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中国古代赏石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赏石史。除了各地皇宫庭院、名人园林遗存的大型园林石，海外赏石家一般都把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遗存下来的厅堂供石称为文人石。 据研究，“文人石”这个概念，来源于“文人画”，而“文人画”又称“士大夫画”，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专有名词，泛指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以别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宋朝苏东坡先提出“士夫画”，明董其昌称之为“文人之画”。文人画的鼻祖为唐朝诗人书画家王维。从唐宋到明清，文人画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宋朝的宫廷画影响力衰弱之后，明清文人画事实上已占据了画坛的绝对统治地位。 中国古代有影响的文人、士大夫，通常均是“诗书画”不分，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如唐朝的王维既是著名的田园诗人，又是文人画的首创者，宋朝的苏轼既是大词人，又是著名的书画家。笔者在研究了中国古代赏石史之后，同样也发现了中国古代特有的赏石文化现象，即：中国古代文人赏石也是“诗书画石”不分。 如唐朝诗人白居易，撰写《太湖石记》，还提出评石标准“以太湖石为甲等，罗浮石、天竺石次之”；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提出相石四法“皱、瘦、漏、透”，奠定了中国古代赏石理论基础；北宋大词人苏东坡继相石四法之后，又提出“石文而丑”的“丑石观”；如明朝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家郑板桥，进一步提出了“丑而雄，丑而秀”，完善了苏东坡的“丑石观”。 唐宋以来，中国古代最有名的赏石家群体都由最著名的诗人、书画家组成。唐朝最有名的宰相、藏石家李德裕、牛僧儒，纵然在政治上轮番执政，势不两立，然而在赏石爱好方面却惊人的意趣相投。牛僧儒酷爱收藏太湖石，白居易的赏石名篇《太湖石记》即为牛僧儒的藏石所写。 假如以中国古代文人画史当做参照系，一部中国古代赏石史，其实就是一部属于园林建筑艺术范畴里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赏石史，“诗书画石”不分又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一种高品位的赏石文化修养。 再分析“诗书画石”不分的文化背景：中国古代本身就是一个重文轻商的诗歌大国。每一位帝王宦官、文人士大夫的童年（朱元璋式的农民皇帝除外）几乎都是在长年累月的油灯下，咏读“四书、五经”度过的。且每天习字练书法、学绘画，在“书画不分”的传统氛围里，每一位能书法者，也是能绘画者。明清时代，能书善画者还会有自己个人的印石章，不能刻者，至少会欣赏传统的篆刻艺术。当然这里的“诗书画印（石）”指的是印石，而不是本文所说的供石。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本身都是“诗书画印（石）”的集大成者。 换句话，中国古代的赏石家，在进入赏石情境之前，几乎都经过数十年漫长的儒道等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对艺术欣赏具有很高的修养。故他们在寄情赏石时，能妙语连珠、诗情喷涌，进入画境。如白居易《太湖石》：“方高八九尺，势若千万寻”，如戴复古《灵璧石歌为方岩王侍郎作》“声如青铜色碧玉，透润四时岚翠湿”等。 此外，在丁文父编著的《中国古代赏石》里，唐阎立本《职贡图》、宋苏东坡《古木怪石图》、清郑板桥《竹石图》等大量名画里，都有大量古代供石的姿影。古代赏石，以“皱、瘦、漏、透”为相石法的太湖石是最入画的。“诗书画石”不分的传统赏石情境里，首先映入眼帘的石种就是太湖石。太湖石、灵璧石、英石在古代人物、山水、花鸟中国画里，随处可见。以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关于古代文人士大夫“诗书画石”不分的文化现象：任何一幅绘有古代赏石的古画，就是古代赏石家“诗书画石”不分最形象、最生动的注解。当然，如在绘有供石的古画里还能悟到：古代赏石家在吟诗、书法、绘画、赏石时的那种一脉相承、一气相通、一心相连的艺术情态、精神气韵，那就是一种高境界了。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特有的“诗书画石”不分的赏石文化现象，清晰地注解了传统赏石的高格调、高修养、高文化、高境界。如用当代的语言评说，古代真正的赏石家都是文化精英，都是深谙赏石文化奥秘的谦谦君子、人文学者、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把每一块赏石，当做一座山峰、一片悬崖、一堵峭壁之缩影，在恭恭敬敬的赏石活动中，显露出心灵深处的山岳情结，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在天人合一的情境氛围里，他们赏石、拜石、咏石、书石、画石，把“诗书画石”融合成一种东方特有的人文现象，让西方的学者望而却步，无法破译古代中国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之深邃。 然而，令人悲叹的是：“诗书画石”不分，这种已延续了千年的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高品位的赏石文化现象、文化传统，在传统的赏石活动中断了半个世纪后，在新世纪前夜又重新复苏、形成发展壮大的中国当代赏石队伍里，人们发现：历史上这种赏石文化链突然断裂了，以文人为主体的赏石文化队伍不见了，高雅的无功利性的“诗书画石”不分的赏石文化现象，被功利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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