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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右相汪广洋:中国宰相制度的最后殉葬品

 luxer 2010-01-16

大明右相汪广洋:中国宰相制度的最后殉葬品

 

■许伟忠

 

【载于本刊红版2009年第十二期】

 

 

    元至正十五年(1355),元朝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作为元末的一名进士,汪广洋(?—1379)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今安徽黄山区),静静地等待机遇。

 

    就在这一年,朱元璋率领义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当时的朱元璋求贤若渴,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朱元璋非常欣赏汪广洋的才能和识见,当即将其留任军中。后来,汪广洋的仕途可谓春风得意,一帆风顺。到朱元璋坐天下的洪武三年(1370),他被任为左丞,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似乎是为了论证那句“高处不胜寒”的名言,在宰相任上,汪广洋三起三落,最终于右相任上被罢职,并且被斩杀于流放途中。

 

    如果说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左相,那么汪广洋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右相。汪广洋和胡惟庸一道,成为中国宰相制度的最后殉葬者。

 

 

    汪广洋从担任左丞,到被赐敕诛之,十年之内,三起三落,可谓惊心动魄。看其间起落变化,颇有戏剧色彩。

 

    宰相本是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最高官员,在大明王朝担任丞相的共有李善长、徐达、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五人。朱元璋平定天下后,首先立了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徐达常年在外领兵作战,实际掌握相权的仅李善长一人。洪武三年,李善长称病请假休息,中书省无人管领,朱元璋遂召在陕西参政任上的汪广洋为左丞相。

 

    当时,汪广洋的搭档是右相杨宪。杨宪处事霸道、善于专权,虽然汪广洋的职位在杨宪之上,但他性格“宽和简重”,遇事处处避让,甚至违心依从他,但这样仍不能免去杨宪的嫉恨。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弹劾汪广洋,罪名是“奉母无状”(《明史》)。明代标榜以孝治天下,不孝便是大罪,至于刘炳是否真正掌握了汪广洋对母亲不孝的真凭实据不得而知,只知汪广洋并没有辩解、反击。于是,朱元璋严词斥责汪广洋,将其削职为民,放逐还乡。杨宪感觉处分还不到位,担心他日后咸鱼翻身,便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升级,汪广洋被迁徙到荒僻的海南。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一次起落。

 

    汪广洋被贬,杨宪实际操纵中书省大权,并很快升为左丞。他大肆玩弄权术,“市权要宠”。然而好景不长,李善长弹劾杨宪虚构事实,诬告大臣,陷害同僚,朱元璋很快将其处死。杨宪伏法后,被贬几个月的汪广洋马上被召回。这一年,朱元璋曾大封功臣。冬十一月,汪广洋亦被封为护军忠勤伯。在封伯的诰词中,皇帝称汪广洋“善治繁剧,屡献忠谋,比之子房、孔明”(《明史》)。

 

    洪武四年(1371)正月,李善长因病告老回家。由于徐达仍在一线领兵,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便起用汪广洋为右丞相。汪广洋曾经追随朱元璋多年,且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他谨小慎微,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于是,精明强干的胡惟庸乘虚而入,进入中书省,担任了左丞相。此时的汪广洋仍然一如既往,对朝政几乎不置一词。洪武六年正月,朱元璋以“广洋无所建白,久之,左迁广东行省参政”(《明史》)。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二次起落。

 

    也许是君臣缘分,朱元璋始终认为汪广洋是可用之人。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又想起了汪广洋的诸般好处,于是再次下诏将其召回京城,担任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丞相,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期达到制衡作用,改变胡惟庸一人独相的局面。但是,汪广洋慑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沉溺于诗酒以自保,事事调和,随波逐流,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牵制作用,重要公务“惟以他官剖决,不问是非,随而举行”。朱元璋很不满意,曾经多次约谈汪广洋,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可是汪广洋仍然我行我素,始终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奏称,刘伯温患病后因服用胡惟庸安排的医生所开的药方,肚中长硬块而不治身亡,显然为胡惟庸整蛊致死,而作为胡惟庸同僚的汪广洋应该知情。朱元璋宣汪广洋当面对质,汪广洋坦然回答:“无有。”于是,皇帝大怒,“责广洋朋欺(朋党为奸、欺君不报),贬广南”(《明史》)。

 

    胡惟庸投毒害死刘伯温本来就是一件扑朔迷离、疑点颇多的案子,一定要说汪广洋知情,那倒真用得上“莫须有”三个字了。说到欺君瞒上,朱元璋又想起两件事来:一是汪广洋任江西参政时包庇作奸犯科的朱文正;二是与杨宪同任左、右丞相时,对杨宪的罪行知情而不举报。朱元璋一向认为汪广洋为人忠厚,想不到这个忠厚之人竟也欺瞒到自己头上来了,一怒之下,追加了一道“就地正法”的圣旨,派快船追上汪广洋,将其斩杀在贬谪途中。《明史》如是记载:“舟次太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

 

    太平是一个对汪广洋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地方,也许是冥冥中注定,太平是他的发祥之地,是朱元璋第一次约见他的地方;而最终,他又被朱元璋斩杀于此,太平又成了他的伤心之地。

 

    这是汪广洋宰相任上的第三次起落,而这一次落马还搭上了性命,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有人为此事作打油诗一首:“前脚才受贬,随后又断头。只因皇上疑,临死不知由。”(《洪武奇观》)

 

 

    汪广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他就任宰相之前,有人就认为他根本不是做宰相的料。这还得从朱元璋与与刘伯温论相说起。

 

    刘伯温是朱明王朝重要的谋士,有“小诸葛”之美誉,对于朱元璋得天下和坐天下都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初,李善长以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而深得朱元璋信任,被任为首任左丞相,封韩国公,在朝廷上位列第一。而随着其权力逐渐膨胀,朱元璋担心自己被架空,有心撤换李善长。在撤换之前,朱元璋曾经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劝其慎重,说:“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宜骤易。”但朱元璋撤换李善长的决心已下,希望刘伯温能够出任宰相。刘伯温遂以“臣实小材,何能任相”为由婉言谢绝。

 

    朱元璋无奈,只得退而求其次,以心目中的几个人选一一征求意见。刘伯温对杨宪的评价是“宪有相材,无相器”;对汪广洋的评价是“器量褊浅,比宪不如”;对胡惟庸则直接摇头说不可,惟庸得志则“必为民害,祸且不浅”。朱元璋是个有主见的皇帝,他虽然诚恳地征求意见,但并不为他人意见所左右,想用的人选还是照用,因此,汪广洋、杨宪和胡惟庸三人先后为相。

 

    后来事态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刘伯温的先见之明,但刘伯温以“器量褊浅”评价汪广洋,显然失之公允。

 

    纵观汪广洋的三次罢相,其直接的原因并非器量小不能容人容事,而是他的容忍超过了应有的度,所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恰恰是汪广洋的过度容忍导致了朱元璋对他的不能容忍。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谨小慎微、性格懦弱,以至于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

 

    汪广洋最终丢掉脑袋,与他的懦弱有关。他一生谨慎,洁身自好,史书上没有他贪赃枉法的任何记载,民间也没有他徇私作恶的小道传闻,要挑剔他的劣迹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最终他却招致杀头之罪,罪行是没有揭发他人的罪行,或者旗帜鲜明地与他人的罪行进行斗争。《明史》的评价是:“广洋谨厚自守,亦不能发奸远祸。俱致重谴,不亦大负爰立之初心,而有愧置诸左右之职业也夫?”意思是说,汪广洋希望洁身以求自保,却因没有揭发奸人之罪而遭到“重遣”,实在是有愧于宰相之位。

 

    宰相是皇帝的股肱之臣,是皇帝治理国家最为倚重的帮手,汪广洋“无所建白”,于治国安邦不置一词,随波逐流,不置可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渎职。但是让人颇费思量的是,谨小慎微、有话不说并不是汪广洋的一贯风格,他初登政治舞台之时,给人留下的并非懦弱无能的形象。

 

    在《明史》中我们看到,汪广洋屡有建树,战功和政绩都很显著,故而在朱元璋心目中位置颇重,升迁较快。当初朱元璋攻下采石矶,第一次约谈已经小有名气的汪广洋,从二人相谈甚欢以及事后立即将其留在军中任职的情况看,汪广洋不仅具有真知灼见,而且十分善谈,必定是说出了朱元璋非常希望听到的话,方才得到赏识,逐步升迁。

 

    朱元璋登基后的第一年,“以广洋廉明持重,命理行省,抚纳新附”,将他派往山东,安抚新归附的民众,“民甚安之”。这表明,汪广洋不仅能打仗,而且还善于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因其才能和功绩,“是年召入为中书省参政。明年出参政陕西”

 

    除此之外,在册封汪广洋护军忠勤伯的诰词中,朱元璋称其“善治繁剧,屡献忠谋”,并且像赞扬“小诸葛”刘伯温一样,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善治繁剧”是称赞他善于应对、处理复杂的局面;“屡献忠谋”显然是说他经常向皇帝提出有关大政方针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张良和诸葛亮,其共同点不仅在于智谋过人,还在于忠心事主,敢于和善于提出安邦治国方面的独到见解,包括与皇帝想法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意见。将汪广洋比作张良、诸葛亮,正表明他具有这方面的优秀品质。

 

    不仅如此,汪广洋还是一位颇有才名的儒将。史载,他年少之时师从名儒余阙,通经史,善篆隶,工诗歌,著有《凤池吟稿》八卷。戎马倥偬之时,他常有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比如他的《与栾凤同使广陵马上偶占二首》中的“昔为歌舞池,今为战争场。与君骑瘦马,联辔踏夕阳”之句,给人一种沧桑之感。而《珠湖隐者篇》则风格豪迈:“李白醉暮宫锦袍,倒骑长鲸鞭怒涛。笑歌濯足九江水,睥睨万象轻鸿毛。”诗歌中那个与李白一样潇洒的“珠湖隐者”,显然是诗人自况。

 

    被誉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对汪广洋的诗文十分推崇,并且认为他的诗风受其从军经历的影响,“故其诗震荡超越,如铁骑驰突,而旗纛翩翩与之后先……故其诗典雅尊严,类乔岳雄峙,而群峰左右如揖如趋”。意思是说,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铁骑奔腾、战旗飘拂的铿锵韵律,典雅中有尊严,仿佛高山雄峙,令人顿生崇敬之感。

 

    从昔日与朱元璋相谈甚欢到后来的“无所建白”,从原来的“屡献忠谋”到后来的“浮沉守位”,从早年的文采风流到后来的以诗酒自保,做了宰相的汪广洋仿佛换了一个人。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一句话:“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年朱元璋未得天下时,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天下雄才尽入自己彀中,希望天下谋略都为己用。那个时候他尚有容人之雅量,因而汪广洋可以毫无顾忌,侃侃而谈,直抒己见。从来共患难易,同富贵难,朱元璋成了一言九鼎的天子后,尽管他勉强也算得上是一个明君,但是与从谏如流的李世民相比,则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伴君如伴虎”,宰相是朝廷中的“二把手”,是离虎最近的人,也是危险最大的人。俗话说“言多必失”,“沉默是金”,以汪广洋的性格,他的选择必然是沉默。

 

    俗话说:“好歹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但历史最终证明,汪广洋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不开口这一招对神仙有效,对朱元璋却不灵。朱元璋比神仙还难对付,你汪广洋沉默,说明你对我还有所保留,还不是真正的忠心不二;你既然想沉默,那我就砍下你的脑袋,让你永远地沉默!

 

 

    用懦弱无能、尸位素餐来解释汪广洋的死因,能够自圆其说,《明史》就持这种观点。但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审视一下明代的宰相就会发现:死于朱元璋屠刀之下的,不仅有小心谨慎、廉明持重的汪广洋,还有锋芒毕现、咄咄逼人的杨宪,智计过人、功勋卓著的李善长,精明强干、善于逢迎的胡惟庸。四个宰相无一幸免,就连担了个宰相虚名、常年在外领兵打仗的徐达也未能善终。这么一来,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不管你是擅权还是超然,是强势还是懦弱,只要呆在宰相这个位置上,横竖都是一个死。

 

    因此,真正的原因是:“皇权”与“相权”的冲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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