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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惟庸一样，汪广洋生年不详，但却不是寒门子弟。据《汪氏族谱》考证，汪广洋祖上世代为官，祖上汪华为唐越国公，到了祖父汪冠世这一脉，由安徽老家迁徙到江苏高邮，所以汪广洋就成了江苏高邮人。此人小时候很聪明，有神童美誉，师从元朝名臣余阙，还未下山就已是远近闻名才子。元末，汪广洋考中进士，但还没得到实职，天下就大乱了。 因为汪广洋在没下山前就已经成名，所以他的出道和前几位丞相不同，不是主动投靠过来的，而是朱元璋慕名请来的。 元至正十五年，即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作为一个雄视天下的风云人物，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留任军中。史料记载，与朱元璋第一次见面谈话后，汪广洋被“召为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置正军都谏司，擢谏官，迁行省都事，累进中书右司郎中。寻知骁骑卫事，参常遇春军务。下赣州，遂居守，拜江西参政。” 朱元璋起初重用汪广洋，是刘备对待诸葛亮的期望值。而此时的汪广洋，还颇有些诸葛亮转世味道。史载他“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跟定朱元璋后，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其《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金戈铁马的铿锵韵律，令人顿生敬畏之感。 洪武元年，即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才能和功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洪武三年（1370），李善长面临病退，汪广洋被朱元璋任为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群臣之首。 谁知大明建国后，现实残酷起来，此人显出原形。朱元璋方知此人不是诸葛亮，而是白面书生孙乾。汪广洋表面上羽扇纶巾，实质从性情讲却是个纯文人，胆小怕事。为相后一直战战兢兢，凡事不敢做主。 汪广洋为左丞相时，搭档是右相杨宪。虽然左丞相是中书省老大，但汪广洋这个老大却怕副手杨宪。熟悉明史的读者知道，杨宪乃特务出生，处事霸道、善于专权。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且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但是仍然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汪广洋没有做出有力的辩解，更没有反击。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一拉到底，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流放，放逐荒僻的海南。 汪广洋被贬，杨宪没得意多久，就被胡惟庸联合李善长搞掉，朱元璋处死杨宪后，召回汪广洋。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启用汪广洋为右丞相。但汪广洋依然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被朱元璋安插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而汪广洋还是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 洪武十年，朱元璋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警告。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汪广洋总想无为而胜，所以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在朱元璋征求刘伯温谁是丞相合适人选时，也提到了汪广洋，刘伯温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说汪广洋难成大器，格局还不如杨宪。不是当丞相的料。 纵观汪广洋的几起几落，其直接的原因是不作为、当好好先生，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致到了窝窝囊囊地步。其实这种好好先生的本质，还是自私胆小，但求自保。汪广洋采取此种“鸵鸟”策略，也是看透了当时的权力格局。当时朝廷中派系分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派势力最大，以刘伯温为首的浙东派其次，而汪广洋无党无派，势单力孤，不具备跟其他派系抗衡的实力，只能当缩头乌龟，做逍遥派。 可见汪广洋虽然胆小，但却很聪明，是个识时务的人。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丞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为什么他变了？因为他看出了苗头，朝中风向变了，同事变了，最重要的是皇帝变了。 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打天下的皇帝和坐天下的皇帝有着根本的不同。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尽管他也号称大帝，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以为自己“好歹不开口”，谁也不能将他怎么地。 事实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不开口这一招对一般暴君或许有效，但对不一般的朱元璋不灵。朱元璋比阎王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史料记载，汪广洋越是想逍遥，朱元璋偏不让他逍遥，反复折腾这个可怜文人。二次拜相不久，汪广洋又再次罢相，时隔不长时间，又“复召为左御史大夫”。左御史大夫是监察百官的官。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仅上过惟一一次弹劾他人的奏章。洪武九年，他联合御史大夫陈宁上疏进言，矛头所向，直指李善长和他的儿子——驸马都尉李祺。他说李善长恃宠而骄，皇帝生病有近十天没有临朝视事，他却不问候一下；驸马都尉李祺有六天不上朝，还不肯谢罪。 从这个弹劾看，这个汪御史，实在是太有小聪明了。他对现任宰相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横跋扈的种种行为视而不见，却计较已经因病致仕的前任丞相，而且所言似乎也是鸡毛蒜皮、捧不上台面的事，他这样做，既不得罪当权者，又表示了作为姿态，表明他这个左御史大夫的存在。再次担任右相后，汪广洋更加地心灰意冷，甚至染上了“耽酒”的毛病。胡惟庸全面主持中书省工作，汪广洋尸位素餐，天天饮酒作诗，比美国副总统还闲还没用。但就这样，胡惟庸也闲他碍手碍脚，朱元璋也嫌他无所建树。清除汪广洋，也可谓君臣二人最后的合作。 汪广洋倒台事由“占城入贡事件”。洪武十二年，说占城国入贡大明，中书省未及时奏闻皇帝，私下就把贡品分了，朱元璋没捞着。得知此事的朱元璋怒不可遏，什么事不让他知道哪行，于是追查责任，胡惟庸装糊涂：不知道啊，礼品这事都归老汪负责。汪广洋有口难辩，被撤职查办。明史记载，朱元璋第三次将汪广洋罢相，先是流放海南，后追加“赐死”。 赐死汪广洋的朱元璋，公布了汪的十条罪状，从占有礼品到饮酒误事再到知情不报，明显是小题大做，按照大明立律，即使这10条罪状都成立，也不应该被赐死，顶多被削职为民罢了。 既然如此，朱元璋为什么还要非杀好好先生汪广洋不可呢？ 因为他要下盘很大的棋。事实上，汪广洋之死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 《明史》对汪广洋之死如是评价：“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但是，我们把视线放远一点，就会看到，这一切都是朱元璋的精心设计安排。 我们不妨回到朱元璋与刘伯温论相之初。朱元璋提名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刘伯温坚决地否决了三人，而朱元璋一一任用了三人。其结果可想而知，要么过于擅权，要么过于懦弱，三人都不是丞相的合适人选。这个结局似乎证实了刘伯温的料事如神和朱元璋的用人之误，但是这并不证明刘伯温比朱元璋高明，相反，朱元璋的考虑要远比刘伯温深远。往深层次说，这种失误也许正是朱元璋所需要的效果。他需要的不是德才兼备、兢兢业业的好丞相，果真如此，李善长可以暂时留任，非得撤换，刘伯温就是一个现成的绝佳人选。明明知道刘伯温的评价是切合实际的，明明知道杨宪、汪广洋上台是要误事的，却偏偏给了他们一个展示的舞台。其实，朱元璋希望他们展示的不是才华和政绩，而是失误和失德，好以此来证明丞相制度的不合理，让废相成为名正言顺之事。 这才是朱元璋杀汪广洋的真实用意。所以汪广洋从任宰相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将来的结局。被杀是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是被杀的罪名和被杀的时间。 说白了，在朱元璋废相的全盘计划中，汪广洋只是一个棋子。汪广洋明哲保身，以为可以什么人都不得罪，却首先得罪了朱元璋。在朱元璋看来，既然你不愿意死心塌地充当我的一枚棋子，那我就只好拿你当弃子处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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