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丰镐成周说——臧振

内容提要：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周时期，所谓“宗周”指丰镐，所谓“成周”指洛邑。本文认为，西周时期，所谓“宗周”指周原，所谓“成周”实指丰镐；西周时期的洛邑不可称为“成周”。
（本文算不上论文，只能说是读书学习的笔记。笔者提出在西周时期所谓“成周”实即丰镐的观点，自认为言之成理。由于时间仓促，肯定尚不成熟，甚至有可能显得荒唐。承蒙《周原》不弃，公之于众，欢迎大家批评。）
一、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从探讨诗经与周原的关系开始的。
人们读《诗经》，多认为《小雅》、《大雅》、《周颂》，周代贵族、王室祭祀朝会宴飨之诗，产生于镐京或者洛邑。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5版）“第一编先秦《诗》学”断言，“《大雅》和《小雅》产生在西周、东周的都城镐京（西安）和洛邑（洛阳）……《周颂》的产生地在镐京（西安）”。（pp36-37）该书第五编“现代《诗》学”又说：“《二雅》、《周颂》：大都是镐京及其周围地区的作品。”（p722）似乎这一问题古今概无疑义。
然而，我们在接触了金石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之后，对于西周时期王室和诸多贵族的居住和礼仪活动主要是在周原还是在丰镐，产生了疑问。
自汉代以来，周原不断有青铜器出土，如西汉宣帝时出土的尸臣鼎（《汉书·郊祀志》），东汉章帝时出土的酒樽（《宋书·符瑞志》）。自北宋诞生金石学之后，见于著录、出土于岐山之阳的青铜器史不绝书，例如清道光年间出土的大小盂鼎、大丰簋，光绪年间出土的大小克鼎、毛公鼎。近一个世纪以来不断发现的青铜重器窖藏，例如20世纪30年代法门康家村出土的函皇父诸器100余件，1940年黄堆任家村出土的梁其器群100余件，1942年法门任家村出土禹鼎等百余件，1960年扶风齐家村南出土几父壶、柞钟等39件，同年扶风召陈村出土散伯车父器等19件，1974年冬扶风强家出土师臾钟等7件，1975年初岐山董家出土五祀卫鼎等37件，1976年扶风庄白出土微史家族墙盘等103件……笔者不是青铜器专家，在此恕不详细罗列。最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扶风齐村出土的厉王姬胡的大簋，1981年，距此不远的庄白又出厉王“五祀胡钟”，令人不由感到， “钟鼓喤喤，磬筦将将”（《周颂·执竞》），就在这一带响起。[1]进入本世纪以来，宝鸡地区的西周青铜窖藏还在不断出土。2003年1月，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的27件有铭重器，再一次震动学术界。
自上世纪中期科学的考古学在周原展开以来，这里所发现的周人遗迹面积约三十平方公里。岐山凤雏村的大型建筑基址及其厢房地窖的上万片甲骨，扶风召陈村的包含着西周早中晚期高规格建筑遗存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联想到厉王胡簋、厉王胡钟的出土地点齐村和庄白距此不远，让人难以否认，西周贵族的宗庙就在这一带。
与周原遗址令人震撼的发现相比较，所谓西周都城的丰镐遗址，就不免让人失望。据考古发现，丰镐遗址总面积约十平方公里。文王丰邑约六平方公里，武王镐京约四平方公里。青铜器窖藏，值得一提的有1961年10月沣西张家坡村东出土的53件，有铭文的32件，但并不属于单一贵族家族；1973沣西张家坡村东（马王村西）出土二十余件，有铭文的10件。至于较大建筑基址，沣西马王村、客省庄一带有十余处，文化内涵稀少，沣东官庄、斗门镇、下泉村等地也发现十余处，可能是天子宫寝宗庙一类建筑。据说镐京东南部因西汉时挖昆明池受到破坏，但若镐京当年有贵族聚居，经西周末年犬戎之乱，与周原同理，这里自应有不少青铜器窖藏，西汉挖昆明池时自应有所发现。与当年美阳尸臣鼎出土时的烜赫相比，我们有理由认为：昆明池原址无青铜器窖藏；很可能，昆明池原址本来就是沣水东浸留下的一片洼地，很可能就是《诗》中所谓“镐京辟廱”或金文中所谓“大池”。也就是说，镐京无贵族聚居。
那么，在儒家经典《诗经》中，作为西周贵族、王室在聚会、祭祀祖先时咏歌的《小雅》、《大雅》和《周颂》，产生这些诗歌和举行这些仪式的地点，主要是在丰镐，还是在周原？
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文献所载西周时期丰镐的地位。
二、殷末周初的丰邑和镐京
《小雅》、《大雅》、《周颂》的大部分，是殷末周初成康以前的诗歌。那么，与周人老家周原相比，殷末周初（成王之前）的丰镐是怎样的情景呢？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姬昌“断虞芮讼”之年受命称王，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豊）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作丰邑必须在灭崇之后，也就是说，营建丰邑不到一年，文王就去世了。从资格讲，文王只能作邑而不能建都；从人力物力讲，文王须有诸侯相助才能动工。由《诗经》咏歌所载看，文王只来得及挖灵沼筑灵台，来不及筑城。
《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这是“文王《大雅》”中最后一首，也是始作丰邑的第一件事。[2]
《诗经》中叙述迁都、作城，总是吟咏赞叹，娓娓道来。如《緜》追述古公迁岐，从“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说起，考察、占卜、丈量、筑室、作庙、立门、立社、通道路，直到诸事停当。又如《嵩高》，王送申伯就封于谢以保南土，安排诸事，从城郭、宗庙、宫室、车马、瑞玉、以及土田测量、餱粮储备等，无不具备；《烝民》送仲山甫徂齐以怀柔东方，《韩奕》送韩侯归国以保障北方，安排均极为周到细致。若丰邑得以从容建设，为何只筑《灵台》，且只有寥寥数语？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全诗八章，前四章赞文王“作邑于丰”，后四章涉武王宅镐京之事。诗中有些关键词语，毛《传》、郑《笺》、孔《疏》早有详细诠释，后儒出于对文王武王的敬仰，对于诗人委婉批评之处从未做过认真推究；当代文人读《诗》则往往驰骋臆说，甚至有说此诗与《灵台》同出于穆王时者。[3]现在，在考古材料的逼迫之下，我们且再读原诗：
三章“筑城伊淢，作丰伊匹”，毛《传》：“淢，‘成’沟也。匹，配也。”淢，不是泛指沟渠，而是特指“成”的沟。郑玄《笺》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沟也，广深各八尺。”丰邑的沟洫要与“成”的“淢”相匹配。郑又云：“丰邑之城，大小适与‘成’偶——大于诸侯，小于天子之制。”
读《诗》至此，我们猛然醒悟：“成周”之名，应出于丰邑初建之时。大小合于筑作“成”之规格，故谓之“成周”。这样看来，丰邑之谓“成周”，真在成王之前，与成王生称、死谥无关！然而如果我们以丰邑为“成周”，这一认识与史籍所谓“成周洛邑”，违牾扞格不少，这有待我们在下面试着认真清理。
暂且再回到《文王有声》。
那么，丰邑的“城”筑起来没有呢？考古工作者至今未在丰邑找到城垣痕迹。后人以为丰邑有城，可能是对《诗》的误读。“筑城伊淢”的“伊”是“这个”的意思，“筑城伊淢”就是“修建这个城的淢”；诗只讲开始挖沟，并未讲实际筑城。下章接着就说：“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公”，《笺》云“事也”；“濯”，毛《传》“大”。“王公伊濯”就是“王事如此大”。为何作丰邑未筑城先筑宫室的墙垣？孔《疏》答曰：“王事伊大，则从小至大。”可见是城墙没有动工，先修宫室。
从下文看，挖沟和筑墙都受到了时人的批评。对于要开挖深广八尺、方十里的“淢”这样的大工程，诗人解释说，“匪棘其欲，遹追来孝”，不是急于满足私欲，而是为继承先王遗志。对于为何尚无城垣先筑宫室？诗人解释说：“四方攸同，王后维翰。”郑《笺》：“立宫室，乃为天下所同心而归之。”有了宫室，君王就有了“正其政教、定其法度”的资格，所以要先修。
人们注意到，诗的一、二章结句是“文王烝哉”，三四章结句是“王后烝哉”。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郑《笺》：“变谥，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义谥。”孔《疏》：“作文有体，章类宜同。今半谥半否，故知变之有义。以相比较，无谥之章，其事皆劣。”一章言文王有令闻（好名声），二章言文王有武功（伐崇），这是盛事，故称“文王”；三、四章言挖沟、筑墙，不是“盛事”，诗人还勉强替文王辩护了一番，实际是“烂尾工程”，所以不称“文王”而称“王后”。
再说镐京。《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即位之后，“修文王绪业，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又二年，即十一年，东伐纣，二月，战于牧野，灭殷，分封诸侯。数年间，《周本纪》无一字涉及镐京的营建。武王承文王事业，观兵、伐纣，实际上也无暇建设。克殷后二年，天下尚未安集，武王崩。这二年，武王也不可能大规模修筑镐京。
我们再看《文王有声》写武王占卜选择修建镐京的后四章。五章六章是些空话，无“盛事”可言，故不称谥，称“皇王”。七章“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按古人筑城，必先占卜稽疑，选择“风水宝地”，卜兆得吉，方可成就事业。这是大事。此事是武王完成的，故《诗》用谥，云“武王烝哉”。孔《疏》还强调了“武王成之”不是筑成镐京，迁宅于此，而是“伐纣以定天下，成此龟兆之占。”“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镐京之地。维此所契之龟，则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然而后儒多以此章证明武王筑成镐京。包括郑玄注《礼记·孔子闲居》所引此诗时也说：“……武王筑成之。”孔颖达纠正他，说：“引诗断章，多异于本。此顾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筑作而已，故以伐纣为‘成之’。”如此看来，武王并未筑成镐京，仅仅是卜居得吉。所谓“成之”，指的是伐纣成功。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孔颖达《疏》：“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至诗人作诗时，丰邑仍称为邑，可见当时此处尚无宗庙。待有了宗庙，就可改称“丰京”了。
由此，我们认为，至少在文、武、周公时期，丰镐并未建成都城，王公贵族更没有舍周原而迁丰镐；丰镐只是政治军事前哨，而经济与宗教的根据地，还在周原。这时的周原，自应称“宗周”；而王室之迁宅于丰镐，在成王五年，说见后。
三、丰镐成周说
这样一来，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儒生们纠结了两千多年的“成周”、“宗周”问题。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摄政，管、蔡、武庚及淮夷反。周公东征平叛，二年而毕定。“成王七年二月乙未，”“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这段话里的疑问太多了！古人早已多有质疑，现在，让我们试试逐步清理。
首先要釐正的是：太保“之雒相土”的“成王七年”，实际是在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亦即成王五年。
《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的这一年，是“周公行政七年”。而《鲁周公世家》说“成王七年”“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结合起来看，周公摄政七年就是成王七年。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并无另外纪年；这是首先要确认的。
然而，“七年”又应该是“五年”。早于史迁约百年的伏胜《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战国秦汉之际的伏胜所说的“营成周”就是营建洛邑。其说“五年”，应当较为可信。王国维《观堂别集·周开国年表》解释说，“《洛诰》曰‘惟七年’是岁为……武王克商后之七年，成王嗣位，于兹五岁”。王氏此解可从。
然而，伏胜也把“营洛邑”说成“营成周”。为什么？我们认为，平王东迁之时，出于习惯，人们把“成周”之名转移到了洛邑，东周人即称洛邑为“成周”了。成文于周初的《尚书》《召诰》、《洛诰》、《多士》涉及营建洛邑之事，皆称“新邑”或“新邑洛”。到东周人给《尚书》做《小序》时，就把“营洛邑”变通而成为“营成周”。
《鲁周公世家》周公曰“必葬我成周”，唐张守节《正义》引东晋徐广质疑：“《卫世家》云‘管叔欲袭成周’，然则或说《尚书》者不以成周为洛阳乎？《诸侯年表叙》曰‘齐、晋、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徐广质疑有两点：1、周公平定管、蔡、武庚叛乱之后才开始营建洛邑，《史记·卫世家》却说“管叔欲袭成周”，此“成周”怎么可能是洛邑呢？ 2、《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叙言中说：“齐、晋、楚、秦，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这里说春秋时期的几个“霸主”在西周时期尚甚微小。史迁用“成周”指代西周。西周时的行政中心，当然是丰镐而不是洛邑；显然，史迁这里所谓“成周”，只能是丰镐。在《周本纪》最后，太史公还有一段话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解释：“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邑。”
问题本来已经清楚了：成周就是丰镐；但是史迁自己也还有“存疑”的地方，那就是他说的“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似乎成周就是雒邑的别称。史迁这句话，可能来自《逸周书·作雒》，说周公“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成周”二字，从上下文及此篇前之《度邑》篇看，《作雒》这句话的意思，应如清人陈逢衡所解，“周至大会诸侯于东都而王业成，故曰‘成周’”。[4]由此可见，《作雒》作者的本意，并非当时已将此大邑命名为“成周”。
“周公往营成周雒邑”这句话，是太史公本人所说。我们知道，司马迁曾经读到过《尚书·小序》。《尚书·洛诰》篇《序》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尚书·多士》篇《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影响史迁说出“周公往营成周雒邑”的，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小序》。《小序》的影响，延续了上千年。东晋徐广质疑“或说《尚书》者不以成周为洛阳乎？”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直到南宋朱熹才明确指出：“某看得《书·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朱子语类·尚书一》董铢录）正是这些《小序》影响了史迁，使他不能分清西周成周为丰镐和东周成周为洛邑。
问题尚未全部解决，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文王、武王、周公所葬的“毕”在什么地方？
周公临死，说“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成王说自己不敢臣周公，于是“葬周公于毕，从文王”，将周公归葬于“毕”，与文王葬在一处。我们已证明“成周”在丰镐，周公希望葬在丰镐附近，以示在冥冥之中还要辅佐成王；成王不敢以周公为自己的臣下，就将周公与文王葬在一起。“毕”就不应该在丰镐。然而太史公却又说，“毕在镐东南杜中”（《周本纪》）。这的确令人迷惑。
我们先分析文王可能葬在什么地方。
《史记·周本纪》“西伯崩”，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原上”。按唐雍州在今长安西北，万年县即隋大兴县，其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与史迁所说“镐东南杜中”实为一地，可见《括地志》依据的就是《史记》“镐东南杜中”的说法；其地，大致在今长安区郭杜镇南。然而，这一带经多年考古调查，未发现西周大墓。
这就令人反思：文王自岐阳东来，“伐崇而作丰邑”，不过一年就去世了，怎么可能葬在伐纣前线的“镐东南”？今人尚且有“狐死首丘”、“叶落归根”观念，安土重迁的农业民族，特重血缘宗族关系和讲究“族坟墓”（《周礼·地官·大司徒》）的周人，岂能把文王葬在初步据有的沣东而不与太王、王季一道葬在周原？
我们再看《周本纪》载，武王“修文王绪业”，在观兵孟津之前，曾经“上祭于毕”。这个“毕”能否在镐东南？
古人视北为上、南为下，由镐至镐东南的“毕”，不能言“上”。唐司马贞《索隐》也注意到“上祭”的“上”字，指出：“文云‘上祭于毕’，则‘毕’天星之名，毕星主兵，故师出而祭毕星也。” “毕”星在二十八宿中属西方白虎，方位正西略偏南。所以不论以毕为文王墓地还是天星名，“上祭”都不会在镐东南。
武王墓地，《史记》《集解》、《正义》都说与文王、周公同在，这是可信的。具体地点，《逸周书·作雒》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于镐，殔于岐周。”又说“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毕”。“殔”，《说文》：“瘗也，从歺隶声。”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古字书与古注解殔：“埋柩谓之殔”，“下棺置地中谓之殔”，“假葬於道侧曰殔”（殔字右半或作聿）。殔即浅埋待葬。半年之后，正式葬于毕。
如果“毕在镐东南杜中”，武王崩于镐，何必运往镐西北三百余里的岐周瘗埋，半年后再运回来？对此，古人早有疑惑。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无奈之下，将“殔于岐周”的“岐周”解为“镐京之周庙”。这显然不妥。如果我们肯定丰镐即成周，周公、文王之墓肯定不在丰镐附近，那么，武王所葬之毕也就肯定不在“镐东南”了。毕在哪里？当然在岐周——宗周。
确定了丰镐即成周，对于西周金文中涉及“成周”的一些疑问，也就焕然冰释了。
四、《何尊》铭文释疑
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贾村塬的“何尊”，在其器底清理发现铭文十二行122字，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第五、六行说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据说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二字，为人们津津乐道。这句话说的显然就是《周本纪》所载武王曾对周公说过希望“营周居于雒邑”的事。然而学者们更关注的是铭文第一行“隹王初迁宅于成周”，第三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和最后一行的作器时间“隹王五祀”。
在认定洛邑（雒邑）就是“成周”的中国学术界，无法解说成王五年就“迁宅于成周”且成周已有“京室”的现实。因为不论是五年还是七年“营洛邑”，成王都不可能在这年初就“迁宅于成周”。何尊铭文又绝对不可能造假，那么怎么解释呢？
面对“隹王初迁宅于成周”，唐兰先生在论证了周初“确实已经把成周定为正式的国都了”之后无可奈何地说，“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周王朝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宗周，一直到幽王时西周王朝覆灭，平王才真正东迁”。[5]
马承源先生认为金文“遷”（迁）字的本义是“升高”，他引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这个字也就是“堙”字。堙，在这里“说的是把土垫得和城一样高，是人工堆土为山”，铭文中的遷字，“指的是堆土造城。”最后，先生将铭文第一句大致译为“成王开始在成周营造都城”“遷”字勉强曲解为“营造”，[6]那“宅”字呢？不见了。
张政烺先生针对第一行第四字“遷”，“顺着声音的线索追求”，遷的读音，据段玉裁、朱骏声说，和信、西等字相近，也就和“省”、“相”二字“声音既近，可以通假”了。《召诰》有“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诰》有周公“来相宅”，又有“孺子来相宅”。“孺子指周成王，这和何尊铭文第一句‘隹王初迁宅于成周’相合。”于是，迁宅的“遷”字就被“通假”为 “当省视讲的相字”。[7]“迁宅”被解为“相宅”。
杨宽先生认为“隹王初迁宅于成周”不应作一句读，“隹王初迁”是一句，“宅于成周”又是一句，这样就把“迁宅”二字分开了。又谓遷字（去掉偏旁）“原义为升登”。“隹王初迁”“应该是说成王初次升登阼阶，也即初登王位之意”。“宅于成周”就是“成王初次来到新邑听政”，“居住在成周”。结论：“成王迁都成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8]
徐喜辰先生另辟蹊径，认为《何尊》铭文中的王当指周公。即便这样，初营洛邑，为何便要“迁宅”？又如何能有“京室”？徐先生也未能解释。[9]
此外解说尚有多家，恕不一一罗列。总之，各家皆以《何尊》铭文之“成周”为洛邑，陷于困惑之中，勉为其难地做一些解说。如果我们认同西周时期“成周”指的是丰镐，“宗周”指的是周原，《何尊》铭文的解说应该会豁然开朗：成王五年，“成周”丰镐的“京室”落成，成王由岐阳“宗周”迁宅于此；同时继承武王遗志，开始了“新邑洛”的规划和建设。
据张亚初先生编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西周青铜铭文中，涵“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成周”一旦被解说为丰镐，影响面会很大；也许，许多铭文都有必要重新解说。
笔者不是青铜器和金文专家，这里只能冒失地提出一点看法。
大家知道，唐兰先生那篇著名的论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涉及到的关键器铭是《令彝》。器铭中说到“……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癸未、甲申、乙酉，三天连接，显然，“京宫”、“康宫”都在成周。“康宫”在昭王之后历经诸王，在器铭中就又有了诸多“康某宫”如“康昭宫”、“康穆宫”等等。假若依洛邑为“成周”说，则整个西周时期，“京宫”、“康宫”、“康某宫”都在洛邑，器铭中涉及的事件，也多发生在洛邑了！假若真如唐兰先生所说，“明公……代替周王控制百官和四方诸侯, 所以应该坐镇在当时天下的中心——成周”，[10]这与史迁所强调的西周“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于洛邑”岂不矛盾？这与唐兰先生所说“周王朝的政治中心，还是在宗周，一直到幽王时西周王朝覆灭，平王才真正东迁”（见上文引《何尊铭文解释》）岂不自相矛盾？
并且，“康宫”一词，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的金文中再未出现。难道平王东迁洛邑之时，竟将“成周洛邑”的祖先宗庙 “京宫”、“康宫”、“康某宫”一概毁弃？
由此可见，西周金文中的“京宫”、“康宫”、“康某宫”，一概都在丰镐，丰镐才是“成周”！
西周时的洛邑是什么地方？读读《多士》就清楚了：
“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尔商王士。王若曰：‘尔殷遗多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
洛邑根本不是“迁宅”周王的地方，而是迁宅“商王士”、“殷遗多士”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洛阳涧水东、瀍水东、西，当年周公占卜得吉的地方，发现不少西周时期的带有“腰坑”的殷人墓，[11]这证明《多士》的记载是确切可信的。在涧水东和瀍水东、西，迄今为止尚未找到西周城址，[12]也可从旁证明所谓“成周”洛邑有“京宫”、“康宫”之说，实属误解。
【注释】
[1] 张懋镕先生认为“周厉王是西周诸王中唯一被废黜的周王，而周原出土的唯一的周王自作器——胡钟、胡簋，被证明是他的器物，这种反常现象或许正说明其他周王的器物不会埋藏在这里”，（《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21页）张先生此说有理。成康之后，王室宗庙迁到丰镐。但张先生以此证明“西周王陵不大可能在周原附近”则未妥，因为陵墓不必与王室宗庙在一起。
[2] 为何作丰邑先筑灵台？实地考察就很清楚：沣水由秦岭沣峪口冲出，随时威胁丰邑；灵台在丰邑东南、沣河西岸，起到阻挡洪水保护丰邑的作用。
[3] 马银琴《两周诗史》第171-17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
[4] 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转引自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0页。
[5] 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第61-63页,。
[6]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第65、93页。
[7] 张政烺《何尊铭文解释补遗》，《文物》1976年第1期，第66页。
[8]杨宽《释何尊铭文兼论周开国年代》，《文物》1983年第6期，第53、54、57页。
[9] 徐喜辰《<何尊>铭中的“王”当指周公说》，《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8月，第308-316页。
[10] 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第17页。
[11] 参见饭岛武次《洛阳西周时代的遗址与成周、王城》《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4-566页。
[12] 参见王占奎《成周、成囗、王城杂谈》，《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72页。
壬辰中秋 定稿于镐东南杜中 潏水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