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看《人生》

　　吴天明导演走了。

为纪念他，中国电影博物馆免费放映他的片子，昨天有空去看了《人生》，几多感慨。

　　电影上影的年份是1984年，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当然没有什么记忆。知道《人生》，是先知道电影，后知道书。当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对《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更有了莫名的亲切感和崇拜感，遗憾的是没有认认真真去读，只是速读，满足于知道个大概内容。对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很熟悉，因为给别人讲作家的创作过程比讲小说内容更有意思。30年后的昨天，也是一次契机，第一次观赏电影《人生》。

　　我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是土，而不是水，在西部，而不是在东部。当广袤的黄土高原展现于眼前时，我的思绪飘向那壮美的天地之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是祖祖辈辈人生活的全部内容，悲壮而豪迈。那坡，那河，那田，那牛，那井，那碾子，那驴子，那信天游，那旱烟锅子，那白羊肚手巾……都太熟悉了。我相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

　　凡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性的本色。在这个穷乡僻壤，中国人本性的中美好与丑陋都在上演。官与民，男与女，爱与恨，情与仇。对于农村来讲，年轻人，意味着改变，代表着未来，故事自然也多。从古以来，望子成龙是父母的心愿，鱼跃龙门是子女的向往，读书永远是为了逃离，为了改变命运。高加林是个高中生，那个年代在农村绝对算得上是文化人了，他的命运并不能由自己掌控，教师的职位被“后门”替换，后又因“后门”当上了记者，后又因“后门”问题被打回原形。他由夏天走到了冬天。这是命运对他的戏弄。

　　“后门”就是“关系”，就是“背景”。这是中国特色，根深蒂固，老百姓很默认，你看高加林的父亲对高加林他二叔拒绝安排工作时的不解，再看高加林到县城工作后顺风顺水，就能明白，这就是社会大环境。高加林有文化人的清高，有年轻人的抱负，却缺乏对原则问题的把握，他的失败在于得寸进尺，在于理想主义，老爷爷说他变成了“豆芽菜”，很形象，很深刻。

　　当然，人们对《人生》的议论多围绕谈情说爱来展开。刘巧珍的热烈与坦荡，细心与主动，展示了爱的纯粹与无私。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爱，开始有退而求其次的意味。高加林对黄亚萍的爱是理性与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黄亚萍对高加林的爱是一种精神之爱，经不起风浪的考验，如果坚贞与纯粹，在高加林还是农民身份的时候就应该付诸实施了。

　　我们很多人在评论这几个人物时，总要说个谁对谁错。我觉得，在追求爱情的路上，没有谁对谁错。高加林追求共同的志趣，希望有更高层次的思想沟通；刘巧珍就是喜欢有文化的人，因为文化人与粗人有明显的不同，这种追求提升自我；黄亚萍在高加林到县城工作后透露很早的心迹，并以一首情诗拉近了二人的距离，这是带有心机的爱情，也不可责备。这些放在改革开放初的那个时期，尽管显得“不合时宜”，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为什么刘巧珍更给人以震撼呢？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女子，却深明大义，对爱情信仰弥高。爱，不一定非要得到，只有对方过得好，就好。她的苦痛，凝结成结婚时盖头下那颗未曾显露的晶莹的泪花。如此，我们就有疑问了，没有文化的怎么比有文化的更有魅力呢？我说，这个来自于传统，来自于本真，正因为“无知”，所以才更显露出人本该坚守的纯真。她的结婚，选择了最古代最传统的方式，这是她的“坚守”与“反抗”，沿路都是看热闹的，有谁知道，有谁理解，大家看的是一个可怜而伟大的孤独者。

　　改变命运，这是一个需要永久追问的命题。高加林又回乡了，他以后的命运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从爱情来讲，无疑这是一个悲剧。如今，农村学生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为何如此，因为农村和城市差别太大了。如果农村和城市，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保障的差异，我想，“改变命运”的期望和努力将不会这么迫切、这么必要、这么艰难。

　　另外，《人生》的感人，在于真切、厚实、凝重。这样的电影，可能与当前商业化电影的标准有距离，但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讲，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