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 | 新诗百年的三个问题

【作者简介】陈卫，江西萍乡人，文学博士。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诗歌研究。中国诗歌学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著有学术著作《闻一多诗学论》《当代诗歌现场》《中国诗人诗想录》，散文集《美国家书》，诗集《旗山诗歌练习簿》等。

一、回顾数千年来的歌，在近百年行走的曲径

现代新诗与其他文类不同，在于它采用分行形式。但是，它为人喜好或厌恶的原因，与分行关系并不特别紧密，而是因为它能够通过短小精悍的文字，绽放出灿烂的精神光芒，唤醒我们对痛苦的感受，对爱的追求，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同情与怜悯。它属于沉思的思考者和多情多义的读者，使人们仿佛经过漫长且肃穆的冬天，突然瞥见春花一闪，那里闪亮着诗性。

 

诗歌因为诗性而存活在人间。如果细究，诗性的构造是独特的，它给人们带来快感，然而与人们沉迷于物质层面的快感不同，它不是直接的感官刺激，与金钱、身份、地位无关，它只负责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这种愉悦超越了凡俗间的种种差别，触动心灵，发自肺腑，是平等的人类挚爱，又应和高空神圣的声音。如果说它有核心，那么核心即人类世代对于美、真、善的不懈追求——它是人类生存的动力，使万千生命得以绵延的根基。

 

于中国读者来说，文学种类繁复多样，如今人们对诗歌的喜好有取舍自由。新诗诞生以前，在文学史上，诗歌作为正统文学存在，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动摇。文人生活中，学必读诗，言必谈诗，入仕必诗，退隐作诗。《诗经》《离骚》结集以来，人们将诗与经书一起，当作学习汉语言文学的教材；科举考试中，作诗被纳入选拔人才的必不可少一环，受到通向仕途的文人重视；废除科举考试后，诗歌功能淡化了，成为文人读书之余的把玩，或交友的工具；在国家命运危险时期，诗歌发挥旗帜与号角的作用，给战斗者以鼓舞。可是，在物质高度发达时期，它因无用被搁置，沦为待业性文类，走向社会与文学的边缘。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抛开世俗对诗歌的看法，你会发现，在真性情的诗人那里，他们像穿上红舞鞋的舞者，从未想过停止诗歌写作，并将它视作焕发青春的迷人的尤物。

 

若我们对诗歌未来的发展走向仍感到迷惑，沿着来时路，不妨对古代流传至今的一些诗歌进行观察。尽管有研究者认为诗歌发展与诗体的发展有关，可是我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构成必然关联。诗歌体式变化给诗歌带来新的面貌，写作方式及传播相应也出现新变，如果同在今天欣赏汉诗、唐诗或宋词，我们并不会因为它归属某种体式而厚此薄彼，也不会因为诗人的名气大，流传的年代长而特别推崇。我们只是喜欢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的个人性情，如：喜欢屈原立在江边的天问，喜欢他与宇宙的交流；也喜欢曹操的大气，胸中有志的诗篇；喜欢杜甫在格律间，把悲情的舞蹈跳得那么沉重；喜欢李白的豪情，不拘一格的洒脱；喜欢苏轼的旷达，将苦难置之于身外；同时也会跟着陶渊明走在南山下，带着喜悦的心情，观看他荒废且稀疏的田园。可以说，读者喜欢的诗歌，最终并不是用何种文字表现出来，而是透过文字，看见了诗人因其独立的个体精神屹立于诗中：他们并不远离人际社会，他们真诚对待所见事物，将自己与家国命运、人类前途结合起来，表达从自然、人世、历史中感悟到的人生态度。

 

从民间没有规律可循的杂言诗，到经文人整理的四言诗、楚辞体、格律体、词等，诗歌形式的确在发生变化，但并不是说这些变化就使诗歌走上了金光大道。事实并非如此，往往是一种体式，限制到了诗情传达，诗人们才会寻求新的突破，酝酿新的诗歌体式。古代诗歌的内容相对集中，通过抒情或言志，多表达诗人的家国意识或个人情怀，思乡恋土、战争边塞、爱情亲情的书写，成为中国诗歌的恒常主题。现代诗歌发生，与西方现代思潮有关，突显个性，强调自由。在现代诗歌中，同样延续了古代诗歌的主题，使恒常性内容成为文化积淀。只是反观百年现代诗歌，我们会感觉，它们与政治好似孪生兄弟，结合过于紧密。而政治，不免涉及到敌我立场。这种敌我立场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可能发生观念上的大回转，使一些为政治而写作的诗人，某一天非常尴尬，意识到那些纯属宣传性的诗歌，成为诗歌史上无法直立的诗歌，这类诗人形象不是由模糊到鲜明，而是由鲜明趋向模糊。对共和国诗人而言，被归入到这一诗歌群体的诗人不是很少，而是不少。百年新诗史上涌现了不少“战士型”诗人，他们的理想精神可嘉，但诗歌的艺术价值受到质疑，这也是中国新诗发展百年，人们感到乏善可陈

的原因之一。

 

新诗诞生的第一个十年，诗人多为学者、教师，后来，他们逐渐转向教育工作或其他文类的写作，如胡适、周作人、康白情等。第二个十年涌现的那些诗人，他们多成长于大城市，留学欧美或日本，他们最初的作品带着反抗旧时代的狂飙精神出现，有舍弃旧我的崭新态度。当国家处在危急关头时，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在个人与家国之间选择，他们最终放弃了自我，投入到大我之中。这一类代表诗人有郭沫若、何其芳、戴望舒等。他们初出文坛时，有很高的辨识度，个性化的语言，代表年轻人的心声。可是当他们进入政治生活，或者进入体制后，他们诗歌个性经过修理，自觉加入民族大合唱，作为具有个性特征的诗人，从此消失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政治环境， 使其后一批成长中的诗人，从一开始，就较多转向了非个人性写作，如李季、闻捷、贺敬之等， 他们代大众发出响应时代号令的声音，用消泯个性的方式，呈现模式化、类型化的自我。他们创作的诗篇，不是赞美领袖，批判阶级敌人，就是对时代精神或人民劳作进行歌颂。人类复杂的潜意识以及个人见地完全被忽略，导致人们麻木了对诗歌的特殊感受，习惯面对高度一统化的诗歌表述，习惯诗歌中的干部口吻，缺乏变化的腔调。假使说那些诗歌有的还存在一点美，那也是美得单调，将思想境界不断拔高，令人对事物（或事实、人物）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朦胧诗的崛起，诗歌的个人情感表达、多元审美得到恢复。由于长时期的一统化思想，人们很难很快地适应美学新变。于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年轻大学生诗人， 进行了一场颠覆性的诗歌运动，诗歌美学、诗歌教育、诗歌与中西方诗学传统关系，都被推到诗歌讨论前沿。这是诗歌争议最多最复杂的一个时期，也是诗歌创新步子迈得最大，收获相对较多的一个时期。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在消化八十年代的新变，趋于泡沫与沉淀共同发生的一个不稳定时期。新世纪后，人们理性逐渐回归。对于朦胧诗，八十年代先锋诗歌，都没有当时那种不可容忍的偏激，而是表现出宽容的态度，认为存在即合理，对九十年代的口语写诗与叙事性的流行潮流，也有更为冷静的理解。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传播，诗歌出版由官方刊物统一刊发的格局也被打破，诗人之间交往频繁，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出现了与前代诗歌发展特别不一致的地方。众声喧哗，诗歌观念、价值观念的多元，其后也导致读者们在追问，到底什么是诗歌。他们对诗歌的判断标准也发生了疑问。人们一时失去了衡量诗歌的尺度，甚至在世纪更替时代，发生过何为好诗的不断追问。虽然人们最终不承认好诗有着固定的标准，但是基本认可，好诗能给读者带来感动，它直指人心。人们再次意识到，诗为心声。

 

百年来，诗歌在不同时期，因为时代思潮或美学追求，它不断地更新读者的认识。但我们相信，好诗总有人乐意传播，使它流传于世。

二、理性反思新诗观念源头，是回顾百年新诗不可缺的一项工作

百年前，人们对初生的新诗认识好似盲人摸象。主张大胆尝试的胡适，较早提出“诗体大解放”。他从生物学的知识宝库中借来“进化论”一说，点燃了中国年轻诗人的热心，同时， 这一观念的偏颇，也导致中国新诗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困境。

 

不妨对胡适的《谈新诗》中的一些观点， 进行简要回顾。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胡适表达了他对新诗的预设性想象：“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胡适之所以提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 因为他感到旧文学“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所以在指出旧文学发展的障碍时，他提出“诗体的大解放”。胡适在这段话中，明显采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把新文学与旧文学置于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其实我们可以试问：旧文学中难道没有白话文？古典小说多由白话写成； 古代诗歌中的乐府诗，来自民间文人创作，也多为白话写作。它是不是该称作新文学？如果新文学限定为新诗，那么，古代的那些文类，旧体诗词、戏剧、散文、小说等，就在胡适的新观念提出来时，已经绝灭了吗？我们还知道，那个时期表现世人情爱生活的用白话写作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颇受欢迎。诗体大解放之后，诗歌是否就表现出了自由的精神？

 

留学美国的哲学博士胡适，特别重视进化论，借助科学理论，提出诗体变化会带来诗歌写作的大变化。他有观点，也摆事实，他认为， “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他指出诗歌解放有三次：一次是骚赋体迎来第一次诗歌解放；五七言古诗又迎来第二次解放， 词迎来第三次解放。他认为“近来新诗的发生， 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 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在胡适看来，这便是诗歌的进化结果。在我看来，胡适给中国诗坛带来了新的思路，由他的言论，他所要昭示的不过是新诗写作的未来趋势。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另一种诗体就消失了，这是胡适推论的轻率之处。用科学主义的观念去揣测新诗发展的做法，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好好的梳理。新文学的发生中这类误导性观念比比皆是。胡适此论发表近百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如此：自《诗经》《楚辞》以来的各种体式，没有消失殆尽。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一次全民性的古诗词热；进入新世纪以来，古诗词热持续不减。刊物、网站，以及诗词研究所多有成立，可见，百年新诗，不单单是自由诗一花独放。因而，我认为，胡适提出的“诗体大解放”， 只能视作为新诗新开的一条途径。诗歌自由化是必须的，诗歌的道路也是多条的。

 

胡适的观点并不是都存在问题，他的某些观念具有前瞻性，不可低估。比如他特别注重诗歌的时代特色，所提“八事”（又名“八不主义”），对诗歌语言、写作方法进行了历史性的反思。他更多地考虑到诗歌是否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因此提出诗歌不使用典故，可用俗词、俚语等观点。这些诗歌观念的提出，使现代诗人逐渐抛弃了一些袭陈传统的诗歌外壳，意识到若使诗歌驻留在读者心里，不是靠复杂的规范性技巧或某种读者感到晦涩的语言，而是通过自然的表达与明白的语言通道，抵达诗性。

 

胡适的诗歌观念不甚周全，但极其富有鼓动性，他自己的写作实践，更是带动了新诗人的尝试。他是一位伟大的不成功的诗人，恰恰是这些不成熟的新诗练笔，给当时的诗人带来了典范性作用：关注新的时代精神，表现出怀疑、反抗、破坏、创新的态度。若说胡适的《尝试集》起初只是想在尝试格律诗以外的诗歌体式中寻得在平仄、韵部等格律方面的突破，那么郭沫若的《女神》借助西方自由体诗的形式，对现代诗歌进行了重新建构，也引导其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提倡新格律诗实验。这些不同的尝试， 都有着因果关联。其共性在于，他们在诗歌写作中，都注意张扬诗性，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 书写内容上增添了时代气息，也葆有个人的生存印记。如郭沫若在诗歌中表现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闻一多诗歌表达对祖国文化的热爱，徐志摩诗歌中流淌着对爱、自由和美的追恋，以至冯至、穆旦、北岛、舒婷们，他们的诗歌都表达了个人对社会的关切与承担，对理想的追寻与坚守。这些诗人在他们的时代， 义无反顾地充当了先锋思想者的形象。

三、诗歌小众化与大众化，一个被经年严肃讨论的伪问题

诗歌大众化与小众化是不断泛起沉滓的一个诗学百年问题，这一观念与阶级论社会思潮不无关联。我认为，这个讨论经过多年多次论证， 在新诗百年后，再持续讨论下去，犹如轮子空转，并无多大意义。讨论结果无关诗歌质量本身，因为大众化的诗歌很难推进诗歌质量的整体提升，小众化诗歌也并非一定就是高水准。这个讨论唯一能提醒我们的是： 注意写作者在创作时，心中有无读者？他为何而写？

 

在旧体诗词盛行时代，受教育者皆为文人。文人若要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他必须学写诗，会写诗；为了切磋与交友需要，诗人之间必然有交流，于是形成诗歌圈。而同一诗歌圈的人互相圈点，自娱自乐， 与圈外人何干？这种历史语境下，谁会多事地提出，文人诗歌一定要由挥锄头的农民老伯或拖儿带女的母亲来评论？诗人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他们在一个水平上，可谓门当户对式的写作与接受。如果圈外人水平不高， 想读懂，他会自己努力，不会轻易责怪写作者，而且是一个写作圈的作者群。

 

之所以有人提出大众与小众，普及与提高等问题，那是提出者由身份不平等，进而推演出文化上的不平等，他有着对底层百姓的充分认识， 他是社会学家，却不是文学家。他的目的是想通过诗歌给生活在底层的百姓获得些意识形态的认识，因此，他更注意诗歌乃至文学的功能性， 不在意文学的本质异于历史学、社会学，忽略文学需要美的表现。

 

于独立的写作者而言，他可以为自己而写，也可以为大众而写，这是个人的写作方向。一位诗人如果有意识地为大众写，至少有两种情况： 一是为宣传理念；二是商业企图。宣传理念包括道德伦理的教育、政治意图的传达；商业企图，则是把诗歌写作当作商品对待。当作者将诗歌写作的对象调整为大众时，为了为大众接受，他必须考虑大众需要，选择大众使用的语言，大众习惯的表达方式，描写大众熟悉的生活，这类诗歌应该表现出人类的共识，如伦理道德的规约，国家立场的表达，对 社会事件的表态等。这种写作时的诗人身份，好比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

 

诗歌小众化写作，为少数人自设的空间，我认为它可以存在。它可能不是只为个人情绪而写，有时它是一个实验平台，炼造出与众不同的好诗。百年来争议较大的小众化写作，指的是诗人写作目的不是为了在大众中传播，不以主流意识为中心，而以自我价值观念、审美态度为中心， 更多表达出个人对人性世界的复杂认识。在这类写作中，书写者可以使用他的个性化的语言、不合常规的技巧，而且这类作品可以选择不发表、不公开，只在朋友间交流。但是，假若他选择公开发表，那么，他就需要经受大众的各种追问，有责任有义务让大众“懂”。

 

我更觉得，大众化与小众化写作的问题，是由不太懂诗歌，也不明白诗歌接受者的差异而提出一个伪问题，我们不如更换思考的方式，去问：诗歌在什么情况下获得读者，在什么状态下失去读者，这种关切诗歌本体的提问，或许更能帮助到诗人写作。

诗歌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有几个因素：题材的普遍性，写作不求文大于质，文风朴素，书写真诚，以情感取胜，不一味追求诗歌的写作难度， 而是增添温度。

 

诗歌失去读者的原因较多，假大空抒情，必然失去读者；晦涩难懂， 读者扭头而去；也有传播上的原因，与诗歌写作直接相关。自印刷术发达以来，诗人们逐渐忽略了诗歌的可诵特点。诗歌最初通过口诵流传， 它方便诗歌吟诵者与听众发生互动，朗诵者的音调、表情、声音，都能辅助听众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因诗歌产生共鸣。回顾新诗历史，大概在朦胧诗之后，诗歌朗诵渐少。朗诵，与其说是诗的传播途径，也可以说是诗的写作方式。它的写作者会注意到写作的题材与接受者水平，朗诵是诗歌发生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阅读性的诗歌写作，无音韵可感， 再加上诗人对公众题材的疏远，诗歌逐渐变成自话自说的一种状态。

诗歌有自身发展的轨道和规律，如果把百年当作一个坐标，我们要清楚的是：诗歌必须有所发展，在继承传统的成就后，再突破前人的写作范式，灌注时代精神；我们还需梳理一些过于陈旧的诗歌观念，不因当下诗歌的问题而忽略诗歌本体的价值。此刻，不是新诗发展的终结点， 却是它重新出发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