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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胡博 在上海街头的日军军官 1932 年1 月28 日，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进攻，位于上海的中国军队在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指挥下奋起抗击，与日军展开激战。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达15173 人，但也让日军付出了伤亡3091 人的代价，尤其是击毙日军步兵第7 联队长林大八、俘虏第7 联队第2大队长空闲升，给其以沉重打击。 5 月5 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然而停战协定却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尤其是《协定》中规定中国军队只能在昆山、苏州驻军，不得进驻上海，甚至在作战时被日军摧毁的吴淞炮台也不得修复，而日军却可以在市区驻防，这使国民政府在华东地区完全处于被动，首都南京更是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此，军事委员会决定保留淞沪警备司令部建制，以掩人耳目的方式从天津市警察总队抽调一部改编为上海市保安第1 团，将宪兵第6 团改编为保安第2 团，受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保安处的双重指挥，这才使上海地面上保留下一支中方武装。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时许，数十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袭击并占领淞沪铁路线上的天通庵车站 在华北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淞沪战后的军事格局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33 年的长城抗战结束后筹划起宁沪杭地区的国防计划。军委会一方面组建警卫执行部，负责构筑京沪、沪杭、南京三个区域的国防工事，另一方面命令参谋本部制订华东地区的国防作战计划。计划需要有部队执行，仅靠上海的两个保安团根本无法承担起国防任务。于是在1936 年2 月，京沪警备司令部应运而生。 京沪警备司令部名为“警备”，实际职责却是承担京沪区的国防工事构筑，以及战争爆发后进军上海与日军作战。前者，在与军委会警卫执行部的密切配合下，已经有条不紊地展开。后者，则需要优秀的参谋人员以及可以执行攻坚任务的部队才行。 京沪警备司令由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警备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也都从中央军校优秀教官中抽调。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由军校教育处徐权兼任，参谋处长由步兵科长童元亮兼任，参谋处所属参谋由军校的优秀战术教官兼任。这些参谋人员，不仅都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还都接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培训，属当时中国军队内部数一数二的业务骨干。 由于事涉保密，警备司令部的对外称呼是“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室”，移驻到苏州留园后又改称“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也就是说，从京沪警备司令部成立到抗战全面爆发，这个司令部从来就没对外公开过正式名称。在大部分人眼中，这只是一个军校的办事处而已。 参加淞沪抗战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更有趣的是，由于警备司令部只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司令部只有参谋处、秘书处和副官处。相比起来，淞沪警备司令部倒是一直在完善建制，并根据京沪警备司令部的指导意见开展工作。 在京沪警备司令部成立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也进行了改组。原任警备司令吴铁城辞职，由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继任，参谋长由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兼任。与此同时，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换上了一批从陆军大学正则班毕业的高材生，如参谋处长朱侠、作战科长刘劲持、后勤科长黄家桢。杨虎上任时，特地推荐钟桓担任情报科长，钟氏为北洋旧军人，对上海环境、地利、尤其是帮派势力十分了解，这使警备司令部经常能够获取到可靠的日方情报，为警备司令部制订作战计划提供了基础。遗憾的是，张治中仅将淞沪警备司令部作为一个附属的情报侦察机构，并没有使其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尽管如此，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比如建成了四条新的连接京沪间的隐秘电话线；修建苏州通往上海的公路，为部队迅速开入上海作战打下基础；绘制上海日军据点的位置图和全市交通图，为野战部队提供可靠的突进路线；增设浦东各县沿海观察哨，监视日军舰船的动向；以庆祝上海特别市建市十周年为由，秘密修建29 处防御工事，覆盖了火车站以及苏州河沿岸各处，并控制住重要的公路、渡口；组织别动队，战事发起后深入日军后方实施袭扰。此外，上海市保安部队统一编为上海市保安总团，另由上海市警察局出面编组一个警察总队（团级规模），作为战时后备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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