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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个南皮人,批准杀了秋瑾

 七彩阳光3109 2017-11-14


鲁迅在他的小说《药》里面,暗写了一位女烈士,这位烈士就是大名鼎鼎的秋瑾。鲁迅不仅将烈士的名字指为“夏瑜”(和“秋瑾”形成对偶),而且特别指出行刑的地点在“古□亭口”(秋瑾就义于轩亭口)。


按,秋瑾,生于1875年11月8日,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她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卿,号旦吾,字竞雄,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 ,近代民主革命志士,被称为“鉴湖女侠”。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其弟徐伟在供词中牵连到秋瑾。秋瑾在明知起义失败的情况下拒不离开绍兴,最终被捕。1907年7月15日就义,年仅32岁。

秋瑾烈士遗像


秋瑾的牺牲在社会舆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后人著史称“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


而批准杀害秋瑾的,则是南皮人张曾敭,时任浙江巡抚。


张曾敭(读如扬。因此字生僻,不少资料直接写成张曾扬),字小帆,又字润生、抑仲,号静渊,同治七年(1868)考中进士,同治十年(1871)授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三年(1874)升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一年(1885)出任长沙知府,光绪十二年(1886)任安顺知府,光绪十六年(1890)任肇庆知府,光绪十九年(1893)任广州知府,光绪二十年(1894)授福建盐法道,光绪二十一年(1895)升任福建按察使。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湖南布政使、广西布政使,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四川布政使。光绪二十九年(1903)升任山西巡抚,光绪三十一年(1905)转任湖南巡抚、浙江巡抚。

民国发行的秋瑾纪念邮票


从这个“履历表”不难看出,张曾敭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30年的时间,他由一个部门的“小秘书”成为封疆大吏、一方诸侯。从他任职的地方来看,他的政声也不算坏。他到永顺担任知府这个地方地属苗疆,号称“难治”。张曾敭一到任上,即“斥赀募勇戢盗,悉置之法;吏之尤贪污者,弹劾之”,一手抓稳定,一手抓反腐,颇见成效。在肇庆,他推行“惠民政治”,受到广泛赞扬。为了振兴教育事业,他重修“星岩书院”,自己亲自为学生讲课,并为书院的“强学堂”撰题对联“此地为江山灵秀所钟,后起英才皆磊砢;我辈有道德切磋之谊,愿持旧学与商量”。在福建管理盐政,他严厉打击私盐买卖,平抑盐价。在广西改革财税制度,裁撤冗官减轻财政负担,保证了财政正常运行。在山西担任巡抚,后来到浙江担任巡抚,他的政绩也颇不坏。如果不遇到秋瑾一案,他完全可能堂堂皇皇走完自己的仕途,近乎一个“完人”。


秋瑾烈士纪念碑


然而,正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张曾敭也是“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中国已经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民主革命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进步潮流。而张曾敭的身份注定他要站在历史发展的对立面,阻止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徐锡麟,在安庆策划、组织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在激战4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等被捕,慷慨就义。著名的女革命党人、浙江同盟会负责人秋瑾受徐锡麟委托主持“大通学堂”,将学堂作为联络各界、准备起义的中枢机构。此时,秋瑾被牵连了出来。


秋瑾被捕,绍兴知府贵福和会稽知县李瑞年山阴知县李钟岳“三堂会审”(当时绍兴下设山阴会稽两县)。审问中,贵福问秋瑾谁是同党,秋瑾坚称贵福就是同党,说你也到学堂来过,也在学堂与我合影,并赠我一副对联。贵福没有办法,将案子交给山阴知县李钟岳审问。李钟岳对秋瑾十分同情,不肯刑讯逼供,反而让秋瑾坐在椅子上,两人如同主客对谈。李问:你是否是革命党?秋答:是。问:为什么革命?答:我只是主张男女革命、家庭革命,并未触犯法律,为什么抓我?李钟岳默然无语,让秋瑾用自己问案用的硃笔写供词。秋瑾提笔写下一个“秋”字,乃秋瑾之姓也。令其再写,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

秋瑾诗词


贵福密电报告浙江巡抚张曾敭,要求将秋瑾杀掉。午夜,收到张曾敭的回电:“秋瑾即行正法”。凌晨两点,贵福召见李忠岳,命李钟岳监斩。凌晨三点,李提审秋瑾,说“杀你并非我姓李的本意”。凌晨四点,秋瑾被押到轩亭口处斩。


秋瑾被杀,全国舆论大哗。李钟岳因为办这件案子态度消极被贵福撤职,舆论的矛头也就集中到了张曾敭和贵福的身上。在杀了秋瑾后,张曾敭上奏朝廷,获得了“着照所请”的四字批复,但是舆论并未因此而平复。他向朝廷请了病假,清廷也看出他在这里干不下去了,9月5日发上谕调任江苏巡抚。6日消息见报,马上引起江苏绅士的反对。《孽海花》的作者曾朴联名30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发电报给都察院,表示“拒张”。张曾敭也只能推病不去上任。又过了一个多月,朝廷下令调任他到山西当巡抚。张曾敭连上三本“乞退”,回到京城过起了孤凄的生活。

连环画《秋瑾》封面


张曾敭遭此境遇,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张曾敭作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是必然的。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发生,张曾敭移居涞水。光绪皇帝下葬西陵后,张曾敭常常面对皇帝陵墓哭泣不止。但是,秋瑾一案到了他的手里,就使得他的下场格外狼狈。秋瑾是个革命党,从政治上张曾敭已是输了;加之秋瑾是一个年轻美丽富有才华的女性,这个悲剧故事本身就包含了足以发挥文学想象的情节。辛亥革命前,关于秋瑾的戏曲剧本就有了十来种,小说四种,都是为秋瑾喊冤。加之处死秋瑾的方式过于残酷,就连守旧派也对此颇有微词。秋瑾就义后,牵涉此案的清廷人物都下场不妙:李钟岳被撤职后一直郁郁,终于自杀;李瑞年被调萧山担任知事,当地通电反对未能去成;贵福想调浙江衢州不成,想调安徽宁国又被当地拒绝,最后改名换姓叫一个“赵景琪”,无官可当。张曾敭不请示朝廷直接批示杀了秋瑾,承担这个舆论批评的责任,亦不为过。

张曾敭为秋瑾案所写的奏章


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我还是主张功是功过是过,未可因为一事而否定其一生。读者诸君不知看法如何?


资料称,张曾敭生于南皮县梁庄村,葬在南皮城北徐庄。未知其遗迹有存留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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