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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两个人对范当世文学观念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其一是兴化刘熙载的学术影响和文学观。光绪四年（1878）正月，二十五岁的范当世与顾延卿前往兴化（今属扬州）拜谒刘熙载，以弟子礼贽见，上所为文数十篇。刘熙载是晚清著名的学者，治学“无汉宋门户之见”，思想上则“宗程朱”而又能“兼取陆王”，宋明理学是其学术的根基。刘熙载论文重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为史则口中单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要求文学作品能表现时代特色，代表各自的时代精神，主张师法古人，要学古而不要溺古，并以韩愈为例说明“学古能变”才有意义：“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唯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又说“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诗歌创作要融“我”于古，即“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在范当世拜访刘熙载的三年后，刘熙载去世。二人交往不多，时间也不久，但对年轻的范当世来说，首次拜见有全国影响的学者，刘熙载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刘熙载的教导之恩深念于心，在悼念诗中他写道：“城郭三年别，门墙一恸深。……黯然值诸子，相对泪沾巾。”“俎豆今来意，诸君兴慕愁。师忘胡可倍，道大固应歧……”他的诗学很明显有得力于刘熙载之处，例如，他评论饶智元诗道： 凡作诗，第一须有我在，若咏古等作，纵无预襟抱亦必处处有当时在，方不浪费笔墨。如此等十国杂事诗，既无我在，亦无当时在，不过选词结调，小雅之所为而已。初学研摩，藉可多识雅故，然切弗视为不朽之盛业也。 其崇“变”尚“古”，要求诗中有“我”有“时”等均可见刘熙载之影响。 其二是来自桐城派的影响。范当世的另外一位老师张裕钊是桐城巨子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张裕钊于道光三十年（1850）考取国子监学政，授内阁中书。张裕钊本不乐仕进，在京居官两年，看到国事日非，官场腐败，遂辞官返乡，从三十岁起，张裕钊开始了自己的讲学和治学生涯。他先后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江宁凤池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等。张氏通经史，精训诂，为桐城派中期的代表作家。张裕钊对自己文学才能极为自负，曾经说过：“自私计国朝为古文者，惟文正师吾不敢望，若以此文较之方、姚、梅诸公，未知其孰先孰后也”。他对自己的文章充满自信，认为除了曾国藩外，桐城的前辈姚鼐、梅曾亮等人也未必胜得过自己。张裕钊论文与宋人同调，尚“意”而崇“自然”。他说：“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词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其意与其词往往因之而益显，而法不外是矣……唯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动静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而其所尚之“意”则源自于儒家的经学精神，要以文为用世之具，“至其施利泽于天下也……其积也厚，其出也不穷”。为文提倡“雅健”，他说：“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兢，又或弱而不能振。”所以，只有雅与健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自然脱俗，若是为免俗而自我限制，画地为牢，则又会导致“弱而不能振”。张裕钊的诗论深受曾国藩影响，尊奉黄庭坚，讲求学问和用典，重用字句法。他说自己是“少日苦求语言工，九天九地极溟鸿”。晚年则转益多师，推崇陶渊明和陆游，“渊明五言贫更淡，放翁七绝老逾清。闲来试取一编读，何异鱼山听梵声。”诗歌由此一变而有闲适淡远之风。 张裕钊与范当世的师弟情谊深厚，范当世与张裕钊有许多相似之处：三十多岁绝意仕进，一生以讲学为主，能够中西学并重等。张裕钊的文学观在范当世手中有继承也有改进。范当世在《与蔡燕生论文第一书》道： 为文之道，第一求意雅不求字雅，则所见若某某君之病去矣。布帛菽粟，平实说来，不必矫揉造作，以求波峭，则所见某某君之病又去矣。 认为文章当求“意雅”而不是“字雅”，反对刻意追求波折生峭而矫揉造作，主张文章要随着时代而变化，“气机顺而变化兴焉”，同时要求文学作品有所谓的儒者气象：“定有一种渊穆气象，望而知为儒人之盛业，与杂家小说不同。” 二 纵观范当世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他生活的转折点，决定着他此后生活道路的选择，也是他的宋诗观发展变化的关键点。 一个是光绪十四年（1888），范当世三十五岁那年，因为九上乡试而不第，遂绝意仕途。据范当世所述，他无意于科举的时代似乎更早。在《与张幼樵论不应举书》中他说：“当世自二十岁不与于学政之试，则不复致力于时文。遇有故而后作，亦历年而颇殊，或颇以自验其盈虚，而并未尝留心于得失。遇试则试，更无牢骚。”又说“一国有一国之所私，一家有一家之所私，苟有所守出而争之，从古圣贤不以为怪也。当世自从读书识时务，不可奈何而谋所以，但娱其身者若此，故此外皆不复措意。”范当世说自己二十岁时就不再致力于科举之文，所以“遇试则试”，试而不中也“无牢骚”。范当世的诗文集乃其生前手定，现存最早的诗作始于光绪四年（1878），也就是拜访刘熙载的那一年。从光绪四年（1878）到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决意退出科举的这段时间中，他所存诗不过百首左右。而他的绝大多数诗歌是绝意仕途之后所作。这时他的诗歌风格，已颇具宋诗风味。虽然尚无强调学问化的倾向，但表现出的议论风生，直指时弊已见端倪。如《余东道中》的：“盐官俸美高衙在，刺史城遥百姓忘。父老不忧民气悍，于今世乱失湘乡。”虽然今存诗中尚不见僻字僻典，多清雅之气，但其诗中提到“难字相争聊复尔，奇文虽赏不为雄。正当搜索临歧语，那有前宵梦更同”，可见以诗争奇斗险之风是存在的。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二月到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十月在李鸿章幕府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阶段，也是导致此后诗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前，他对诗歌的功能颇看重，多次强调了诗文具有经世之大用。“穷如至死惟填壑，天不怜人莫暴尪。毕竟诗书能饱腹，少年须作万夫强。”诗中畅论国事且充满有志难达的怅惘之情，如《不堪》：“水师伐鼓声犹壮，舟子弹弦韵转悽。我已无端横涕泪，不堪芦雁再三啼。”同时还对不满以诗论时务的诗友提出了不同意见：“燕生香海同游甘棠湖之烟水亭，论诗颇洽而语及时事，乃必不能谐。香海不复愿闻，辄拉观其壁间旧题而索和焉。余即依韵笑作二首，一讥香海不识时务，一并以吾州之水西亭傲此湖也。”所以，陈三立撰《范伯子文集跋》还对他这种“好言经世”的习气略加戏谑：“君虽若文士，好言经世，究中外之务。其后更甲午、戊戌、庚子之变，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践之”。自历甲午之变，离开李鸿章幕府后，范当世遂投身到教育，对诗文的功用重新有了认识，尽管其中不乏愤激之言，如“贫贱几何身已老，文章无用臭相关”，但他不再将诗文看做经世干时的有用之具，“空能言语似苏黄，真到古人亦安用”。他回顾历史，认为即便“言语似苏黄”，也是一样的无补于世。 三 论及自己的诗学经历时，范当世道：“初闻《艺概》于兴化刘融斋先生，既受诗古文法于武昌张廉卿先生，而北游冀州则桐城吴挚父先生实为之主。从讨论既久，颇因窥见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非夫世之所能尽为也。”汪辟疆在《近代诗人小传稿》称范当世诗渊源亦沿其自述：“独力于李、杜、韩、孟、苏、黄为多，故能震荡开合，变化无方。”可见范当世的诗学思想深受桐城派影响，较早地认识到“李、杜、韩、苏、黄之所以为诗”，不以唐宋划疆辟界。范当世的宋诗观与同光体派其他人有着共同之外，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 （一）“布衣诗人”的文学观 范当世是同光体派大家中唯一以布衣终其一生，而以诗文名世之人。陈诗曾评论范当世说：“文学桐城，诗肖宋人，以布衣名满天下。”指出范当世诗文的渊源之外，特别说明了其“以布衣名满天下”。同光体派领袖人物多为官宦，范当世以诸生而终老的身份，其诗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文人气质，与同光体派的其他成员有所区别。他对韩愈、欧阳修贬低文人的态度感到悲哀：“韩欧一世勤文字，却把文人一扫空。此语荒唐人不解，可怜千圣泣途穷。”在《课乡弟子约》中道： 当世盖窃闻之矣，学所以学为文，《语》《孟》、六经莫非文也。 并因此而确定了由文以达经的治学途径： 文之盛者不可以猝焉，由其近者通之，变而为《庄》《骚》，博而为《史》《汉》，泛滥淫溢而为《选》，狷洁自喜而为八家，八家往而经义兴焉。 早在光绪七年（1881），在为刘熙载所写祭文中他就曾道：“先生之学，独为乎程朱之难而深求乎孔孟之际，当世自度终身不敢望，而亦不敢自以为不智。”他在诗中也常结合世变批评拘泥于章句的儒者，“六籍英灵葬死灰，冯虚唤得几声回。弦歌已落伶人手，岂忆尼山学道来。”这陈衍虽然也认识到了诗歌干涉社会的功能减弱了，但还是从“变风变雅”的角度来强调了其具有反映现实的功能。而且晚清大多数诗人对于诗歌在旷世巨变面前的无力应对已深有体会时，还是对以理学为主导的文化思想持一种肯定态度。 同治中兴以来，新政和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非但没有动摇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反而更强化了儒家文化的治国之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充分证明了士大夫阶层对自己所守信念的坚定固守。范当世也并非自始至终对皓首穷经于儒学不满。光绪十一年（1885），他在《南菁书院记》中还对有清以来儒学之用给予了赞扬： 今之事变，前代所未有，盖时务方兴而儒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岂为攻乎夷狄者少哉？独少吾所谓儒人者耳。……而本朝圣人经营之天下，事事足以万年，不能不归咎于儒术焉。……然使国家猝有缓急，则又有起乎壇席之间，而瑰乎立盖世之功，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哉。 随着国事日非，他在愤激之下便有了直接的讥讽儒学无用之言：“嗟乎！余尝发愤，以谓中朝士大夫之所学，不足御外侮而强国，举天下之空文而尽可废也。”“窃观于今日之势，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间所传之古学，亦必且有中旷之一日，而更待百年而后兴，此在深心远测者，类能言之。”范当世于此强调的是事有轻重缓急，国难当头之际，那些“硁硁之才，不能改趋于有用之途，而仍退然自画于无用之地，此真所谓窳败可笑之人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会“追念我先师曾文正公儒言儒行，身致太平，而又惕然以不学为耻”。称道曾国藩的雄才大文：“作者天人去不还，世间余我小偷闲。怀风黯黯青灯字，负雪嵬嵬白下山。”后来当范当世致力于西学之际，在《答桂生书》中甚至称：“然即君所求于我之文，亦故我而非今我。我之今日，乃独皇然于西学之合乎天理，周乎人事，而视我向者之所为几不成其为学。”范当世在作今昔对比之后，认为昔日所学无用于世，西学才是“合乎天理，周乎人事”的实学。 （二）对宋诗特征的认可 首先，范当世对宋诗“以文为诗”的特征持肯定的态度。夏敬观《忍古楼诗话》：“肯堂以文为诗，大都气盛言宜，如长江大河，一泻而下，滋蔓委曲，咸纳其间”。范当世自己也在《戏书欧公答梅圣俞莫饮酒诗后即效其体》说： 莫谈道，谈道能令诗不好。君诗谈道甘如饴，我甚味之无由嗤。惟其言语既诙诡，难复瞻顾如常时。君不见，李白猖狂不自疑，语语金丹绿玉卮。临路悲歌怀仲尼，君于其诞或笑之，无怪不能为若词。君谓圣俞莫作诗，便当饮酒无所知。又言为善将功施，或使文意千载垂。文之于诗又何物，强生分别无乃痴。朝朝酩酊求功善，万事峥嵘未得齐。我爱居士集，绎彼删存思。还当一一求公疵，聊以弟子诤其诗。 自韩愈以来，“以文为诗”集中体现为以作文的方法来作诗，如不规则的句式，改变诗歌正常的节律、结构、多用虚字等，与范当世密切相关的桐城派向来有以文章之法论诗的传统。方东树就说：“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范当世所肯定的“文之于诗又何物，强生分别无乃痴”，则是从诗歌与文章一样，具有“论道”“为善”的作用，认为诗歌可以采取说理、议论的方式，语言亦不必非庄重典雅不可，亦可诙谐奇诡，最后同样能达到名垂千古的效果。范当世的创作也反映出了他对“以文为诗”的接受。如《六君子篇》：“结交少年场，结交何凄凉。乃知分吾友，晚得殊未央。吴公一推荐，飘忽来成行。甫也坼然挚，白也疏而长。相如还自喜……而白顾谓我，小子无猖狂。小子疾没世，没世即有常。努力著书去，何愁死不芳。”这里诗歌采用了乐府的叙事方法，大量的铺陈排比。乃、有、而等虚字穿插其中，还运用了对话表现手法，使诗歌具有散文般灵活多变的表达方式。 其次，对苏轼、黄庭坚诗歌技巧、方法和风格的改造和接受。范当世论诗从无明确地区分唐宋之意，实际上从早期开始，他就对前代优秀诗人李、杜、韩、孟均有所学习。他所最看重的诗则是李、杜、苏、黄，并由苏黄而上溯李杜。在诗中他多次表示了对苏黄诗歌的仰慕，如“嗟吾幼好眉山翁，学书便学楚颂帖。孙黄秦晁一辈人，颠倒不出吾筐箧……”“……眉山之所作，乘时若凤麟。前无百古范，后者开无垠。”其评沈曾植诗风，亦以黄庭坚作为标准予以赞美：“子培诗大概如此，盖多学山谷，无一豪尘俗气也。”但是，范当世对苏黄的接受多侧重于诗歌的技巧、章法和风格上。他说自己作诗是： 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遒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接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 无论是苏轼的“旷荡”，还是黄庭坚的“遒健”，是“放”还是“炼”都突出了诗歌非内容的一面。苏轼的高旷疏荡与黄庭坚的骨力刚劲都是他明确的学习对象，而这种学习显然是一种选择性的接受，尽管意识到了比苏少“一放”，比黄少“一炼”，但惟妙惟肖的模仿就会学古而无“我”，所以他要“参之放炼间”，要“独树一帜”。但对宋诗拘泥于字雕句琢、讲究用典使事的习气，他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最有空词定乐哀，网罗故实定非才。请看灯雨檐花句，便值高歌饿死来。”他认为有意识的网罗故实，讲究用典绝非才学的表现。因此在诗歌创作中“要令事少文无累”，才能达到诗文妙境，同时他也不赞成诗歌的苦心雕琢之心，而着力追求自然天成的风格。即他所说的“我有苦心雕琢处，万般零落不胜悲。祇今瑰宝天然得，始信人为必不奇”。总之，他反对诗中没有真情实感的“空词”，不赞成那种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的“网罗故实”之法，主张自然天成而反对刻意为诗。所以林庚白在《丽白楼诗话》中说范当世的诗歌特色是“不尽雕琢，能屹然自成其一家”。 第三，范当世从“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的角度出发，把握宋诗的深沉浑厚之处。范当世虽不赞同诗歌的雕琢堆砌，但也不欣赏平淡无味的作品。 孰使我国开通至四五千年，被文化者犹不过百一，而全国之民至今犹沦于暗昧之域，岂非文深之过耶！顾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而圣贤魁雄之人常深构其道与精，载而之乎万世，于一世二世之毁誉爱憎曾不稍措意者，以能明此道者鲜，或旷世而不逢其人也。 范当世一方面强调人民被文化者少，另一方面又坚持“文不深则不能历久而长存”。在诗歌上，他认同那种“诗家王气必深寒，秘钥谁能拔数关”的深度和气魄以及“雄伟精实、真力弥漫”的浑厚雄壮。 范当世的诗学观念中没有唐宋的划疆分界，他以一种通达的眼光对待古今文学，主张“凡文无远近，皆豪杰之士乘于运会而为之，学者务观其通，弗狃于近，亦弗务为高远，只自拔于流俗以同归于雅正而已”。同时他以文学家的立场接受宋诗，变古为今，创作出了有自身特色的“宋诗”作品。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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