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泉州，不得不提起的就是“海丝”，就像后世遗时代我们的宣传口号一样“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和泉州这个城市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很多泉州人都喜欢说，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个说法既对，也不对。说对，是因为确实有认定过；说不对，是因为泉州并不是中国唯一一个海丝起点，中国还有28个成员的海丝城市申遗联盟，正在准备着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去认定，丝毫不影响他们也是海丝起点城市的客观事实。我曾经于2015-17年期间，骑行过从意大利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途经沿线数十个海丝城市，每个海丝城市都在这个伟大的贸易网络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宋元鼎盛时期，代表着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最开放、最繁荣的一段历史。
骑行海上丝绸之路
《泉州府志》对于泉州自然条件的描述是：“泉地斥卤而硗确，资食于海外，资衣于吴越，资器用于交广，物力所出，盖甚微矣。充方物者唯有荔枝，备珍馐者莫如海错。”但是，泉州“其地濒海，远连二广，川逼溟渤”，交通便达而被称为“闽粤领袖”。因此，泉州自古便向海要地、与海争田，特别是从海外贸易寻找出路，“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贾贩四方乃至漂洋过海拓殖创业，很早就探索出一种倚重海洋、以工商为主、农业为辅的外向型综合生计模式。
说起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一直都存在两个方向，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都始于西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自诞生之时，就以政治中心和消费中心长安为背景，以关中地区为经济腹地。我曾与2021年骑行过陆上丝绸之路中国段，虽然沿途充满了戈壁荒漠，需要面临大风、野兽、强盗、无人区等诸多危险，但是相对而言，陆上交通的风险还是比较可控的。海上贸易却是诞生于辟处一隅的徐闻、合浦，背靠处于蛮荒之中的岭南地区，出海贸易的商人必须千里迢迢从中原携带货物，海外贩运回来的货物也只能千里迢迢运回内陆销售。由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所限，只能以小舟循岸而行，不断换乘船只，聘请不同的向导，而且还有面临风浪触礁的危险，一旦遇难便是灭顶之灾。
丝绸之路路线图
在这个时期，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比较起来是没有性价比的，一直都不是对外贸易的重心。泉州先民闽越人善于造船和水上交通，加上魏晋南北朝期间的衣冠南渡，汉人南迁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在这段时间里，泉州远离北方政权争端，偏安一隅，为唐五代时期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凭借陆上丝绸之路持续100多年繁荣的大唐帝国元气大伤，经济重心转向南方，以东南海港为依托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渐兴盛。唐朝政府重视海上对外贸易，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在国际上，此时正值横跨亚欧非三大州的阿拉伯帝国崛起，他们也大力发展对中国的贸易。泉州在有利的大环境下，抓住机遇，一跃成为中国的四大贸易港口之一。
到了宋代，由于国家疆域缩小，陆上丝绸之路受阻，经济重心南移，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至东南地区。以商品供给和航海技术条件的改善为基础，贸易规模显著扩大，进口商品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商品消费对象不限于权贵阶层，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四川地区及汴京成为进口商品的主要消费市场，对外贸易完全转移到海上，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不断衰减。
南宋版图
首先看看交通工具的比较，如果看载重量，以泉州港发掘的宋代古沉船作为参考物，的话，一艘普通的福船的载重量大约在400吨左右，一峰骆驼的载重量大约为150公斤，两者相差26000多倍，相当于是航空母舰和小舢板的差距。不同于以丝绸为代表的体积小重量轻的陆上丝绸之路商品，得益于海量的货舱，海上丝绸之路的代表性商品是体积大重量重的陶瓷。 再看看速度，据资料记载，福船日行大概100海里，即185公里，而一峰双峰驼一天大概可以行走50公里，帆船是骆驼速度的将近4倍，极大地缩短了贸易周期，促使海丝沿线国家的往来更加频繁密切。  泉州宋代沉船
除了海上贸易在物流性价比上的优势之外，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也给泉州的兴起创造了机遇。北宋时，泉州前往汴京的交通条件远不如杭州、明州，使其发展受到一定限制，统治者未给予充分重视。南宋时首都南移杭州，泉州海道赴杭州只需三个月，只有广州往杭州路程的一半。在古代，政治中心也是消费中心，泉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促进了贸易的异军突起。泉州于1087年设置市舶司奠定了经济特区的地位，于1129年设置南外宗正司给予了皇权副中心的地位。泉州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通过本地区的商业化，逐步发展成为亚洲海域远洋贸易的一个商品集散中心：海外输入的外国商品，大部分转运到了长江下游或华北地区乃至朝鲜半岛、日本、辽国及女真；由泉州输出的商品，则远销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广大地区。在南宋后期，泉州一跃成为最大的港口，当时的市舶司课税收入已经达到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
市舶司遗址 到了元朝，陆上丝绸之路虽有所复兴，但也不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规模相提并论，海上贸易的重心地位日益巩固。跟中国古代传统的士农工商地位等级不同，元朝统治者大力鼓励贸易，商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海上贸易的政策上，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政策，在至元十四年（1277）蒙宋战争还未结束时，元朝政府就在泉州港设置市舶司，恢复海外贸易。泉州在宋元交替之际，由于蒲寿庚献城而免遭战火影响，而南宋的其他三大贸易港口皆受到很大的破坏，海外贸易甚至中断，这使得泉州港一跃成为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泉州的海外贸易在元代达到鼎盛，以“刺桐城”扬名海外，吸引来世界各国商人、学者、传教士到此经商、旅游和居住。据汪大渊记载，泉州与亚非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通商关系。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赞当时的泉州港：“渡大洋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数矣。此乃天然之良港……所谓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元代诗人用“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来形容泉州外商云集，国际贸易繁盛的场景。
 刺桐繁盛图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泉州发生了以赛甫丁和阿迷里丁为首的“亦思巴奚”兵变。这一切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元将陈友定入闽才最终平息，平叛后“凡西域人尽歼灭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乱延续了十年，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摧残，外商带着他们的资金、贸易关系和贸易资源移居到了其他地方，繁荣了近是百年的泉州港从巅峰跌落下来，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泉州地少人多，以海为田，海外贸易一直都是泉州人的生命线。但是明初，为了孤立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严禁沿海居民的海外往来，洪武十七年（1384）和二十三年（1390），又禁止民间使用“蕃香蕃货”，进而“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审之重法”。这就是后来常说的“片板不许下海，粒米不许越疆”的海禁政策，摧毁了泉州的海外贸易。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宋元时期纷至沓来的外商有的撤回，有的融入当地社会，泉州作为官方贸易港的繁盛时代彻底终结。由于严格的海禁，迫使泉州人铤而走险，以走私的形式继续出海经商。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贸易势力东来，全球性贸易网络正逐步形成，欧洲航海贸易势力迫切需要与中国通商，以便把中国丝绸、瓷器转售欧洲、美洲；同时，又借助中国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来保证殖民地的日常生活。泉州商人无法在福建沿海港口与其他国家取得合法贸易的权利，纷纷以走私的形式冒禁出洋转贩菲律宾、日本等地，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开展迂回贸易或三角贸易。
在激烈的海上贸易竞争中，为了防范西方贸易势力的劫掠，也为了对付明朝官兵的追捕，泉州海商形成了具有武装性质的亦商亦盗的武装走私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郑芝龙受明政府招抚为官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官商结合的海商集团，其商业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前代所望尘莫及的，足迹遍及东西二洋，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南至南洋群岛，西至印度半岛，成为称霸一方的枭雄，往来于东西洋的商船都需要向他缴纳保护费。
打败荷兰舰队 到了清朝，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收复台湾后，清政府为了断绝沿海居民与郑氏的联系，连下三道迁界令，将东南沿海的村庄居民全部内迁50里，房屋、土地全部焚毁或废弃，不准沿海居民出海。在清政府严厉的迁界政策下，泉州沿海地区的农业与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泉州的海外贸易活动几乎停滞。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于清朝版图，泉州沿海居民迁移台湾，使得台湾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随后，清政府开放大陆与台湾形成无口对渡后，两岸贸易往来频繁，建立起覆盖两岸的商业网络，成为清代福建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商帮。
除此之外，在广东十三行的泉籍商人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商业力量。其中，同文行行商潘启成为其中的首领，怡和行行商伍秉鉴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点击链接浏览）。
 伍秉鉴
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是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兴盛衰落的根本原因。泉州从1087年设置市舶司开始迅速发展到与广州并驾齐驱；在元朝，泉州得到了“三十取一”的优惠低关税政策，进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港口，达到鼎盛；明朝的海禁，加上1472年把泉州市舶司迁到福州，1567年“隆庆开海”的地点定到漳州月港，泉州只好走上了武装走私贸易之路；清朝的海禁，再加上迁界，在1684年将海关地址设到厦门，是泉州从一个全国性大港逐渐变为一个地方性小港。
然而，在不断变化的政策下，唯一不变的就是泉州人“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生意经。既然在泉州的营商环境不好，那么就换个地方做生意！从明朝郑氏海商集团成为东西洋海上霸主；从清朝跑到广州做到世界首富的泉籍商人伍秉鉴；到近代华人下南洋，成为东南亚各国首富的泉籍华人；再到改革开放后，在世界各地经商的泉州人。如今，海内外泉商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连接海内外的桥梁和纽带。
海丝路上的泉籍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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