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广州海上交通丛考

自古以来，广州即为岭南重镇，发展到如今更是祖国的南大门、沟通国内外。地处珠江水系的核心区域与珠江的入海口，平坦的地势与宜人的气候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优厚的自然环境；人口数量的优势，族群的广泛分布与极强的包容性，构筑了广州这座城市软实力的坚实基础。自然与人文的结合，是广州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一线城市的重要依傍。

图为现今的广州港区域，由南沙港、黄埔港、番禺港、花都港、新塘港等港区组成 ，是华南最大的综合性枢纽港 。

其一：古代广州海上交通的变迁

古代岭南海外交通的发展时间较早，这离不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古代岭南，有着广州、潮州、海口浦等港口，为日益发达的海外贸易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其中，广州作为岭南重镇，地处河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的北端，东、北、西三江在这里汇流，形成密集的河运交通网。因此，广州的水陆交通都比较顺畅，北可到达长安、洛阳，向西可至岭西、川、黔等地，东行可通江浙，远及日本，向南更是远达东南亚、西亚、北非沿海一带。据此，广州的南北交通和海外交通要道便成为了影响古代岭南经贸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淮南子》记载，秦始皇经略南越，番禺已是犀角、象齿等物的集散中心。到了汉代，番禺也是这些特产的集散地。其时，番禺一方面拥有优良的港口，贸易空间大；另一方面，当地人民掌握了中国南北造船技术，并积累了由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早期的三次外来移民经验、造船技术、以及航海经验。

图为广州市恒福路挖出沉睡地下2000年的汉代将军墓。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原因，古代中国出现了北人南迁的现象，南方经济迅速繁荣发展，广州经济由此日益繁盛。公元226年，江东孙权在交州东部划定一地，名为广州，设置番禺进行治理。至此，广州正式确立。一直以来，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陆上通商耗时甚久，导致南方海运和河运高速发展，并成为了主要交通方式。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筑。沐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韧积王府。” 这个记载说明了当时的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每有珍奇异宝，都会首先运往此地。如此，造就了广州这一岭南重镇的殷实经济。另外，三国时期的中国并非大一统，岭南作为东吴疆域的一部分，不仅是后方的补给基地，也是海外贸易的前沿阵线。据查阅相关记载，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属于开拓性的壮举。彼时，通过一系列的贸易来往、军事远航，打通海上交通要道成为了现实。另外，在航海技术方面，古人已掌握了风帆使风技术，且帆舵结合的信风航海技术开始走向成熟。加之船舶较大并利用季风，商船并非必须沿着大陆的河岸航行，航行的速度与汉代比较，快了数倍有余，所以航程便可估计日数。基于此，当时广州和南海之间的交通和贸易甚为频繁，并开辟了广州至波斯湾远洋航线。

图为位于广州越秀区的光孝寺。三国时期，吴国的虞翻犯言直谏惹恼孙权被降职谪居于此，虞翻死后，其家人捐赠住宅作为寺庙，这是光孝寺的最初的起源。后来历朝历代名字都有更替，直至南宋时期改名为光孝寺。

至唐朝开元四年(公元716年），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张九龄奉令开凿大庚岭路。这条通路大大方便了往来交通，使各国商人“有宿有息、如京如低”，进一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唐朝政府特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在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唐代广州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而东南沿岸的杭州、泉州、明州、扬州等城市，虽然其港口业开始发展，但时间相对较晚，对外通商的效果也远不如广州繁盛。因此，从繁华程度来看，广州还是排在第一位。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在此大形势下：一方面，因为造船技术的日益发展，出现了能够进行远距离海上航行的大型船只，同时指南针也成为航海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工具，种种因素导致海上交通条件日渐便利，许多国家纷纷开始进行海上贸易。据查阅相关记载，当时与北宋在经济政治上有过往来的国家数量超过了50个。其时，广州是北宋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述50余个国家基本都与广州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往来。另一方面，宋太祖赵匡胤在公元971年专门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主要负责海外贸易事业，以及管理和保护当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繁荣的贸易和有序的管理，使得外国商人久居广州、而外商子弟学习汉学的也相当多。宋代，外商侨居广州的数量和规模比唐代更盛，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脆服殊音，多流离消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于孙。” 广州作为海内外人口流动的窗口，不仅能够积累丰富的航海经验，也能帮助开辟新的、更安全的航线，海外贸易与海上交通相得益彰。

图为唐代广州城模型。

元朝对于海外贸易同样非常重视。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6年)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仅有泉州、庆元、广州三处设立了市舶司，其中以泉州的发展为最为繁盛，其次就是广州。据《南海志》记载：“广州为番舶漆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掸。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颗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此时，通过广州实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40多个，占元代全国外贸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4%。元代从欧洲来华的旅行家鄂多立克，在他所著的《东游录》中写到：广州为辛迦兰大城，是一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于此，元代广州的城市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开始在贸易的带动下，开展了更完备的城市建设。

至明朝，广东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明初实施“海禁”政策，但不久又恢复了部分的港口进行朝贡贸易。同时，由于对海外贸易加强管理，使广东市舶司在明代市舶司体系里成为贸易额最高、贸易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司局，这也为明代朝贡流通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明代国力强盛，朝贡文化日益繁盛，导致朝贡贸易额超过了出海贸易和本地贸易，一跃成为广东省经济收人的主要支柱之一。广州拥有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明嘉靖年间实施“海禁”，仅留下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上述种种条件，为广州发展海外贸易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至明代中后期，除官方海外贸易之外，私有的海上贸易也开始发展。比如，明万历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已经成为明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市场极为繁荣。

清朝初年，清政府便开始推行“海禁”，直至1684年才得以取消。1685年，清政府在四处沿海城市设立了海关总署，分别为宁波、漳州、广州与云台山。这些海关主要实行的是关税征收和海外贸易工作。海关系统运行了70余年后，清乾隆皇帝于公元1757年将其余处港口关闭，只余广州作为仅剩的海外贸易港口。之后80多年，广州的对外贸易活动非常频繁，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图为粤海关旧址，位于广州市荔湾区沿江西路，建成于1916年，是中国首批海关口岸之一，原正中拱券门上“粤海关”三字。

其二：古代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是古代连接世界的交通要道，比如印度、欧洲、中东、北非等，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世界进人中国的南大门，是经济、文化相互交融之平台。

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外国交通贸易及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此路中心是南海，起点之一为广州，又被称为是南海的丝绸之路。它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繁盛于唐宋，但在明清阶段却又有所转变，可以说是已知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不过，此条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之前，只是作为陆上丝绸道路的补充形式。至隋唐时期，西域连年战争，陆地上的丝绸之路被阻断，这就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唐宋之后，随着古代中国造船、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通往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非洲大陆的航路等均有开通、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也终于取代陆地上的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交通要道。彼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输的有瓷器、茶叶等，运回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至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达到顶峰。但在这之后，明清两代因为有“海禁”政策，古代中国的航海业逐渐衰败，而这一条道路也就慢慢消亡。

图为广州十三行旧景，十三行是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之总称。

广州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伴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变更，它对外贸易的地位却持久而不减。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广州几乎都是海上贸易发展之重点城市，甚至在清朝时，政府也特别许可广州的一口通商，这也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的口岸，这也让广州成为了当时城市发展的巅峰。据查阅相关记载，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10强中名列第四。另外，广州的海上交通要道主要有六条，即：广州至占城(今越南中部地区）、广州至真腊（今柬埔寨）、广州至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广州至爪哇、广州至印度半岛、广州至波斯湾等。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广州成为了发展南方经济最前沿的一个城市，不仅为广州人民带来了富饶的生活，也让广州成为了一个包容性极大的城市，同时还是外来人口总数在全国排名前列的城市。广州特定的地理位置，让其海上交通发展有了先决条件。因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通过广州，与世界各地都有了联系，不单在经济上，在文化、政治、医学、哲学等方面更是相互影响、发展，这样的态势还会一直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图为广州黄埔古港遗址。

繁华并非一朝一夕可达到，这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承前启后。漫长的海上交通发展历程与优越的环境因素，造就了唯一的广州。溯源古代广州的海上交通及其互动作用当中，可供现今借鉴的经验尚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