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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3 第六，离开了肾的9个方面具体的功能所主来讲阴阳，就将肾本来丰富、具体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了。抽象化的肾阴、肾阳，作为肾的功能所主的具体含义被冲淡了；冲淡了功能所主以后再谈肾阴、肾阳，也就将肾的本来含义简单化了。“综述”中“肾的地位远远超出其他脏腑，而有主宰生命的概念”，正是把肾的含义简单化、抽象化以后，研究者产生的一种错觉。试想，心为全身的“君主之官”，脾为人身“后天之本”，肺为“相傅之官”、“气之本”、“主一身之治节”，肝为“将军之官”、主全身气血之通调。如此，五藏中的每一藏都是“主宰生命的概念”。这当然也不是中医藏象学说的原意。 二、关于“肾”的“病证” 研究者为了给以后的“证候群诊断模式”找到跳板，在“综述”中，列入了《黄帝内经》以及历代关于“肾”的“病证”一项。稍一留意，便可以看出其矛盾重重。 第一，中医病名的确定的原则，与西医不同。总括起来，大体有两方面：一是以综合性的病机命名；二是以典型的临床表现命名。这里的“病证”二字，是病机的含义，还是临床表现的含义呢？ 第二，中医的临床诊断，是对疾病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具体病机的判断。因此在中医诊断的全过程里，病名只是为诊断提示的题目而已。而证候是疾病的临床表现，病机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据或本质，故病机判断才是中医临床诊断的核心或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证候是疾病的表象，不是疾病的本质；尽管表象反映着本质，但表象绝不等于本质；只有通过对表象取精去粗、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分析，认识到病机之后才算抓住了疾病的本质。所以，张仲景在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有各节的篇名都是“辨××病脉证并治”这一种形式。其用意就是要突出“辨证求机”的一个“辨”字。具体来讲，肾病的病机有阴、阳，寒、热，虚、实，表、里之异，这是肾病临床诊断的关键。“综述”淡化关于肾的病机诊断的意义，而突出临床表现的诊断意义，这不符合中医辨证求机的本来原则。 第三，研究者在其后的诊断里，把肾病分为肾虚、肾阳虚、肾阴虚三种，而“综述”中却将“肾病”以及“肾阳虚”和“肾阴虚”的“病”和“证”，不加分辨地混在一起。这种做法，从《黄帝内经》到当今的大学教材里，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 基于上述，这一“综述”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离开了上及《黄帝内经》，下至当代大学教材中关于肾的一致论述，去掉了中医理论中肾的全面、真实性。其二，该综述结尾部分的“历代‘肾’的病症”表，充分证明了作者以含混的“病症”形式来代替肾的藏象、病机的主观倾向性。这一点，研究者在其后已有证明。其三，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是，综述者必须忠实于既定时间跨度之内的全部文献。“综述”带着“有色眼镜”或个人的既定想法，假文献综述之名而达到演绎自己既定想法之实，那就失去了文献综述科学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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