情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是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这在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反映。这里有失败者的哀鸣，如《华山畿》：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 为什么要上吊呢?《懊侬歌》回答了这一问题：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按《子夜四时歌》：“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可见当时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幸福是曾经作过斗争的。他们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行结识。但最后一关还是通不过，结果仍不免殉情。 但是，这里也有胜利者的喜悦。这类作品往往对爱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胆的抒写，最能显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读曲歌》 ：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种“相乐相得”的喜悦心情，真是跃然纸上。徐陵曾袭用第一首作《乌栖曲》：“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惟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便不及民歌的朴素而生动。民歌说“打杀长鸣鸡”，不言“憎”而意自见。从这首歌词所表现的爱情来看，显然，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自由结合，这类情歌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另一罪恶，是男女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因此在这些情歌中虽有少  《子夜四时歌·春歌》意境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子夜冬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 ——《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懊侬歌》 从这些歌词中，不仅可以看出女子的坚贞爱情，而且可以看出她们的悲惨命运。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男子负心，女子固然是伤心，即使男子倾心，她们也不免提心吊胆。这就是为什么当别离时或离别后她们总是“泪落便如泻”的根本原因。如《华山畿》：“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这眼泪中，有胶漆般的爱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的忧虑。 南朝民歌既多来自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因而其中还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们的悲诉。如《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夜度娘》和《长乐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诉说了她们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数反映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的。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有的是女子独唱，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读末二句，不禁令人想起《诗经》中“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可谓异曲同工。有的则是男女对唱，如《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前一首为女子所唱，后一首是男子的回答。《那呵滩》另一首有“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的话，可以肯定这里的“郎”的身份也应该是篙工之类的船夫。因“闻”而相送，说明不是夫妻关系。“各自是官人”，语极幽默。一种应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愤慨，自在言外。《采桑度》也是和劳动结合的情歌。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乐府诗集》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鲜卑诸民族的歌，原是所谓“其词虏音，竟不可晓”的，而现存歌词却全用汉语，这一方面是由于通晓汉语的鲜卑人或通晓鲜卑语的汉人的翻译，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后者如上举《折杨柳歌》；另一方面是由于鲜卑诸民族的汉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曾“诏断北语，一从正音”(《魏书·咸阳王传》)，“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所谓“北语”，即“胡语”，亦即鲜卑语；所谓“正音”，即汉语。《北史·辛昂传》载昂“令其众皆作中国歌”，可知现存歌词当有一部分原来就是用汉语创作的。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南史·茹法亮传》的有关记载，以及梁武帝和吴均所作《雍台》诗，我们知道，北朝的鼓角横吹曲曾先后输入齐、梁，并由梁乐府保存，陈释智著《古今乐录》因冠以“梁”字，后人遂沿用不改。其实从乐曲到歌词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创作。 鼓角横吹曲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远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战斗性也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的反映得到证实。 (一)反映战争的。 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终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战争尤为频繁。统治族与被统治族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更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数民族人民也同样做了各族统治阶级用来进行争夺战的牺牲品。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从这首短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这是由当时战争的罪恶性质决定的。为了保存实力，少数族(尤其是鲜卑族)的统治者还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冲锋陷阵，甚至迫使汉人和汉人作战。对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写道：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按慕容垂(鲜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丕被逼降晋，晋因遣刘牢之救丕，垂逆战败绩，退守新城。胡应麟《诗薮》说“秦人(氐族人民)盖因此作歌嘲之(垂)”，这解释是可信的。“吴军”即指晋军，“我”是代慕容垂自称，实际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汉”指被迫在城外抵御晋军的汉人。当时少数族每自称国人，而称汉族人民为汉人或汉儿、汉辈。在这种野蛮的大混战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据者的驱迫而处于互相攻杀的敌对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北朝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二)反映人民疾苦的。 北朝社会的另一特殊现象，是和上述那种野蛮战争相辅而行的人口掳掠。几乎是每一次战争，也不论胜负，各族统治者都照例要进行一次人口掠夺。大批的人民被迫离开本土，转徒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愤激，不同于一般的游子诗。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风吹叶落，一去数千，正是被俘远徒的人民的自我写照。 有些民歌还反映了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接触到阶级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问题。如《雀劳利歌》： 这里的“长嘴”和“短嘴”便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象征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马客吟》：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欲作健”就是说要作健儿。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敌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他们那种“以刚猛为强”的本色。  木兰为尽孝道，甘愿挺身而出保家护国木兰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的。她是一个勤劳织布的普通姑娘，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竟自勇敢地承担起一般妇女所不能承担的代父从军的任务，买了“骏马”“长鞭”，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凯旋归来后，功成不受赏，气概又表现得如此的磊落轩昂。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她“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同行的伙伴才惊讶地认出这个转战十年，功勋卓越的“壮士”，竟是一个“女郎”。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更使这个勇敢、坚毅、纯洁的姑娘显出了天真、活泼、机智的本来面目。 《木兰诗》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妇女中出现象木兰这样勇敢善战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个武艺卓越的妇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兰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却有本质的差别。李波小妹是残害人民的豪强地主家庭的妇女，而木兰却自始至终都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牺牲，也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作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边疆。由于故事本身的正义性、传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兰身上集中地体现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把她塑造成一个压倒须眉的女英雄，为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妇女扬眉吐气。这点在封建社会具有崭新的教育意义。 在表现手法上，《木兰诗》也具有两结合的因素。繁则极繁，简则极简。如开头一段写木兰的问答和买马都很繁。但不如此夸张铺叙就无法渲染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战争气氛。谢榛《四溟诗话》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写木兰还家，也很繁。但这里却不是夸张，而是精雕细琢，通过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艰苦备尝，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却写得极简，只用“万里赴戎机”六句三十个字就包举无遗。作为繁简的标准的是人物的特征。从全诗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扣紧“木兰是女郎”这一特点来进行剪裁和描写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数句之所以动人，主要即由于切合木兰的身份，挪用不得。《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彩，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但它们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长短错综，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南北朝乐府民歌在表现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例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四个“喜”字造成排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闻女来”等句脱化而来的。前人说李白的《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说他的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也都是信而有征的。此外，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就都善于提炼口语融化入诗。双关语，虽可溯源于先秦的瘦词、隐语，汉代歌谣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绝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则始于南朝民歌。唐以后，诗人们由于处境的险恶，往往利用双关语写作政治讽刺诗，来曲折地表达他们那种难以明言的爱国深衷，这一发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 南朝民歌是商业大都市的产物，几乎全是谈情说爱的“艳曲”，所以胡应麟评为“了无一语有丈夫气”。这对梁陈“宫体诗”的形成和泛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唐五代以后，许多描写男女艳情的小词，在意境、语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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