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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清时期泉州港的衰落 明朝建立初期，曾一度沿袭元朝的开放政策，继续鼓励和扩大对外贸易，先后在太仓、黄渡(江苏嘉定)、泉州、明州、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洪武元年(1368年)即遣使高丽、安南，以后又相继派人到占城、爪哇、日本、西洋琐里(今印度东南)、暹罗、三佛齐、渤泥、真腊、琉球等国，宋元以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仍在继续进行。但是开放的局面并没多久，洪武三年(1370年)明朝政府撤销了太仓、黄渡两市舶司，七年(1374年)又撤销了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并于洪武四年(1371年)至二十七年(1394年)连续四次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禁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藩”，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实施海禁政策之后，明朝的对外贸易受到严格的控制，尚与中国保持贸易关系的国家以朝贡的方式与明朝政府进行官方贸易。其间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来华的日期、人数和船数，并且必需持有明朝政府颁发的“勘合和“金叶文表”才能入境。明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反映了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内部，商品经济始终处于从属于自然经济的地位，具体表现为对内奉行“重农抑商”，对外闭关自守。明朝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在政权体制逐渐巩固健全之后，立即放弃宋元时期实行的重商主义开放政策，回到封建主义的传统老路上。再加上当时沿海地区还存在着对稳定局面造成威胁的势力，一是张士诚、方国珍等敌对势力的余党，一是倭寇以及正向东方扩张的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骚扰，因此海禁措施显得十分严厉。比如规定“敢有私下诸蕃互市者，必置重法”，告发者有赏，不准私人贩卖和使用外国货等。隆庆年间(1567～1572年)，虽一度开放东西洋海禁，但对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课以种种苛捐杂税，并重申硝、铜、铁等货物不准外销，严重削弱了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与西欧商人竞争的能力。明朝实行海禁，造成一批依赖海外贸易的港口城市迅速萧条，一部分以海外市场为依托的手工业生产相继破产，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泉州港 在这期间，泉州港所受到的冲击最大。首先是元朝末年的至正十七(1357年)义兵万户塞甫丁和阿迷里丁在泉州叛乱，二十二年(1362年)在泉州总诸蕃互市的那兀纳再次叛乱，直至二十六年(1366年)方被镇压，这场战乱波及面很广，受破坏的程度很严重，尤其是战乱中出现排外风潮，许多外国客商纷纷逃离而去，或避走乡村，使泉州港兴盛数百年的海外贸易几乎中断。继而是明朝政府实行海禁，规定泉州港只通琉球。成化八年(1472年)，已经改隶福建布政司的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港从此跌为一般性的港口。清朝建立后，继续推行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切断沿海百姓与郑成功集团的联系，政府下令“迁界”，凡距海三十里以内的村庄、田宅、船只一律毁弃，“片板不许下水，粒半不许越疆”制造了一条沿海无人地带，严重推残了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西方殖民主义者也曾严重骚扰过泉州，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葡萄牙人到泉州被驱逐后，荷兰人也企图入侵。这些殖民者经常在海上拦劫商船，也曾象倭寇一样上岸抢劫财物，焚毁村庄，给泉州沿海一带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泉州港也迅速走向衰落。 从全国范围来看，海外贸易的萎缩是普遍的趋势，包括泉州港的衰落。但是就在这种普遍的趋势下，泉州的海外贸易却出现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就是以泉州港的重要支港安海港为基地的贩海贸私活动，也就是走私贸易。 安海港在围头湾内，有人认为晋、唐时泉州港开始起步，安海港曾一度是泉州港的主港。已故的庄为玑教授曾断言前文提到的拘那罗陀来泉州时的“梁安港”就是安海港。清代晋江人蔡永蒹所作《西山杂志》中关于安海港的史迹记载，如“唐开元八年(720年)，林銮舟至渤泥、台湾，引入蛮舟，恐被礁石，故造七星塔”“唐乾元间(758～759年)，参军署在安海権税”等等。宋元时期，泉州湾内的后渚港后来居上，而安海港依然见盛一时。宋初安海已经是相当繁荣的港口市镇，分有东西新旧两集市，“于宋全盛时，直街曲巷，无非贸易之店肆，约有千余座，盖四方射利者所必趋，随处成交，惟直街为最盛。”泉州设市舶司后，州官即到安海建津榷税，称“石井津”，建炎四年(1130年)又建石井镇，以朱熹之父朱松为首任监镇官。宋代在港区建镇，泉州仅安海一处，可见安海在泉州诸港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南宋诏兴年间，又相继在安海修建了一批石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誉为“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西桥和安平东桥。桥梁的建设，即反映了安海在南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同时又对安海港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元末出现的两次叛乱，对安海港的冲击不是很大，《安海志》说:“……时泉州为回回那兀纳所据，但出城南至海滨一带，又皆三峰陈酋所有”。可见由泉州城南至安海为地方武装势力控制，安海的监镇官因而废置。因战乱无法进入泉州湾港口的船只，转而来到安海。一向以海贸为生的安海商人，利用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摆脱束缚，开展私商自由贸易，从而为明朝禁海环境中出现的安平商人，积累了贩海贸私的经验。  安海港 明朝严厉的海禁，引起沿海以经营海外贸易发家的私商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强烈不满。“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又有犯者。”海禁虽是严厉，但禁之不绝，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安海港在这场激烈冲突中，逐渐发展成为闽南一带民间走私贸易的重要据点之一。贩海通蕃的走私商人之所以选择了安海港，原因有二。其一，安海港内外有多处深湾僻澳，可供私贸船只隐蔽，且靠外海，一有风吹草动，可急驶外洋躲避。胡宗宪在《筹海图篇》中说:“泉州安海，向虽通蕃，犹有避忌。迩来蕃舶联翩而至，地近装卸，货物皆有所依。”黄堪在《海患呈》中说，有日本船到安海“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门，遂成市肆。”其二，明代的安平商人，有丰富的贩海贸私的经验。他们不仅能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域之地，而且行遍郡国，贩运于江河湖泊之间。“富者挟财本，置绵葛、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等物，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地变卖，仍置其地所出之丝绵、锦绮、毡布、靴袜等物以归”。安平商人的这种经商形式，把国内贸易与对外贸易联系起来。 安海港的安平商人数量很多，李光缙在《景璧集》中说:“安平之俗好贾，自吕宋交易路通，浮大海争利，十家而九。”有个著名的私商名李寓西，“徙南澳与夷人市，能夷语，收息倍于他氏，为中贾。吕宋澳开……遂身之大海外而趋利，其后安平(人)效之，为上贾。”明朝末年，以安海人郑芝龙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安海港贩海贸私活动发展到极盛时期。 郑芝龙，年轻时随舅父经商，往来于日本、台湾、福建和东南亚一带，后来结识了一帮私商，遂渐成为海上贩私集团的首领。为了防止官兵和海盗的袭击，郑芝龙的船队都拥有武装，腐败的明朝政府对他也无可奈何，最后只好对郑实行招抚。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抚，任五虎游击将军。此后，他利用获取的权势和雄厚的财力，扩大海上贸易活动，史称“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可以说郑芝龙几乎垄断了明末的中外贸易，即使是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商人，都需郑芝龙应允，方可与中国贸易，因此又有“八闽以郑氏为长城”之说。 由于郑氏集团的崛起，安海港作为其后方基地而得以发展。郑芝龙时曾对安海城进行修整，并兴建一批仓库。为方便出入，郑芝龙还“开通海道，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竟达海”。崇祯十三年(1640年)，“将在广东、澳门之织工一百五十家族召回安海城外，使就所业”。当时，安海“城外市镇繁华，贸易丛集，不亚于省城。对于安平商人，郑芝龙都给予优惠和保护，“安平商人，或乞其符令，或借其庇护，乃得畅行海上而无阻”。遂使安海港成为“私商贸海之口岸”。有诗云:“桥店初投南北客，港湾未断往来舟”，正是明代安海港的写照。 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清兵陷福州，十一月，郑芝龙由洪承畴引荐，北上福州降清。随后，清军步骑突入安平，大肆烧杀抢掠，数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安海港毁于一旦，其兴旺的局面宣告结束。 安海港衰落后，泉州古港的历史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在泉州湾的出口处，蚶江港又以另一种形式发展起来。蚶江港的位置，在泉州港北部港区泉州湾和南部港区围头湾的交结处，据记载，宋代蚶江港已有一定规模，是蕃舶常来常往的地方，现在仍有前和后垵两座宋代古码头遗址。北宋元符间建造有长达20里的蚶江桥，南宋绍兴间又建玉澜桥，乾道间又建海岸长桥，这些规模宏大的路桥建筑，是蚶江港的配套设施，极大地方便了港口货物的吞吐和转运。由此可见蚶江港在两宋时期已经相当兴旺。明清时期的海禁和迁界，给蚶江港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泉州港的其他港区一样，蚶江港很快地衰落了。 泉州沿海一带，历来人多地少，粮食严重不足，自两宋以降即以此为忧。林凤《泉南风物》诗言:“泉南风物良不恶，只欠龙津稻子香”，谢履《泉南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就反映了这种现实。清朝初年的强行迁界，使很多人流离失所，后来迁界终止，民人返乡，满目苍荑，加上豪绅滑吏相互勾结盘剥百姓，使沿海一带民不聊生。当是之时，一海之隔的台湾正处开发初期，地广人稀，且膏壤沃野，气候条件极佳，农业耕作，较之大陆沿海，有数倍之收成。因此、台湾便成为福建沿海农民寻求向外发展的首选地，“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清朝初年，政府严禁百姓渡台，但虽禁而不止，有不少人用各种方法偷渡。平定台湾以后，禁令有所放松，海峡两岸的往来渐见频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指定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单口对渡，两岸的经贸，在严格控制下发展起来，其间有漳、泉商人，把台湾的米、糖等物资运销大陆，又把大陆的手工制品及特产运销台湾，这样，两岸通商对渡的条件逐渐成熟。终于在乾隆四年(1784年)指令蚶江港与台湾鹿港对渡贸易，蚶江港成为大陆与台湾通商通航的中心港口。  蚶江港 台湾鹿港在彰化县西，大陆往台湾均在这里登岸，也是台湾最早得到开发的港口集镇。乾隆年间(1736～1795年)已发展为帆樯鹿集的港口和米谷土产的集散地，是台湾岛上最为繁荣的商业港。由蚶江港东渡鹿港，航线最短。在确定蚶江港与鹿港对渡以后，为了加强管理，清政府以蚶江港为泉州总口，设在蚶江的海防通判厅改属州府，下设海关、营盘、税务、水汛、陆汛等口。从此，泉州所属各县的对台贸易，都需经蚶江港出入，蚶江港从此又兴旺起来，“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利之所在，群趋若鹜”。当时的府城和蚶江港，专营台湾生意的商号不下数家，据林再复《闽南人》记，在鹿港的郊商中，泉郊最多，达200余家，而且最大的郊商，是晋江林振嵩所创办的日茂行，为鹿港首富。所谓郊商，是指参加行会的行商。蚶江的郊商在乾隆中达近百号，比较著名的有“三泰”、“晋源”、“万吉”、“九源”等，商船千米至三千米的有三百余艘(每米为载重150～160斤)。 至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东南沿海猖狂走私鸦片，蚶江港和泉州港的其他支港，都成为烟毒走私的据点。《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厦门列为五口通商之地，泉州港的地位下降，沦为厦门港的附属港。光绪初，台北成为台湾首府，蚶江港与鹿港相继中落，至《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对渡也宣告结束，海防关署也随之关闭。 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是泉州港的衰落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安海港私商贸易一度十分活跃，把泉州港与世界各地的联系继续延续下去，后来的蚶江港又开辟通往台湾的航线，在泉州古港的最后时光里写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在这个古老的港口身上，可以了解到中国封建社会海港和对外贸易兴旺衰微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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