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大战——清军、明军和农民军实力PK

此次清朝举全国之力出征，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除郑亲王齐尔哈朗率领三分之一军队留守沈阳外，其余满、蒙、汉约十万八旗军队全部由多尔衮带领集结于山海关。

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多尔衮及时调整对策，在农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时，清朝已经认准农民军是真正的对手。

“盖以为明劲敌着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范文程《致摄政诸王启》

清朝八旗军队组织紧密，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战斗力远高于农民军和明军，这让多尔衮有底气倾国而出，将清朝的国运押在山海关大决战，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明朝的军制，开始是寓兵于农，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制度，编为军户的农民世代为兵，朝廷按照卫所编制组织起来，进行屯田，自给自足。

边境卫所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陆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在这种制度下，朝廷只对屯田情况进行督察，不用再另外拨付军饷。

久而久之此法弊端丛生，大量的屯田被军官和当地豪强所占，军屯制度败坏得有名无实。明朝后期随着战事逐渐增加，朝廷不得不从国家财政中拨给饷粮。

万历以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拖欠军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加上官吏的克扣，普通士兵能拿到的饷银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多兵摆列武场，金风如箭，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卢象升

明末官军战斗力脆弱，兵变和逃亡层出不穷，军事纪律废弛严重。明朝将领为了保住自身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方法，把克扣出来的一部分军饷用于豢养家丁，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武器装备，关键时刻孤注一掷，家丁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

吴三桂在山海关的关宁铁骑号称三万，实则只有三千士兵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这也是一种家丁制度，朝廷的军队成为将领的私人武装。

“贼来兵去，兵去贼来，贼掠于前，兵掠于后，贼掠如梳，兵掠如剃。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今日之事，其何以济！”

--《怀陵流寇始终录》

军纪败坏另一个表现是所谓“杀良冒功”，明朝为了鼓舞士气，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五两。崇祯四年，陕西副总兵赵大胤报斩贼首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

“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

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

--钱天赐《哀庆都歌》

农民军在组织上相对松散，大部分由逃难的饥民和逃兵组成，常常拖家带口，总人数动辄成千上万，实际具有战斗力的士兵只有很少一部分。

但是农民军纪律严明，严禁抢掠民间财务，随意杀人，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李自成下令：

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

农民军作战时军令也非常严格，临阵不得反顾，前者死，后者继进。

攻城时为例实施爆破，命令士兵每人冲往城下凿取三块墙砖，完成任务后回营休息，如果有士兵没有完成搬砖数量，将被就地正法。尽管城上矢石交下，士兵们仍然奋勇攻城。

严明的军纪让农民军深受百姓的支持。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农民军失败最大的原因是没有组织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从陕西到山西

从河南到湖广

从西安到北京

李自成一路凯歌高奏，势如破竹，却始终没有一个大后方作为前线战斗的依靠，导致山海关一战后兵败如山倒。

农民军的失败不是因为八旗军队天下无敌，而是由于内部组织的无序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