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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相信整合人心、聚合人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我以前解释，北京大学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在30年代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把最优秀的老师请到北大来，社会上大家公认的，老师之间认为谁最厉害，比如鲁迅，他就让鲁迅来，鲁迅说谁最厉害，就叫谁来。把最优势的老师聚集起来，最优势的学生也就聚集起来，这些学生整天跟这些大师为武，学习就兴奋了，整个学校就欣欣向荣了。其实我们真正要改变的就是这一点。对于企业来讲，在1995、1996年的时候我给任正非当顾问，华为做的事情就是聚集优秀人才。整个产业社会历史告诉我们，最早是土地资本产生了集合利用的重要基础，后来有了圈地运动，二战的时候资本的急剧和集中，包括货币经济理论，从中我们了解，资本可以调动人才的杠杆。如今90年代，我认为从形式逻辑上，人才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任正非听明白这个意思了，其实我当初说的时候只是开玩笑，他就跟张建国建议把四大邮电学院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一网打尽，最后还说了一句我用不了的人，别人也别想用。怎么让他们来呢？老板很有办法，1995年底的华为才多大？11个亿，你想想11个亿是人民币，现在已经是200亿美金了。华为老板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钱，但是他开出的价格是很有诱惑力的，一个毕业生工资可能一万块钱或者更多。老板哪有这么多钱？因此跟他们解释，买股权，你不是冲着钱来的，找些专家写基本法也是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舆论导向，告诉他们振兴中华，大有作为，简称华为。既然是振兴中华，大有作为，那就表示一下，把你的钱拿出来买股权，共同锁定走向未来，形成共同利益基础。所以，那个时期，华为很多员工手里面没有钱，只是名义上有股权和工资，钱都是存在华为银行，你要真正用钱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要找你谈话，你为什么用钱？如果你回答母亲病了，就有办事处帮助你。所以，朋友问华为对你们怎么样？挺好，工资一万多，还可以分红。那就请客吧？但是我暂时没有现金。华为老板把他们深深绑定了，形成了整体的利益基础，所以等到他们共同努力走向未来的时候，这些原来被绑定的人都是千万富翁了。
所以，在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要建立共同利益的基础是最关键的，然后形成协同基础，改变过去那种方式，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对于这样的利益来讲，每个人的利益究竟如何，这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所以我看到稻盛和夫的传记时，我非常感慨，他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境界呢？他很清楚，公司不是我自己的，是大家的，他要建立的是保证员工生活的平台，他认为公司永远是员工的基本利益保障。因此，三个概念，企业不是某个人、资本家发财的工具，也不是某个领导走向社会话语权的台阶，企业是什么？企业是保证员工做人的尊严，过着体面的生活，人生有归属。因此，他的员工死后都愿意安葬在企业的公墓里面，生死相依，不离不弃，这就是稻盛和夫成功的原因，他在战后建了两个世界级的企业。在这一点上，我们企业家现在缺少认知，因为企业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家庭，成为了产业社会的基础。我们过去的社会是家庭社会，家庭承载了整个社会的教育、生计、伦理、道德等等，甚至像清朝家庭还承载了军事的增长。现在，家庭经济已经被工业社会破坏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家庭手工作坊都已经是工业化企业了，并且构建在企业组织基础上。用一句话来讲，如果企业不能稳定，不能当做一个社区，整个社会就不能稳定，因此企业绝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组织，他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面对冬天的时候，我们更要反省自己，尤其是老板要反省这一点。我们往往不能把企业当做一个社区，在你生意好做的时候提取风险基金，提取公司基金。现在大多数企业的老板们，只要销售收入减掉成本都视同为企业利润、个人财产。所以华为老板和大家不一样，他只有1％的股权，他和黄光裕不一样，他一直投资，一直到企业可以生存下去。黄光裕心想，我有这么多的股权，我投资都是自己的钱，现在中国大部分老板都是这样，都是想办法把这些钱变成利润，变成自己的钱。如果企业不能成为员工利益的保障，你认为开除人是天经地义的，这些人真的能回家吗？他回不了家，因为家里面没有工作，他只能依托于组织、依托于企业获得生计，这时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了。然而，华为公司是怎么做的？为了表达领导阶层的诚意，根据基本法，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启动自动降薪机制，从任正非开始降，而不是从员工开始降。所以，你们现在企业领导人就应该在这种关键环节当中，表达出一种诚意，建立起普遍的诚信体系，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们才有可能建立起共同合作的共同利益基础，像稻盛和夫、任正非一样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企业，能够依靠这些员工产生整体的协同效益，依靠员工的创新能力和聪明才智，渡过我们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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