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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逐渐长大，会抛出各种看似稀奇古怪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答、得到怎样的解答，都直接影响着孩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未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识。 被问问题，许多教育者似乎都感到头疼。但法国应用哲学大师、哲学童书作者奥斯卡·柏尼菲却很喜欢回应这些问题，回答的方式也很特别，让孩子有豁然开朗之感，并由此爱上哲学。 “提问能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 在奥斯卡看来，提问能产生震撼心灵的效果，亦是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困惑，例如想知道“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这是因为，除人之外的动物是没有这种困惑或挣扎的——老虎不会想成为蝴蝶，一匹马不会希望变成水中游来游去的鱼，但人类却有很多想法，如渴望像狮子一样强壮，像蝴蝶一样优雅，像鱼一样自由，像邻居那样成为富翁。有这些想法其实很正常，但如何思考得明白、透彻，才是问题的关键。 思考的过程是有一定技巧和方法的。奥斯卡举例说，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先提出各种假设，并从多种角度予以回答，然后从这些回答中找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再对这些问题进行质疑、反问，接着再回答这些衍生的质疑。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看似在原地打转，其实问题已经由大变小，被分解成更多细致的、方向更加明确的问题，即问题不再是原来的问题，读者的思考层次也变得深入，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多，体悟的东西也更多。 这种类似苏格拉底助产术的对话方式，在“儿童哲学智慧书”系列中很常见。例如，当孩子想知道“社会是什么”，奥斯卡会试着先问对方“你喜欢一个人生活吗”，孩子会回答“不喜欢”，并给出“因为我会感到烦闷、无聊”等回答。接着，奥斯卡继续提问，“对，可是别人的烦恼比你少吗？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体会一下无聊的感觉呢？一个人也可以很快乐，对吗？你害怕面对自己吗？……”如果孩子回答“喜欢，因为别人会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奥斯卡会启发对方思考，“对，可是有时候，你也会阻止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对吗？别人也可以帮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对吗？别人比你更了解什么适合你吗？……”这一层层的回应并深入解答，孩子会越来越意识到社会是有契约精神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好与坏的一面。 “哲学不是形而上的玄而又玄，而是能带来思考乐趣的，可以很好玩，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把哲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教给孩子。”奥斯卡告诉记者，哲学是一门人生的必修课，通过思考世界和人生中那些看似无用、无解的重大问题，孩子无形中会明白很多富有深意的道理，拥有一种开阔的眼光、自由的头脑和智慧的生活态度，这些品质必将助力孩子的整个人生。尽管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终极答案，但把这些问题包含的基本含义抓出来，也就抓住了世界和生活的本源。 “孩子天生是哲学家，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都说孩子跟哲学很贴近，天生就是哲学家，但为什么孩子长成人后不再是哲学家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及奥斯卡这个问题，他表示，这句话对也不对。对的一面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对什么都惊奇，想知道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云会不会掉下来？大部分成人对之是没办法解释的，因为他们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而这其实透露了孩子是哲学家的原因，即对事物感到好奇，有惊讶之心，而且这种惊讶不是刻意的。 这个命题不对的地方，是因为孩子不能把事物概念化。哲学家固然要有问题意识，但也需要概念化——没有普通认同的概念，就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这一点对哲学家而言很重要，否则就陷入了相对主义。奥斯卡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激进的相对主义。他举例，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瓶水，常人看到的是一瓶水，但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这瓶水可以是冲天的火箭，抑或遨游大海的鲸鱼。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考方式，在艺术层面可能很有趣，但在哲学层面行不通。同时，哲学有许多技巧，如辩论、分析、总结、联想、解释等，这些能力不是天生就会的，需要孩子不断去学习。 保持好奇心，不断去学习，孩子才有可能长大后依然想成为哲学家，但还要保持心态，注意摒弃一些反哲学的东西。我国学者周国平曾表示，哲学的最大敌人是功利心，即凡事都讲究利益，看问题往往从现实收益出发，从而失去了形而上思考的能力。在奥斯卡眼里，哲学最大的敌人，是一路往前冲的心态，没有了思考的弹性。他建议，学好哲学的前提，是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对熟视无睹的事情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并发自内心地去追问、思考，而这是教育力所能及的地方。 “让孩子长大后依然有哲学家的气质教师是关键。”奥斯卡坦陈，尽管每个国家都有课程标准，离不开标准化考试，但标准化考试的担子，最终是落在老师身上，是用僵化的方式还是灵巧的方式，是采取重复训练还是鼓励自主思考，特别是有没有教会孩子思考，是衡量教师优秀与否、水平高下的关键。教师影响学生，往往不是因为他讲授的课程，而是他们看待事物的态度。 奥斯卡举例说，“我的一位大学哲学老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随时能让我吃惊。记得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下着大雪。教授来到教室后，自言自语道，真不明白伟大的文明不是诞生在寒冷的地方，难道是这里的人思想都冻僵了吗？很多人对此无感，但我的老师从天气想到文明的诞生，给了我很大刺激，所以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幕。我也有另一位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的老师，那是我十二三岁时，课上学习压力的概念，就是研究一个物体的重量和面积之间的关系，但我并不想学这个公式，于是问老师，为什么是这些质量除以面积，而不是质量除以数量呢？我当时的想法不是很科学，只是一时的想法。但是，当我问老师这个问题时，他非常震惊，整个表情都变了，因为他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也根本没有想到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老师已经进入一种思维惯性，只会灌输式教学，这不利于培养爱思考的学生。奥斯卡经常告诫老师们，请你好好运用你的学生，这是一个真正的教育问题。在他眼中，围绕问题一层层深入的对话，可以有多种方式，而且你在教学生的同时，学生也在教你。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老师们要让自己爱上问问题。老师自己会不会思考是关键，会思考的老师就算教学生背电话簿，也会用好玩的办法。 “老师治学的方法与态度，是没有人能拿走的，但非常有意义。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是快乐、自由和思考。我把一生奉献给了思考，因为思考带给我自由和快乐。”奥斯卡说。 成功并不是由学校来定义的 此次奥斯卡来华期间，与众多中国孩子及其家长进行了交流。互动中，家长们问他最多的问题是如何缓解自己的教育焦虑。一位家长就如此发问:“我担心孩子上不了好学校，上不了好学校就没有一个好未来。但为了上好学校，孩子童年就很累，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没办法，只能这样下去。我到底该怎么办？” “孩子上补习班，是一种正常现象，这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发生。”奥斯卡认为，有一点需要明确，很多父母以为孩子小时候不快乐，努力拼命学习，是为了长大后变得快乐。“问题是，这些一生都在竞争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三四十岁、也许五六十岁，来到我的咨询室向我求助。从中我发现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他们都很憎恨自己的一生。我遇到过一位女性求助者，她在法国巴黎工作，一直在名校学习，一直是第一名，现在是一名公司高管。但她来到我的工作室后，问我‘我该怎么办，我恨我自己，我有钱，但我不爱自己的生活，我很难与人沟通，这让我变得很孤独’。父母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让孩子整个童年一直在补习班里进行知识学习，可能起到反作用，即培养一个内心失败、不能接纳自己的人。” “让孩子一直跟别人竞争，是给孩子埋下一个不幸的人生。”奥斯卡说，不让孩子去竞争这一点很难做到，因为父母遏制不住自己的教育焦虑，不由自主地会把自己的焦虑映射到孩子身上。比如，他们自己没有获得成功，希望孩子能获得。而且，他们深信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我总是问家长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生一个孩子呢？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你自己？很多父母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把孩子就当作自己的一个物品，是用来满足自己的焦虑的，然后还假装是为孩子好，这很奇怪。” 奥斯卡告诫父母们，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都不是所谓的好学生，很早就辍学。有的孩子适合做学术，有的孩子不适合。人经常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认为成功首先就是要做一个好学生，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对于如何教育孩子，奥斯卡认为，思考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孩子都喜欢问问题，如何引导其问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而问问题实际上有技巧，即抓住两个重要环节，一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例如，在博物馆里，父母可以让孩子选择一幅画，问孩子从这幅画里面看到了什么，代表着什么，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父母和孩子一起讨论和猜测，像猜谜游戏一样，会引导孩子深入思考，进而享受美好的思考时光。 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奥斯卡认为，父母只需做两件事，一是留意倾听孩子们的问题，二是平等地和他们讨论。父母们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急着给出自己的答案，只要鼓励、启发孩子去想就好，不要接受孩子说我不知道。相对于学习成绩方面的成功，孩子的问题意识更重要。如果父母用单一的评价系统套在孩子身上，其实是把其内在的精神扼杀了。 父母也可以多和孩子玩猜谜的游戏，像书中所写，引导孩子就一个哲学问题慢慢深入思考。奥斯卡说:“我小时候不愿意骑自行车，因为没有辅助轮，总是很紧张，再也不想骑车了。但持续练习三天后，我和小伙伴们骑着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孩子学习思考也是这个道理，可能一开始有抵触，尤其是没思考习惯时，但相信我，孩子慢慢会享受思考的乐趣，会问出更多有趣的问题。” （《未来教育家》2017年第7期 张贵勇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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