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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和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1]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发起反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教乱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教乱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教乱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乱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发动暴乱。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教乱军又开始了 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教乱军被清军围困，襄阳教乱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教乱军会师。各路教乱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教乱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同年，清廷合州知州龚景瀚献“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帝亲政后立即采用。白莲教活动遇到极大困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川东北的根据地转战他处。清军终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襄阳士绅梁友谷、南充知县曾自柏、梁山知县方积都凭借这一策略捍卫了一方安定。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教乱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教乱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义军联合 。 乾隆末年，乾隆帝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和珅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乱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帝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珅。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立即对和珅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珅。和珅一党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和珅灭而纲纪肃，嘉庆帝终于掌握朝中人事行政大权，从而加快了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 嘉庆帝在明确整肃对象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针对的必然是川楚前线大将。据统计，嘉庆帝自嘉庆四年（1799年）亲政到嘉庆七年（1802年）白莲教覆灭的这四年里，于川陕楚前线作战主要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都受过或重或轻的处罚。同时下令各路粮官按旬开报、按月汇奏，军中乱支军饷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镇压川楚教乱久战无功，嘉庆帝认为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嘉庆帝在亲政之后立即逮捕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嘉庆帝下令捉拿杀降卒冒功的达州候命福宁，下诏罪己。嘉庆帝又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从而统一前线指挥。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荆州教匪首领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四年（1799年）底，乱军首领冉天元率部由陕返川，大败额勒登保部 。 由于八旗、绿营兵丁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表现十分不力，嘉庆帝在裁撤满族带兵大员的同时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其后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与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乱军首领冉天元又联合各路义军抢渡嘉陵江，于蓬溪再败清军，斩总兵朱射斗。不久，集兵江油，以伏击再败清军。后因地主团练增援，冉天元被俘杀，余部万余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严[1] 。嘉庆五年（1800年）三月以前，教乱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教乱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群众提供屋舍给他们居住藏匿，有衣食、火药来不断接济他们，有骡马和草料以备他们随时使用，且有各地教徒为乱军作为向导，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1800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 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提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乱民”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同时清廷又拿出一套实事求是的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帝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为加快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嘉庆帝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因勒保在川经略半载无功，嘉庆帝又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对白莲教采取“迎截夹击”的战略，效果显著，川楚白莲教陷入困境。 此后，清廷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教乱军。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乱的进程。 白莲教乱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教乱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 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白莲教乱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教乱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和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军队被全部镇压。 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及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而且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和珅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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