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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和陈荣捷集注】 来书云：“杨、墨①之为仁义，乡愿②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楚项之放伐④，周公⑤、莽、操之摄辅，谩无印正，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⑥，建辟雍⑦，制历律⑧，草封禅⑨，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非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 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 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 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 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①杨、墨。参看第九十三条，注四。《孟子·滕文公篇》第四，第九章云：“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欺）民，充塞仁义也。”程明道言二氏之害曰：“杨氏为我疑（似）于义，墨氏兼爱疑（似）于仁。”（《二程遗书》卷十三，页一上。原文“仁义”二字互换，于理不通。《近思录》卷十三，第一条载之，则改正之。） ②乡愿。《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第十三章云：“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尽心篇》第七下，第三十七章云：“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故曰德之贼也。” ③禅让。尧子丹朱不肖。尧让帝位于贤臣舜。舜子商均不肖。舜让位于禹。参看《孟子·万章篇》第五，第四、五、六章。子之乃战国燕王哙之相。哙愚暗，属国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哙不听政，反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而燕国大乱。（《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页六上。） ④放伐。夏桀无道，汤放之于南巢。商纣无道，武王克之于牧野。（参看《孟子·梁惠王篇》第一下，第八章）楚项羽（前二○二卒）击杀义帝，自称西楚霸王，居心篡夺，卒至自刎。参看《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⑤周公。周成王（前一一三二至前一○八三）年幼嗣位。周公摄政，纳贤制礼，而国大治。参看《史记》卷四《周本纪》及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页三上。王莽（前四五至纪元二三）在西汉平帝朝为大司马，擅权。既而弑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旋篡位，国号新。参看《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曹操（一五五至二二○）起兵讨董卓，击黄巾，迎立汉献帝。任丞相，封魏王。其子丕篡汉，国号魏。参看《三国志·魏志》卷一《武帝纪》。 ⑥明堂。周天子于各地设明政教之堂，礼上帝，祭祖先，朝诸侯等大典均于此处行之。参看《礼记·明堂位篇》《大戴礼记·明堂篇》。 ⑦辟雍。雍，亦作“痈”。像雍水环绕如璧。 ⑧历律。历法、律吕。 ⑨封禅。筑土为坛曰封，古者封大山而祭天。除地曰禅，禅小山而祭山川。 ⑩礼乐名物。朱子《论语集注·述而篇》第七，第十九章，引尹焞（一○六一至一一三二）之语。尹论出自《论语解》或《论语说》，均已不存。 《月令》。吕不韦（前二三五年卒）集诸儒之说著《十二月纪》，名《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即是月之政令。如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此十二月令合为《礼记》之《月令篇》。 训疏。指郑玄（一二七至二○○）等之训释。 六经、四书。见上条，注二。 齐宣。《孟子·梁惠王篇》第一下，第五章云：“齐宣王（前三四二至前二三四）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幽、厉。幽王（前七八一至前七七一）、厉王（前八七八至前八四二），皆周之暴君。 茅茨土阶。尧、舜之时以茅茨盖屋，筑土为阶。 成、康。成王、康王，周之第三、第四王，皆贤君。 岂非。全书诸本作“岂能”。今依孙锵，从施本改正。 不忍人之心。语见《孟子·公孙丑篇》第二上，第六章。 武帝。据朱刊《通鉴纲目》（嘉庆甲子[一八○四年]本）卷四（页四十九上下），汉武帝（前一四○至前八七）建元元年（前一四○）赵绾请立明堂，荐其师申公。帝使使者迎之，始议（肇讲）改历服色等事。 武后。据朱子《通鉴纲目》卷四十一（页九十四上），武则天皇后（六八四至七○五）垂拱三年（六八七）毁乾元殿作明堂。 泮宫。《礼记·王制篇》第二十五节曰：“《大学》在郊。天子曰辟（璧）雍（水），诸侯曰泮宫。”泮宫，亦作“頖”，谓学宫临泮池之旁。“泮”即“半”。泮宫东西门以南通水，北无水也。 三代之学。《孟子·滕文公篇》第三上，第三章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不仁。《论语·八佾篇》第三，第三章。 律度。《史记》卷二《夏本纪》（页二上），称颂大禹之辞。 器数。礼乐器物。祝，掌祭祀。史，主文书。 笾豆。祭祀之礼器。 语出《论语·泰伯篇》第八，第四章。 星辰。《书经·尧典》第三节云：“乃命羲（氏）和（氏），钦（敬）若（顺）昊（广大）天，历象（考察）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玉衡。《书经·舜典》第五节云：“在（考察）璇玑玉衡（玉制可以旋转窥测日月星辰之机），以齐七政。” 七政。日月与金木水火土五星之运行，如国家之行政。 皋契。皋陶，又作咎繇。舜之臣，为士师，即执法之官。契亦舜臣，为司徒，掌教育。 禹稷。禹，舜臣，平水土。稷，舜臣，司农业。皆详《书经·舜典》，第十七至二十节。 遍物。《孟子·尽心篇》第七上，第四十六章云：“尧、舜之知而不遍物（事事要做），急先务也。” 曲知。一隅之知。 司马相如。前一七九至前一一七，有文章大才。受知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撰封禅文，迎合武帝好大喜功之意，为后世所不取。参看《通鉴纲目》，嘉庆甲子[一八○四年]本，卷四，页一七三下。 拔本塞源。拔去木之本，充塞水之源。语出《左传》昭公九年。 【译文】 来信说：“杨朱和墨子也行‘仁义’，乡愿之人也以忠信相标榜，尧、舜和子之的禅让，商汤王、周武王、楚霸王都流放和讨伐过敌人；周公、王莽及曹操都主过政，这些事情如果糊里糊涂没有印证，让人们又何所适从呢？此外，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考察识别，如果国家要修古制的明堂、建古制的辟雍、制定历律、准备封禅的预案，又将拿什么作为标准干这些事情呢?所以，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道：‘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也。’这个可以说是定论了。” 您所讲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各自的区分，和前面说的舜不告而娶以及周武王不葬而兴师的情景大致相似，可以类推。对于古今事变的疑惑，前面在讲良知时，已经以规、矩、尺度作比喻而加以说明了，应当不用赘言了。 至于说到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还不容不说。但说起来话也就长了，暂且就按您所说的加以辨析，或许能消除一点您的疑惑。 明堂与辟雍建制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以及汉代学者郑玄的注疏中，但是六经与四书中，还未曾详细记载过这些。难道吕不韦和汉代学者们的知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还要强吗？齐宣王时，明堂还有未毁掉的，由此可知，周幽王、周厉王时周朝的明堂全都完好无损。尧舜的时代，用茅草盖房屋、垒土作台阶，明堂制度未必齐备，但却不因此而妨害他们治理天下。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虽然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旧制相同，但却无补于周幽王和周厉王时的天下大乱。为什么呢？这不是表明：能用怜恤他人的仁德之心来实施怜恤他人的仁政，即便是茅屋土阶，也仿佛明堂；用周幽王、周厉王式的心来实施周幽王、周厉王式的暴政，即便有明堂，也是暴政实施的场所。汉代的汉武帝曾经重新探讨明堂之事；唐朝，武则天也大建明堂，他们治理国政的效果又如何呢？ 天子建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为泮宫，均是根据建造的地形而命名的。但是，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其是以讲明人伦为核心，并不是把“辟”是否像玉璧，“泮”是否环水看得很重要。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作礼乐，须有中和的品德。他的声音符合音律，他的举动符合法度的人，然后才能谈及礼乐。至于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的工作。 所以曾参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君子重视道有三个方面，至于祭祀和礼节仪式，自有主管这些事物的官吏来负责）。”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主要是为了“敬授民时”；舜“在璇玑玉衡”，主要是为了“以齐七政”。这些都是勤勉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制定历法，掌握时令的根本，正是在于此。羲氏与和氏在推算历法方面的学问，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尧和舜虽然很有智慧，也不能知晓所有的事物，即使他们也不一定能从事羲氏与和氏的工作。 但是，到了今日，依照羲氏与和氏的方法而世代相传的，哪怕是一知半解的具有小聪明的人，懂点占星术的浅陋之人，也能推算历法，占卜天像而不会有闪失。由此而言，难道后代那些一知半解具有小聪明的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有才干吗？ 封禅的说法更荒诞不经。这是后代奸佞谄谀之人为了献媚于其主上，浮夸其词，以迷惑君主之心且浪费国家财力。可以称得上是欺天骗人中无耻之极的卑劣行径，君子是对其不齿的。司马相如被后人耻笑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 您却认为这是儒生应学的，只怕还欠缺深思吧！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而朱熹在解释《论语》时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礼乐名物之类如果真的与成圣的功夫相关，那么圣人也必须等学了之后才能知，这样的话，圣人也就不能说是生而知之了。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而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也就和成为圣人的功夫没有关系了。之所以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仅指义理，而不是指有关礼乐名物之类的知识，那么学而知之的人，也只能通过“学”来“知”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只能通过困知勉行的方法“知”这个义理罢了。 现在学者向圣人学习，对于圣人所能知的，不去通过学习而知晓，反而迫切地求知于圣人所不能知道的而将其作为学问，这不是将向圣人学习的方向给迷失了吗？以上所述，都是就您感到疑惑的地方稍作剖析，但是还没有涉及到拔本塞源这一根本论点。 此为传习录连载第141篇 请心友将修习中的问题和困惑、 感悟发至以下邮箱，我们请老师为您解答 187270597@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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