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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东北边境的威胁令大唐无比头痛，这种情况直至一代名将安禄山主持东北防御之后才发生了改变。在李怀秀叛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破之”，并扶立了新的松漠都督（很多部落对其并不买账，都督府只能控制部分归附的部落，且关系流于表面）。安禄山自恃骁勇善战，为了以边功邀宠，于745年出动十余万大军，在投靠的奚人配合下，对数个契丹部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然而唐军的战斗力不行，此次进攻最终以惨败而回收场（“发幽州、云中、平庐、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自是禄山与相侵掠未尝解，至其反乃已”——《新唐书》卷235）。
此败之后，安禄山被迫改变了战略，改强攻为耍弄阴谋，先后四次邀请两蕃部落，在酒桌上收割他们的人头，每次诱杀达数千人，还将酋长的首级做为军功上报。这种不信不义的行为给诸部落留下了大唐毫无信义的印象，更增添了各族对唐朝的仇恨，东北边患此后更为剧烈，直至唐朝灭亡都并未消除（“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为设会，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资治通鉴》卷216） 由于接连数次的大规模内讧令后东突厥元气大伤，在此前数年中，突厥人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力远不如前。741年，伊然可汗死去，种种被强压下来的积弊迅速爆发，后东突厥汗国陷入了连绵不绝的内战之中，很快就土崩瓦解。事实上，从后东突厥陷入内乱开始，大唐遭受的军事压力就已剧减，在面对契丹、奚二族时，也无需再考虑突厥这个诸叛部总后台的干预。怎奈唐军的战斗力实在太差，即使只须面对实力平庸的几个契丹叛部，仍然捉襟见肘，迭遭惨败。 751年八月，勇将安禄山统六万大军攻击契丹叛部，结果大败亏输，全军覆没（“夹击唐兵，杀伤殆尽。射禄山，中鞍，折冠簪，失履，独与麾下二十骑走”——《资治通鉴》卷216）。其实这些东北边军已经是唐军中的精锐，战斗力仅次于数万“安西军”，可在数量远少于自己的契丹部民面前，却仍然一败涂地，大唐此时的军事实力由此便可见一斑。更可悲的是，天宝年间已经是唐帝国国力、军力最为强盛之时，之前一百多年和之后一百多年的军事水平尚且远不及此时，全靠着惊人的好运道和较强的挨打能力勉强维持。 在此前数年之间，唐玄宗始终希望能够尽快结束东北一隅的战事，以规避东、西两线同时大战的风险，遂不顾国家脸面，于745年再度主动提出和亲，上赶着把几个公主给番邦送了过去。等到公主被对方宰杀之后，又恼羞成怒，试图用武力彻底压服东北诸部，并将希望全都寄于751年的这场进攻之上。然而唐军的战斗力令人失望，继三次在西南惨败于南诏、在西北又被大食打得大败之后，在东北边境上又遭遇了全军尽墨的惨痛失败，自此便丧失了迅速平靖东北边塞的可能，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 长期在东、西两线部署大量军队，令唐帝国陷入了军费吃紧的窘境。为了应对契丹、奚的侵掠，唐帝国不得不划拨出巨额军费，在东北地区常年集结大量兵力，囤积巨量的粮草，靡费无算，这也正是范阳军成为八镇之首，河北道藩镇迅速坐大的前提条件。之后李隆基对安禄山百般厚待笼络，并赋予其巨大的权力，很多人认为是因为安禄山擅长溜须，李隆基昏聩愚蠢，其实本质原因还是迫于东北异族的军事压力，唐廷不得不倚重安禄山的军事才能，不得不赋予其较多的兵马和较大的临战指挥权。 752年，安禄山计划征发蕃、汉步骑二十万攻击契丹，试图凭借绝对的数量优势，一雪去年兵败之耻。747年时，西突厥阿布思部为回纥所破，安禄山纳降之，唐廷将阿布思策封为朔方节度副使。此次安禄山奏请唐廷，要求遣阿布思率本部助战，引发了阿布思的不满，阿布思率部大掠仓廪，叛归漠北，这一事件迫使安禄山终止了出兵计划。不过到了754年，安禄山率军击破了战斗力较弱的奚人某部，还俘虏了其酋长，总算是稍稍挽回了一些颜面。 整体来看，在名将安禄山主持河北道之后，唐朝东北边境的局势大有好转，虽然安禄山在745、751年的两场大会战中尽皆惨败，但唐朝凭借着国大人多、恢复力强，还并未落到一溃千里、无丝毫还手之力的境地，甚至还取得了几场小胜，迫降了部分部落，算得上是互有胜负。755年，安禄山被杨国忠逼反，一部分契丹人和奚人加入了安史叛军，追随安禄山攻打大唐。不过由于叛军内部先后爆发三次大规模内讧，安禄山、史思明相继被儿子斩杀；加上唐廷两度请动战力强悍的回纥人助战，安史叛军最终未能夺取大唐江山。在兵败之后，叛军中的契丹人和奚人便回返东北。 （注：怛逻斯惨败后，安西精锐丧失大半，安禄山的东北边军自此便成为大唐最强悍的部队，这也正是安禄山造反后势如破竹，唐朝中央军一溃千里的原因所在。宏观来看，这支从上到下均以胡人为主的部队，并非弱小的唐廷所能驾驭，变乱的发生其实只是时间问题。当然，由于唐军主力之前接连三次在云南全军覆没，二十多万大军丧亡，这也加剧了安禄山造反后唐廷的窘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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