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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佳骏:谁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

 琴台杨柳青 2017-11-22



初秋的傍晚,晚霞似农妇身上穿褪色的红薄衫,被风刮到了天边。几只鸟雀在田野上空滑翔,仿佛几个迷路的孩子,徘徊在漫长的回家路上。不远处的村落里,草房顶上冒出的炊烟,柔软而洁白。像一挂被风提拽着游走的丝线,在苍穹这块幽蓝的大幕布上,绣出各种漂亮的图案。那是天然的“民间工艺品”,带着泥土的气息和干柴的味道。

地里干活的人,都陆续回家去了。大地顿时变得空旷起来。只有我和奶奶,沿着杂草蔽膝的田间小路,慢慢地走着,观察着。我希望能赶在日落之前,陪她找到一块令其满意的“风水宝地”。作为她惟一的孙子,我有义务帮她完成这个心愿。

早在几年前,奶奶身子骨还硬朗的时候,她就开始在为自己的“归宿地”大费周章。她曾叫我父亲陪她去山坡上的向阳处选块地方,被父亲拒绝了。那时,父亲正年富力强,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去做。父亲认为奶奶身体健康,却成天担心身后的事,纯粹是无聊。可奶奶并不这么看,她说父亲根本不了解她,不了解她内心的想法和衰老的过程。她是大地上一棵孤独的树,一条干涸的河流,寒冷地带经年不化的雪,从金秋过度到隆冬的庄稼。我每次从城市回到乡下,奶奶都要向我倾诉她的苦恼和委屈。看到骨瘦如柴和饱经沧桑的她,我无法做到内心平静如水。我知道,这个老人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不能伤害她。遵照她的意愿,我陪她在那些熟悉的阡陌间穿行,一如散步在记忆的旷野。我回多少次家,我们的脚印就会在土路上出现多少次。遗憾的是,奶奶的寻找每次都是徒劳的。长久以来,她都没有找到一块让她放心的土地。

我每回陪奶奶寻找墓地,她都要跟我讲述那些正在消失的事物,满脸的忧伤和怜惜。讲到动情处,她常常眼含泪水。没有什么能比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面对千疮百孔的故乡时流下的泪珠,让我更生恻隐之心的事了。

近些年来,我目睹了故乡的沉沦。原本热热闹闹的一个村庄,如今到处是破败的房屋。荒草像入侵的敌军霸占了良田,少有人迹的石板路上铺满青苔。即使在白天,整个村子也是死一般沉寂。要不是几只黄狗偶尔在村中窜来窜去,你会怀疑这里是否还有人烟。

马英杰《守望》

除狗之外,最常见的,惟有留守老人们那衰弱的面孔。他们像一张张飘零的枯叶,在黄昏暗淡的光线笼罩下,怀想曾经绿意盎然的季节。

天气晴好的日子,他们会蹲在村头池塘边晒太阳。伛偻的身影倒映在水中,仿佛记忆或梦境里的人物。时间漂白了他们的年轮,光阴把深藏在他们心底的秘密盗走了,却把寂寞留给了他们。这些老人憨厚、质朴,像沉默的土地,承受着时令馈赠的风霜和雨雪。只是他们的身体都靠得那么近,想借助彼此微弱的力量来支撑点什么。即使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也感到寒冷。谈话或许是他们抵御寒冷的最好方式。他们谈春雷和冬雪,谈往事和未来,谈活着的人,也谈死去的人。末了,自然不忘谈在外打工的儿女——那一群群在城市里迁徙、流浪的候鸟。日月轮转,春秋更迭,他们有些年头没在一起团聚了。年轻的人在外忙着生,年老的人在家等着死。无数的父子和母子,就这样在各自的求生路上阴阳暌违,留下永久的遗憾和悔恨。

村里有个姓王的大爷,78岁了,老伴早逝,儿子长年在深圳打工,饮食起居全靠自己解决。每天天刚亮,他就扛把锄头上坡干活;直到夕阳西斜,才收工回家。回家后,热点冷饭吃了便躺在床上睡去。有好几次,我从他家路过,发现他吃的剩饭都已经馊了。遇到天下雨,他就一个人拄根木棍,戴个草帽,站在通往村外的那条山路上向远方眺望。没有人知道他在望什么。自从他的儿子离开家那天起,眺望就成了他的生活习惯。直到有一天,王大爷在山路上行走时旧病复发,从路旁的土坎滚下去,永别了人世。好心的乡人们干脆把他埋在了那条山路旁边。安葬他的那天,雨出奇的大。水流把他坟上新垒的泥土都冲垮了。帮忙培土的人怕雨水淋着老人,就把他平时戴过的那顶草帽放在了他的坟头,替他遮雨,也算是对这个以生命完成了守望的老人的尊重。

王大爷的死对我奶奶的打击是沉痛的。她说:“我要到了那一天,希望不会死得像王老头那么不体面。”

奶奶说得对,死亡也需要尊严。

我奶奶今年80岁,一个人住在山间破旧的瓦房里。历经岁月洗涤,屋檐早已坍塌。房顶挂满蛛网,墙壁上爬满霉斑。仿佛只要躺在床上的奶奶一声咳嗽,房子就会摇摇欲坠。自从我爷爷离世后,奶奶一直坚持独立生活。父母担心她的身体,曾强行让她搬来新建的房子一起过,她死活不愿意。父母拗不过她,也只好随其心愿。每个月,父母都将柴米油盐给她准备好。遇到吃肉,就铲一碗给她端去。2011年冬天,一场罕见的狂风将奶奶的房顶掀掉半边。父母再次请求她搬出老屋,一起生活。可奶奶态度强硬,依然要求留在老屋。父亲与她争吵之后,不得不请人买来石棉瓦,重新将奶奶的屋顶修缮。奶奶说:“我在这间屋里住了大半辈子,舍不得走。我老头是在这间屋子里走的,我也要把自己留在这间屋里。”

对奶奶而言,衰老本身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种伴随衰老而来的空虚和落寞。这间衰败的屋子,浓缩了她太多的人生记忆。她熟悉这间屋子里的气息,熟悉爷爷遗留在屋子里的歌哭和悲欢。这间屋子,是奶奶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生存凭证之一。离开这间房,她的灵魂将无所皈依。一个老人活到最后,必须抓住一点什么,才能使其晚年生活不至于那么恐惧和苍白。

奶奶是要做一个乡村最后的守望者。

也不止是奶奶,在乡下,坚守土地的人历来存在,只是守望的方式不同罢了。

我们村里的赵婆婆,老伴两年前去世了。她惟一的儿子,30多岁还没讨到老婆。眼看村中比自己岁数小的青年早已成家,他整天忧心如焚,责怪赵婆婆没能耐,不能给他一个相对宽裕的家庭。赵婆婆面对儿子的责骂,心如刀绞,眼泪都哭干了。她曾四处托媒人为儿子提亲,结果总是无功而返。儿子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去了福建打工。一年过后,赵婆婆的儿子传回消息,说自己已经在外安家,讨了一个福建本地妹子做妻子,妻子已经怀孕,怕是不能回来看她了,望赵婆婆自己多保重。赵婆婆闻讯,悲喜交加。

但不管怎么说,多年来压在赵婆婆心上的大石头到底落了地。那段时间,她的脸上露出少有的平静和淡然。一次,赵婆婆来找我奶奶聊天,紧紧拉着奶奶的手说:“老姐姐,这辈子,我总算可以闭眼了。”说完,浑浊的泪水从她沟壑纵横的脸颊上滑落。

2009年秋天刚完,初冬的天气已有一丝微寒。濛濛细雨落在暗绿的树叶上,发出轻微的声响。赵婆婆冒着细雨,在她的屋前房后转悠。目光始终盯着那几株高大、笔直的楠树。那几棵楠树,是她刚生儿子那会儿栽种的。几十年过去,自己老了,儿子大了,树也长高了。其中两棵树的浓荫里,各藏着一个鸟巢。那些鸟年年都来树上打情骂俏,传宗接代。它们认识赵婆婆,赵婆婆也认识它们。惟有树沉默不语,它们同时见证了人和动物的哀愁。

这些树,赵婆婆原本是要留给自己打制寿材的,可现在她的想法变了。在这个充满肃杀气息的冬季里,她将这几棵在风雨中日夜陪伴她的大树,以3500元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镇上一家木料加工厂。

卖掉树后的第二天,赵婆婆把钱一分不剩地汇给了远在福建的儿子。

冬天将尽,眼看下一个春天已经梳妆完毕,正要蹁跹地来到人间的时候,村里人在一棵楠树兜旁,发现了赵婆婆的尸体。赵婆婆平躺在地上,走得很安详。她特意给自己换了身干净的衣裳,衣服上落着几片被风刮来的楠树叶子。

守望是要付出代价的。

每天清晨,村人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挑着桶去村头惟一一个地势低洼的水坑里取水。我奶奶自然也在取水队伍之列。父母让奶奶别去取水,由他们给她取回来,可奶奶执意要去。她说:“我就是要看看村里的水到底是怎么没的。”奶奶挑不起两桶水,就找来一个装过酒的大塑料壶,用麻绳搓了两根背带,一壶壶把水背回来。

自2006年大旱以来,重庆下属的大部分区县至今缺水。我们所处的村庄,海拔高,住户多在半山腰上。故缺水尤为严重。曾经水量充沛的稻田,几年都没开过镰了。田里龟裂的缝隙,像一些流干血液的伤口,撕扯着大地的皮肉。昔日金灿灿的稻谷不见了,夏夜聒噪的蛙声销声匿迹。靠天吃饭的农民们,无不望天兴叹。叹息过后,只好扛着锄头,去旱地里种点麦子和高粱等耐旱的农作物,维持活命的口粮。

村中原本有一口池塘,因干旱太久,根本蓄不满水。所蓄的少量水源,长期浑浊不堪,水面浮满残渣,人是不能饮用的,只能满足牲畜使用。为尽量节约用水,村里人洗衣和洗澡,都用池塘里的脏水,致使村里大多数人都患有皮肤病。

能供人饮用的那个水坑,水量也极其有限。从地底浸出的山水本来就小,全村近20户人家,都指望这个水坑。去得早的人,尚可取到清亮的水。跑到最后的人,就只能挑到两桶带着泥浆的黄水。因此,天还未亮,各家各户的人就打着手电筒去水坑舀水。那情形,好似一群做贼的人,在盗取自然界的宝藏。

2010年夏,我曾专程回乡,就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写过一篇调查报告,将情况如实向当地政府部门反映。政府也曾派人前来实地调研过,但问题始终未得到妥善解决。后来,我又多次鼓动村干部向上边反映情况,仍无济于事。

我深深地为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感到难过!

雨季是乡村的另一种灾难

西南山区,多属丘陵地带,气候变化大。每年夏季,都会遭遇洪涝灾害。密集、汹涌的暴雨,像疯狂的子弹,铺天盖地射下来,冲击着干渴已久的地表。树木被风雨折断,甚至连根拔起。村中不断有土崖塌方,随处可见滑坡的山体和泥石流。那些巨石和泥层从山上垮下,捣毁农作物不说,怕的是砸毁房屋,造成人员伤亡。

奶奶住的那间老房子,背后即是一面山体。一到雨季,我们全家人的心都揪紧了。雨水常常在夜间下,让人来不及防范。噼噼啪啪的雨水,像无数头小野兽,直朝屋顶的瓦上撞击。奶奶本就残破的房子,仿佛开了天窗。冰凉的流水顺洞而下,不大一会,地面就湿透了,水能淹没脚踝。整座房子,犹如一艘浮在河面被风雨吹打得漏水的破船。屋外电闪雷鸣,好似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敌人,已经攻破城池,正向着主营摇旗呐喊而来。每当这时,父母就会冲进屋来,把奶奶救出“营垒”,背去他们的石头房子避难。尽管,父母住的石头房屋,并不比奶奶住的老房子牢固多少。

我的奶奶毕竟是幸运的,在危难之际,她有个儿子在身边可以依靠。村里更多的老人,他们举目无亲,孤身一人,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死活。近几年来,我们村里先后有五名老人在雨季丧生。其中,两名被洪水卷走;两名被山体滑坡埋葬;一名被躲在家里避灾的毒蛇咬伤而中毒身亡。

我的村人们,就这样在旱灾和水灾的双重煎熬中顽强地活着。大地也在这种水与火的炼狱中,被蹂躏得疲惫不堪。

故土,已先于我的奶奶衰老了。

寒来暑往,秋尽春归。奶奶依旧拖着她那老迈的身躯,游走在故乡的山水间,寻找能让她的灵魂获得安宁的地方。每寻找一次,她的惶恐和焦虑就会加重。有时候,她还会去王大爷和赵婆婆的坟头转转。向先她而去的人,说说内心的苦闷和彷徨。也顺便问问他们:不知到那边有没有故乡。如果有,会不会跟这边的一样。

奶奶是希望她在活着时失去了一个故乡,死后能够找回一个天堂。这是一个丧失了故土的不幸之人的心愿。

谁来为这些不幸的人安魂?

选自吴佳骏散文集《谁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

然而,那些

从故乡逃离的人

又去了哪里呢?

自序:文字碑或安魂曲

这是一本小册子。

它薄薄的,轻轻的,拿在手上,也没什么分量。但就是这本册子,我却写了整整五年。在这五年中,我除开写这些文字,当然也干些别的事。而且,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干别的事情上,这不能不说是人活着的悲哀。不过,也无甚奇怪,正如那些勤劳的农民,一年四季都扛着锄头在田间地头劳作,其结果却是将大部分光阴都耗在了锄草和翻地上。

如此说来,我能在五年里,耕耘出十余万字来,已经算不错的收获了。要是让我回乡种地的话,别说五年,哪怕给我十年时间,也未必能收获几斗米。

书中的文字,仍然关涉“故乡”。这个充满温情和伤感的词汇,对于像我这样出生于乡下的人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抹不开的。忘记它,就等于忘记了根;背叛它,就等于背叛了灵魂。因此,我所写作的一切都将注定与它有关。我笔下的那些人和事,都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离开故乡去谈写作,我极有可能陷入虚妄之境。

也许有人会说我狭窄,偏执,乃至脆弱,可这有什么关系呢?自我拿起笔开始写作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以“文学”来谋取什么,或获得什么地位和荣耀;不过是想把长久憋在心里的那点压抑和落寞写出来,就像一个内心苦闷的农民,故意把自己灌醉,在黄昏时分跑去山坡上面对苍穹大喊一声那样。及至到了后来,我才慢慢发现,我所记录和书写的,并非只是我个人的忧伤和彷徨,也是生存于故土上的所有人,所有动物,所有生灵的忧伤和彷徨。于是乎,故乡便常常使我寝食难安。

这种不安渗透进我的文字里,也就成为了一种伤痛和殇痛。

之所以如此,是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们正在成为无根的人。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处于悬空状态,如浮萍,如云朵。我每次返乡,只要看到那些荒芜的良田,颓败的房舍,孤独的老人和孩子,心里总是充满无限悲凉。也因而清醒地认识到——故乡,我们是再也回不去了。

然而,那些从故乡逃离的人,又去了哪里呢?

据我多年的生活观察,他们逃到了城市的劳动市场,建筑工地,家政服务所,洗脚城,餐馆等地方,靠从事一些低廉的工种活命。而且,还会经常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伤害。他们一直在城市的夹缝中求生存。我从他们的面部表情里,读出了充斥于时代里的愤怒、焦虑、虚无和忧伤。

我作为一个跟他们一样来自乡下的靠写文字混饭吃的人,自觉有责任把失根人群的生存隐痛写出来。否则,我的良心将会遭到谴责。尽管,我深知在这个利欲熏心的时代文字的软弱无力,但我依然要写——我要写下大地和天空的泪水,写下月光和夜露的低吟;写下故土消失的挽歌,写下流离颠沛之人的梦靥……

既然没有人替那些失去故土的人安魂,那么,我希望借助这些文字来为故土树立起一块墓碑,借助这些文字来为故土谱写一首安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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