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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旧人 陈远 辑 梁启超大半生在政治动荡中生活，但一生极为高产，他去世后，他的友人林志钧编辑出版了《饮冰室合集》，这部内容浩大的巨著分为《文集》和《专著》两部分，前者包括论文700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后者包括成书104种，共148卷，约700万字。其实梁启超的著作尚不止这些，加上未刊原稿残稿多种，一生著述达1400万字，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哲学、佛学、史学、文学及新闻等各方面。但是也正是因为不安定和高产，著作中犯有浅薄和浮躁的毛病，当时有人戏称梁氏著作为“广零散”。
钱穆 钱穆在课堂上批评疑古学派，说：“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很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便属古，没有可疑。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讽刺钱玄同“疑古玄同”的别号。有人提醒钱穆：“钱玄同的儿子正在听你的课！”不久，钱穆和钱玄同在一个宴会上碰面，钱玄同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民国学人在北京的，多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找资料。翻书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关于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里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个小时后赶到书主处时，主人告诉他，袁已经把书买走了。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岳霖在北大还开过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多数学生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教在西南联大教逻辑。逻辑是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岳霖：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三十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北大教授郭绍 虞所着《修辞学》一书，大半抄袭他的旧作。郭闻之乃在津报登大幅 广告，列举两书不同点，说明决非抄袭，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
抗战期间，白崇禧聘请翻译家乔大壮为参议。一次，白将乔的文稿改了几个字，乔勃然大怒：“阁下是总参谋长，我是中央大学教授，各人自有一行。你能改我的文章，我也改你的作战计划，如何？”白崇禧只好认错。
有一次，胡适坐海船从北平到上海，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在青岛略作停留，并在青岛大学演讲。 不料，船到青岛海面时，因海浪险恶，不能靠岸。胡适给杨振声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只有五个字：“宛在水中央。” 杨振声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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