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惠明：伯希和与图木舒克佛寺遗址的发现

　　从1898年到1906年期间，俄国的克莱门兹、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和勒·科克都已经在新疆取得了丰硕成果，将整箱的手稿和绘画及雕塑品运回欧洲。法国插手新疆的考古探险时已是1906年。这一年，俄国人已经来过两次，英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也已经至少来过两次。法国人的迟到是因为他们的东方学家在忙于在印度支那地区柬埔寨古城吴哥遗址的发掘。法国在中国西域地区的这场掘宝竞争中，虽然动手晚了点儿，但是，他们发誓一定要在发掘古文物方面，与其他列强国家分一杯羹。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专家列维激励他的同事们说：假如法国错失良机，那将有辱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样以另一位东方学家兼法国科学院院士赛纳尔为首成立了“中亚远东历史、考古、语言、民族考察” 国际协会法国委员会分会，并由他出任会长，委员会得到了法国教育部长的赞助。根据赛纳尔的建议，在法国金石与美文学科学院的赞助下，决定派遣一支由三个人组成的西域探险考古远征队前往中国新疆考察。当时27岁的年轻汉学家保罗· 伯希和被指定为队长。伯希和从前是印度学家列维和著名汉学家沙畹的学生，当时任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的汉语教授。考察队另两个队员一个是军医路易·瓦扬，负责地质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方面的工作。另一个是专业摄影师夏尔·努埃特负责照片、图片等档案资料工作。

1906年伯希和及其考察队员在图木舒克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离开巴黎，探险队于8月末到达喀什，其间调查了三仙洞，10月到达图木舒克(在突厥语中的本意为“鸟喙”，指崎岖不平的地势)。考察队在图木舒克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发现了一所叫托库孜萨莱的佛寺，此寺名称的意思是：“九僧房”。这是库车绿洲西缘唯一的一处佛寺遗址。寺院遗址位于托库孜萨莱山的西麓，当初瑞典人斯文·赫定经过此地时所见到的是一片古代墓地建筑废墟。 因此他认为这个遗址不会早于伊斯兰时代。伯希和与他的同行在10月29日这一天来到这片距离大路数百米的由柽柳覆盖的小高地上，在几堵残垣断壁里面见到一些装饰着属于穆斯林古建筑中常见的小房间地基。伯希和在这里仔细地寻找着可以作为古代建筑的标志，当他用马鞭子的鞭梢扒拉地面的土块时，无意间扒出了一块具有希腊雕塑风格的佛像残块，接下来他又陆续地发现了一些残破的碎片，看上去像是一些衣褶，其中还有一只相当完整的手的形象的陶片，手指十分纤细。摄影师努埃特找到了一块带着手镯的陶塑手腕残片，于是，伯希和断定这是一处佛教文化遗址。翌日起，他便召集几名民工在距墓地数米远的地方挖开了一条壕沟，开始沿着辨别出的墙址进行深入地发掘，并在现场清理出的杂物中发现了一些佛教塑像的残片，这项工作一直持续至12月15日，共动用30多名民工。一处古代佛教寺院就这样被发掘出来了，那里确实存有寺院院墙的墙基，某些部分的墙基还残存着佛壁龛下部分，包括里面的塑像与壁画部分。在此佛寺遗址还发现了一组表现佛本生故事场面的浅浮塑，塑于一身大型佛涅槃塑像基座上。此寺被毁后，随着时间推移，气候等自然因素将这些瓦砾变成了平地。由于这些地区气候非常干燥，所以佛寺建筑上装饰性图案以及泥塑的佛教造像均被保存了下来。

菩萨头像  泥塑  公元 6—7 世纪  图木舒克托库孜萨莱寺院遗址  伯希和 1906 年西域考察队收集品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后来德国考察队的勒·柯克在判定这一佛寺遗址时，将其时间断为公元4世纪末或5世纪初。而伯希和则认为，尽管可以肯定图木舒克托库孜萨莱寺院是新疆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遗址中最古老的一座，但是，其断代应该把勒·柯克推断的时间再往后推迟1至2个世纪，其下限甚至可以推迟到公元8世纪，因为，他的考察队在这里找到了一枚有唐代开元年间纪年的铜币。

　　伯希和考察队在图木舒克发掘到的艺术品文物中有雕塑、壁画、陶器等，现均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这些收藏品主要是在托库孜萨莱寺院发现的，其中包括了泥塑像、浮塑及佛寺建筑上的装饰性浮塑。表现的图像内容有：佛陀、菩萨、天神、僧侣和世俗供养人等，其制作年代多属于公元6至7世纪中叶。这些塑像风格与犍陀罗地区希腊式佛教艺术一脉相承，即属于一种半希腊、半印度式佛教艺术风格。这种风格样式起源于印度河上游，并通过西域的胡人，沿着印度河、阿姆河穿越帕米尔高原流传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