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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申明一点，笔者仅就明清时期的秀才、举人情况进行说明，而且也似乎只有明清时期才不会有“穷举人”。明清时期，科举有秀才、举人、进士三级（郭培贵老师曾有科举“五级论”观点，在此仅采取传统“三级论”观点）。 秀才也即生员，是步入科举之路的第一步。明清时期，成为生员要首先成为童生，童生入学在明初无限额，之后始按大、中、小三等定额招生，童生要参加岁、科两试，通过考试者方成为生员。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的，和当今高中生参加高考类似。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中形象地描述了其过程：似丐，似囚，似秋末之冷蜂，似出笼之病鸟，似被絷之猱，似甘毒之蝇，似破卵之鸠。但一旦成为生员，一方面享受廪粮、膏火等物质资助，另一方面也享有免役等种种特权，包括见官不跪等。 而有这些特权，为什么还会称为“穷秀才”呢？“蜗庐败敝，风雨莫蔽；褛裂草具，寒饿交谪”这是明代史料中关于秀才贫困情况的记载。但其实，“穷”只是相对而言，贫困的多数是生员中的“增广生”和“附生”。这里就不得不提及生员的等级。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为廪膳生。明初时生员有定额，数量较少，所以皆食廪。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增多，生员的名额也逐渐增多，这些后来增加的生员就被称作'增广生员'，也简称'增生'。后又在规定的数额之外增加人数，附于诸生之末，谓之'附学生员'，又简称'附生'。其晋升规则是，凡初入学者都称为附生，然后在岁﹑科两试中按照成绩的高低递补增生、廪生。但廪生和增生是有数额限制的，只有空缺时才能递补。三者中，以廪生待遇最高。
注：图片均来自百度百科，侵权请删除。 接下来再来看举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清时期的举人与之前的举人是不同的，如宋代的举人是没有功名的，在参加礼部会试落选之后，仍然需要再次参加乡试，之后方可参加下次会试。但明清举人不同，明清举人已经具备了入仕的资格，成为举人，可以选择做官，也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会试，且会试落榜之后可以连续不断参加。 到这里，就应该有所明白，为什么只有“穷秀才”而没有“穷举人”的说法。因为明清的举人是可以做官的，官小一点可以做一县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高一点可以为一方父母官，相当于今县长，能够有官俸等收入，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就比秀才好了很多。计六奇《明季北略》中的记载也很好说明秀才和举人之间的不同：“尝见青衿子，朝不谋夕。一叨乡荐，便无穷举人。及登甲科，遂钟鸣鼎食，肥马轻裘，非数百万则数十万，试思此胡为来哉？”而最经典的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的对比，作秀才时的穷困潦倒，而一旦成为举人，地方士绅等都极力结交巴结。张仲礼统计过清代官员的收入，其中一个高级官员，比如一个巡抚，估计其年收入约为18万两银子；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比如知县，约为3万两银子；一个学官约为1500两银子；一个为地方高级官员服务的幕僚亦有1500两银子，但若为知县服务，则为250两银子。陈宝良先生也计算过明代官员的收入：“在明代,一个塾师必须每年挣得金50两，方可维持在京城全家整年的生活。而一个新中进士，刚刚步入京城仕途，其岁费，最节俭者亦需100 两银子，一般岁费300两，最多者有达六七百两者。一个生员，一年所得廪膳银，多者仅18两，维持一家生活尚属勉强，更遑论与新中进士相比！”其实，以现在学生状态来说，仅就个人收入来论，一个本科生的收入来源很有限，而每年的奖学金也就固定人数，不能拿奖学金者多数只能依靠家庭，而硕士生一般每月仅有五百元，但相对本科生已经很高了，而至于博士生，一般每月至少2000元。 再从身份地位上来看，明清时期，秀才数量是逐渐增加的，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在地方社会中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就像范进在中举之前常被大骂一样。但举人不一样，其名额始终是有限制的。明代生员中举比例多为三十取一，其中举率大约为3.3%，且此中举率仅为参加乡试生员中举比例，并非在学生员中举比例。 在清代前期，举人录取率降至1:80，至清中后期，录取率甚至低于1:100。所以，举人实际社会地位比秀才高的多，也因此很少有人敢对举人不敬，“穷举人”的说法也就不复存在。 综上，相对秀才来说，举人无论在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比秀才高很多，也因此很难有“穷举人”的说法。 （文章参考了陈宝良老师《明代生员层的经济特权及其贫困化》、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国绅士>续篇》等文章、书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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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匡秀才
举人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