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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出生在一个诗书人家，我们不用为他的成长环境担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明代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有《易经》《诗经》《春秋》《礼记》《尚书》。这都是圣贤经典。读书人天天读圣贤书，目的是读书明理，要明白做人的道理，要明白做事的道理。读书读得好，还能明白天地之道。学会了如何做人做事，就不会成为书呆子，即便学个技术也能很快上手。 王家有读书的家风传承。王华小时候，他爷爷王世杰把孙子抱在怀里，已经开始教他吟诵经典了。小孩子像一张白纸，又善于模仿，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下大神。言传也好，身教也罢，家中长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我们中华民族有个“抓周”的习俗，就是在婴儿一周岁时，摆上几样器皿，比如书本、印章、杆秤、铁锤等，让孩子自己选择和抓摸。家长根据婴儿抓摸到什么东西来判断孩子未来的职业取向，也好因材施教。 明代简单地把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简称“四民”，四民排序反映了各自阶层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士，指读书人。读书人，没有功名的被称为“童生”。有了秀才功名，就享有了政治地位，比如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劳役，比如见了县官可以不用下跪。有举人和进士功名就可以做官了。明代的文官只从科举中取士，科举是走向官场的正途。 王家虽然有诗书传家的家风，起初却不热衷于做官。原因有两个，一是明初的官场待遇低风险大，奏疏中写错一个字就有生命危险；二是王云五世祖王纲古稀之年被刘伯温推荐做兵部郎中，之后到广东当参议，被一伙海盗杀害了。当时随行的四世祖王彦达才16岁，他用羊皮裹着父亲的遗体背回了老家。这可能对王彦达刺激很大，他临终时嘱咐儿子王与准说：千万别中断我们家读书的传统，也不指望你去做什么官。王华的爷爷王世杰，一直在国子监读书，就是不愿意出去做官。到了王华这一辈，兄弟三人的名字连起来是荣华衮衮，这已经反映了家风的变化。王家虽然希望荣华衮衮，但是是有前提的，前提也反映在名字中，王华字德辉，王衮字德章。这意味着荣华衮衮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 王荣的事迹缺乏资料。王衮（1449-1499），号易直，是个秀才，六次参加乡试，没有中举。弟兄三人王华成就最大。这个成就是靠努力得来的。 据陆深文章记载，有一次母亲在窗下纺花，小王华在旁边看书。当时余姚城里街上正在举办迎春活动，锣鼓喧天，母亲劝王华说，你也出去看一会儿热闹去吧。小王华说，看热闹不如看书。小孩子看书竟然能专注到痴迷程度！17岁时，王华凭自己的三篇文章成了秀才。20岁时到湖广祁阳当家庭教师，教宁良的儿子宁竑等十来个学生，一干三年，三年时间住在宁家的梅庄别墅，专心致志地教书和读书，没有去过城市一趟。还多次经受住了当地人利用女色的考验。能证明王华是道德之士的证据很多，比如陆深记载，六岁的王华就能做到拾金不昧，而且还能把别人失落的银子机智地藏起来，等待失主的寻找。 德才兼备的王华是王云的好老师。这一家子，爷爷王伦、奶奶岑氏、母亲郑氏、叔叔王衮，都是王云的好老师。这是家庭良好的家风家教，这是小环境。 余姚这个县学风浓厚。有明一代先后出了三个状元：谢迁成化十一年状元、王华成化十七年状元，韩应龙嘉靖十四年状元。在成化一朝的23年里，余姚先后出了18位进士。明代进士考试三年一届，每届录取约300人，天下1400多个县，大约每五个县才摊上一个名额。但是余姚一个县，成化五年出了四个进士，成化十一年出了两个，成化十四年出了三个，成化十七年出了三个，成化二十三年出了五个。这是大环境。 余姚学习组织形式也好，比如王伦和进士魏瀚的父亲菊庄翁组织有诗词吟诵社。秀才谢迁、黄珣、王华等人组织有学习会社，陆恒是社长。这个会社出人才，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榜眼，社长陆恒后来通过“举遗贤”这个途径当了广东石城县的知县。 地方学风浓，人才成集团形式出现；家庭学风浓，代代涌现人才。这就成就了科举世家，像王华家，父子进士，再后有王正思（王衮孙子）嘉靖八年进士，王守文（王华三儿子）嘉靖十六年举人，王先宏（言字旁）（王守文曾孙）万历二十八年举人，王先铎（王守俭曾孙，守俭是王华二儿子）万历三十七年举人，王业浩【王先宏（言字旁）儿子】万历四十二年进士。 明代中期成功的路径仍然狭窄，只有读书做官一条路。读书聪明只是具备了成功的基础。张时敏视察余姚县学时，认定了三个聪明秀才，其中两个成功了，没有成功的那位是王华女婿徐爱的叔叔，为什么没有成功呢？放荡放纵了自己！ 王华虽然早早地就被张时敏认定了有状元之才，但是考场上却屡战屡败，直到35岁才进士及第中状元。这里有运气这个因素。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自己没有条件读书，也往往要创造条件供儿女读书。但是我们不少家长忽视了一条，忽视了家长是儿女的一个榜样。笔者邻居女儿去年高考后，说到女儿的去向，他羞涩地说：“我们天天在家打麻将，影响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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