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文史

　　这条从广州可到波斯湾的航线，全长共达1万多公里，是16世纪以前亚非各国海舶航行上最长的航线，是连接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大大延伸了汉代由徐闻出海的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广州对外贸易处于鼎盛时期的标志。

　　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增加税收，唐政府在广州专门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机构，据《册府元龟》所说：“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市舶使右威街中郎将周庆立，……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唐代其他文籍中，也记载有委任“市舶使”或称“广州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等使官。

　　唐代的广州不仅是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是世界最著名的港口之一，对外贸易极为频繁。中国著名僧人鉴真和尚在第五次东渡日本时曾经过广州，看到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大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狮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阿拉伯人也说，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中国商货和阿拉伯商货所荟萃的地方”（《苏莱曼东游记》）。南海各国的商船每年都来广州，大的商舶“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物”，每逢南海商舶，“至则本道辐凑，都邑为之喧”（李肇：《国史补》卷下）。据张星统计，当时广州每日平均能来11艘外舶，1年应到港的有4000余艘，假如每船乘200人，则平均每日在广州登陆者达2300余人，一年则有80余万人（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随着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波斯、阿拉伯等国许多商人在广州侨居。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一书中写道：“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设蕃长一人，管理蕃坊公事，专门招邀蕃商事宜。”当时在广州居住的除波斯、阿拉伯人外，还有天竺人、狮子国人、真腊人、诃陵人、昆仑人、犹太人等等。

　　唐朝中期后，由于亚细亚被土耳其等民族所占领，唐朝势力退出这个地区，因此西域“丝绸之路”难以利用，特别是陆路运输已不能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陶瓷等较重而又较易破损的商品，陆路运送是难于承担的，这样又促进了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向亚、非、欧各国输送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到了宋朝，宋兵攻下了南汉割据政权所盘踞的广州，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北宋。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广州对外贸易，把关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宋太租于公元971年在广州重新设立市舶判官，由知州潘美；尹崇琦兼任市舶司，通判谢砒兼任市舶判官，管理广州对外通商和保护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特别是当时浙江和福建还在吴越和闽王两个割据政权统治下，广州实际成为宋朝唯一的海外贸易港口，因而格外受到朝廷的重视。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宋太宗便“遣内侍八人，斋勒书全帛（指丝织品——引者）分四网，各往南海诸国，勾招进奉，博蕃香药、犀牙、珍珠、龙脑。每网斋空名诏书三通，于所至处赐之”（《宋会要辑稿》）。这就说明宋朝统治者，唯恐外商不来或来而不多，就主动派遣官员，携带大量丝绸，去换取各国的名贵特产，同时四出招邀海外各地商人来广州贸易。这是宋朝丝绸大量外传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