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1926年，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中国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一些野生稻。他因此得出结论：中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当然，他的说法随着近年考古的新发现和分析技术的发展也得到修正，但水稻起源于中国，目前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即使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广州对于稻米这个领域，贡献已经很大。但广州威水的还不止于此：宋代时广州是全国第一大米市，稻米南销北运，为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图：记者卜松竹
舳舻衔尾 运之番禺
根据《广州市志》的记载，本地水稻生产历史久远，至少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栽培。1917年、1926年和1980年，先后有墨里尔、丁颖等人在罗浮山、犀牛尾（今广州区庄附近）及郊县等多处陆续发现野生稻。
广州老百姓更熟悉的反映稻作历史的故事，是“五羊衔谷穗”。相传周朝时有五仙驾五羊，各拿一茎九穗禾送给广州先民，反映当时已经有了稻谷的栽培。惠福路上的五仙观，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像，都是有关这个故事的名胜。
广州的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水土丰美，气候温暖。秦统一岭南后，大批军民南移，汉初已经有牛、马和铁制农具传入岭南，同时畜牧业也发展起来，甘蔗等水果，芋头姜、韭菜、莲藕等蔬菜到东汉已经大量种植。唐代时，稻谷的种植已经很发达。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也发生了跃升：广州此时成为世界级的港口，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外商云集，农业大市场升级换代的条件成熟了。
转折点出现在宋代。随着水利灌溉的普遍解决，以及双季稻的普遍种植，广州的稻米生产大幅增加，广州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大米市。宋代时广州的大米出产虽然不及“苏湖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但由于人口较少，却是一个输出米的地方。按经济史家全汉昇的说法，“（广东）出产的米，连同在广西出产的，都先集中于广州，然后运往沿海各地出卖”。所谓“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
远程运米往往可获数倍之利
全汉昇指出，这些由两广各地输入广州的米，一部分为广州住民所消费，但大部分则沿着海洋交通线北上，贩往沿海各地，如福建、江、浙等地。名臣真德秀记述：“（福建）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可见广州米的分量之重。而由广州贩往浙东的米，多由温州及明州等海港入口，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甚至在著名的产米之区江南东（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及浙西（杭州除外），虽然距离广州较远，但在收成不好时，也往往需要广米。
作为消费大市场的杭州，特重广州米。时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杭州的情景：“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概括来说就是由于杭州人口太多，不得不仰赖各地的大米输入。加上杭州又是当时政治中心，许多人靠工商业及政治为生，从事农业的人相对较少，从而食粮的供给状况自然不会很好。
全汉昇引当时资料指出，在两地间运米利润常常是很高的。广西米产地收购价最低时低至“斗米一二钱”，平常也不过五十钱左右，倒手后价差可多达数倍，如遇当地有灾情，甚至达数十倍，“两地米价的差额既是这么大，所以商人把两广的米运往闽浙一带出卖，虽然要负担相当的运费（由于那时海上交通发达，运费较前大减），仍可获利。因此，不用等到元代，米已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商品；而广州在宋代除了是外货的集散地外，同时又是一大米市”。
一直到元代至明初，广州地区的大米仍然是比较富余的。
手工业原料抢了稻米的地
但情况也在慢慢变化。广州作为贸易大城的地位，逐渐地驱动居民们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在工商业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到明代中后期，广州及近邻的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大发展，大批稻田改种手工业原料作物，如桑树、甘蔗，花生种植面积也因榨油业日渐兴盛而不断扩大，水稻面积大为减少。一些农民进入城镇出卖劳动力，也造成了水利失修，农田荒废。稻谷的生产随之逐渐减少，由原来的“多谷之地”逐渐变为缺粮地区，要依靠广西供应。清康熙元年（1662）对沿海地区两次颁布迁界令，番禺县的沙湾、市桥、石基一带被划为界外，居民必须迁徙，大片耕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8年后复界，随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农业，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重视备耕、下种、中耕、施肥和防治病虫害，使水稻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城县水稻耕作出现一年多熟，并生产优质稻谷，著名的有鼠牙尖、丝苗等品种。但从总体来说，广州仍然缺粮。雍正元年（1723），洋米开始大量进口。1912~1937年，土米平均每年仅上市15.24万吨，为洋米数的1/6，加之洋米价廉，因而粮食市场完全被外商控制，本地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打击。
咸丰年间、同治年间（1851~1874），番禺县北至茭塘、新造，南至香山、黄阁，大片稻田变为桑基鱼塘。广州的花地、石围塘及增城县部分地区则发展果基鱼塘，并广种甘蔗、花生、蔬菜、花卉，出现不少菜农、果农、花农、花户。河南至大石一带，果树“障壁百里”，禺南糖蔗“连岗接阜，一望若芦苇然”。由于缺粮，清政府一再免税进口洋米，平价倾销，导致广州水稻生产日渐衰微。
上世纪初，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广东丝织品出口锐减，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减弱，蚕农多毁桑基种甘蔗，并使水稻生产有所恢复。但到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包括稻米在内的农业生产无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
从产米地到进口地，广州稻米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历史曲线。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城市在不同时期转型、变革的举措，看到广州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的灵活身段，还能感知和平生活的幸福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