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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往活在自己的辉煌里，即使那已经成为历史。孔子也难以免俗，坚持“出有车”，即使以自己儿子和最喜欢的弟子寒酸下葬为代价。
那时候孔子已经七十二岁，他最看重的弟子颜渊三十二岁英年早逝，“颜路（颜回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注一）
“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意思很明显，当时大夫以上的人可以享受“专车待遇”，孔子曾经当过大夫之位的司寇，也就不能步行了。可以推断，孔子从五十二岁到达其人生政治生涯顶峰，当了大司寇之后，就有了“专车”，包括他出走鲁国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出有车”，该是一种当时非常荣耀的政治身份标志吧，要知道，几百年后，冯谖向孟尝君的要求之一还是“出有车”呢。孔子不当大夫的官已经很久了，但还要保留这种“习惯”。
所以，最喜欢的学生死了，孔子虽然痛苦地表示“噫！天丧予！天丧予！”（注二）但是，当颜回的父亲要求孔子“来点实际的”，让他卖了“专车”把颜回的后事办得更“体面些”，使逝者内有棺外有椁，孔子就不答应了。他说自己“白发人送黑发人”，埋葬儿子孔鲤的时候，也没有椁的“待遇”；这一切的最终理由就是因为“大夫是不能步行的”。
孔子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这可从付给“管家”原思工资一事中可以看出。但是，在生者社会地位、身份的车和死者的厚葬之间，孔子选择了前者，他是一个更重视生者需求的人。如果在今天，孔子年也就是一位退休的“部级干部”，不为逝者的“虚荣”，卖掉维持自己“面子”和“荣耀”的“专车”，也并怎么为过。更何况，颜回本是陋巷中的乐贫者，厚葬反而是不顾经济基础的虚荣性消费。
孔子从当大司寇开始，尽管以后的政治生涯很不平坦，在列国奔走十四年，旅程估计上万里，几度险遭不测，被体面地迎回故乡鲁国后，也只是当了国宝级的“古董”供着，并没有获得什么职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孔子至死都保持着“有车族”的身份。这可以说这是一种没落贵族式的死要面子，但是，就像他的学生子路被敌人断头前还要把断了的头冠带子系好，这种细节性的坚持与孔子对车的固执，其实是一种贵族气质的信仰和持守。
那么，从当司寇到逝世的二十多年中，孔子的专车又是什么样子呢？
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周代衣食住行》中介绍，以车轮的辐数而论，春秋时期的车为二十五辐，车的尺寸最大分别是：轮径140厘米，轨宽180厘米，车箱(舆)180厘米，长150厘米；最小分别为95厘米、140厘米，95厘米，43厘米。当时的车两轮；大车乘三人，小车乘两人。（注三）另外，春秋时期“车箱上设车盖”，“盖一般为伞形”。（注四）可以想象，孔子的“专车”也该大致如此。
孔子坐车很“绅士”，“升车必正立，执绥（拉着扶手带）”，上了车后，“车内，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注六），就是不向内回头，说话不急速，手不指指点点。
孔子维持“专车”的开销该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当时“行车以二马为常”，二十多年里，孔子就要专门养着两匹马以供驱使了。孔子不可能亲自去打草、喂食，他就要雇佣专门养马的“圉人”。所以，《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注六）
在车子和问题上，孔子乃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者，当厚葬死者与生者的需要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他“看重”车，这也是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原则的体现吧（注七）；在载他的马和养马人出现危险的时候，他更“看重”
人。
孔子“出有车”，他有没有专门的“司机”呢？孔子自己就是赶车的高手。别人曾嘲笑他没有什么“专长”时，他说“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注八）不过，他的学生樊迟等经常给他当“司机”。
注一：《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先进》第八，111页。
注二：同上，112页。
注三：许倬云，台湾学者中国史文化论丛，《生活与文化》，《周代的衣食住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26页。
注四：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02页
注五：《乡党》第十
，108页。
注六：同上。
注七：《先进》第十一
注八：子罕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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