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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
城市 80 多年前喝着鸡尾酒的 3 个哲学家，如何创造了存在主义？“当人们阅读萨特论自由，波伏娃论压迫的隐蔽机制，克尔凯郭尔论焦虑，加缪论反叛，海德格尔论技术，或者梅洛-庞蒂论认知科学时，有时会觉得好像是在读最近的新闻。” 作者简介：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 1963 年出生于英国的伯恩茅斯，后随父母在亚洲旅行多年，最终在澳大利亚悉尼定居、长大。返回英国后，她考入埃塞克斯大学，攻读哲学专业，毕业后在伦敦的一家图书馆做了十年图书管理员。 2002 年，贝克韦尔辞去工作，开始专职写作，除本书外，她的作品还包括How to Live（2010）、The English Dane（2005）、The Smart（2002）。她目前生活在伦敦，并在伦敦城市大学和开放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 书籍摘录：第一章 先生，太可怕了，存在主义！（节选） 在本章中，三个人喝着杏子鸡尾酒，很多人彻夜长谈自由，而更多的人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们还想弄明白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存在主义不太像哲学，倒是更像一种情绪，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伤痛小说家那儿，进而可以追溯到惧怕无限空间之寂静的布莱兹·帕斯卡，然后可以追溯到探索灵魂的圣奥古斯丁，追溯到《旧约》里乏味的《传道书》，以及那个胆敢质疑上帝同他玩的游戏，但最终在威逼之下只能就范的约伯。简言之，可以追溯到每一个曾对任何事感到过不满、叛逆和格格不入的人。 但是，我们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将现代存在主义的诞生时间精确到 1932 年与 1933 年之交的某一时刻，其时，三个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后来详细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人是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时 25 岁左右的她，喜欢透过优雅面纱下的双眼近距离地观察世界。她正和男朋友让-保罗·萨特在一起。萨特时年 27 岁，佝偻着背，嘴唇像鲶鱼一样下翻，面颊凹陷，耳朵突出，双眼望着不同的方向，因为他几乎失明的右眼严重散光，时常会向外游离。与他交谈时，你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不知所措，但如果你逼着自己注视他的左眼，就会发现一个温暖、智慧的眼神正在回望着你：这个男人对你告诉他的每一件事，都感兴趣。
萨特和波伏娃的兴趣这时上来了，因为同坐一桌的男人有消息要告诉他俩。这个人是萨特在校时的老朋友，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研究生同学，温文尔雅的雷蒙·阿隆。和他们俩一样，阿隆正在巴黎度冬假。不过，萨特和波伏娃是在法国教书——萨特在勒阿弗尔，波伏娃在鲁昂——而阿隆却是在柏林做研究。他正要告诉两位朋友的是，他在德国发现了一门名字朗朗上口的哲学：“现象学”（phenomenology）——这个单词在英语和法语中皆是冗长而雅致，本身就是一行三步抑扬格诗句。 
阿隆也许讲了些类似这样的话：传统的哲学家常常从抽象的公理或者理论出发，但是德国的现象学家，却直接研究起了他们时刻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把自柏拉图起就维系哲学发展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诸如“事物是否真实”或者“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一类的谜团，搁置在一边，然后指出，任何问出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本身就已经被抛入了一个充满事物的世界——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充满事物外观，也就是“现象”（phenomena，出自希腊语，意为“出现的事物”）的世界。所以，为什么不忽略其他，专注于和现象的相遇呢？那些古老的谜团不必永远被排除在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暂时先用括号括起来，好让哲学家去处理那些更为实际的问题。 现象学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埃德蒙德·胡塞尔，提出了一个振奋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意思是别在事物不断累加的诠释上浪费时间了，尤其是别浪费时间去琢磨事物是否真实了。你需要做的，就是观察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东西”，且不管“这个东西”可能是什么，然后尽可能精确地把它描述出来。另一个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补充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纵观历史，所有哲学家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次要问题上，而忘记去问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存在（being）的问题。某物存在的意思是什么？你是你自己意味着什么？海德格尔坚称，要是你不问这些，你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一再推荐现象学方法：无须理会智识的杂乱，只要关注事物，让事物向你揭示自身即可。 阿隆对萨特说：“你看，mon petit camrade”——“我的小同志”，这是自学生时代起阿隆对萨特的昵称——“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波伏娃写道，萨特听到这话后，面色唰地白了。她的描述有些夸张，仿佛是在暗示他俩从未听说过现象学，但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试着读过一些海德格尔。1931年，海德格尔的演讲《形而上学是什么？》（What is Metaphysics?）的译文，就曾与萨特早期的一篇论文一起出现在某期《道岔》（Bifur）杂志里。但是，波伏娃写道，“因为我们一个字都不理解，所以也看不出现象学有什么好。”但现在，他们注意到它的好了：这是一种把哲学与日常生活经验重新联结起来研究哲学的方式。 他们早已准备好迎接哲学的新开端了。在中学和大学，萨特、波伏娃和阿隆都受够了刻板的法国哲学课程，有关知识的问题以及没完没了地重新诠释康德著作支配了一切。知识论的问题互相交叠在一起，就像万花筒在一圈圈地旋转后，总是又回到原点：我想我知道某事，但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的是什么？这种思考费劲而又无用，尽管这三位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高分，但都不满于此，尤以萨特为甚。毕业后，他透露说自己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破坏性的哲学”，但是对这种哲学会采取什么形式却又含糊其词——理由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也不怎么清楚。他当时才刚发展出一种朦胧的反叛思想，但看起来，现在已经有人早他一步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说萨特听到了阿隆有关现象学的消息后面色发白，那么究其原因，可能一半来自恼怒，一半源于兴奋。 
反正，萨特从没忘记那一刻，在四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他评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像当头挨了一棒。”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种真正的哲学。按照波伏娃的说法，他冲到最近的书店，然后说：“给我这里每一本论现象学的书，现在就要！”店家拿出了一本小书，胡塞尔的学生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觉理论》（The Theory of Intuition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列维纳斯这本书还是未裁开的毛边本，但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那一刻的他可能变成了济慈，那个初读查普曼翻译的荷马作品时的济慈： 那时我觉得仿佛某位观象家， 萨特没有鹰的眼睛，也从不善于沉默，但无疑他心里满是猜测。看到了萨特的热情后，阿隆建议他在当年秋天时来柏林的法国研究所学习，就像他自己那样。萨特可以去学德语，读现象学家的原版论著，并就近吸收他们的哲学能量。 随着纳粹刚刚掌权，1933年并不是搬去德国的好年份。但对于想改变生活方向的萨特来讲，却正是好时候。他厌倦了教书，厌倦了在大学所学的一切，厌倦了尚未成为自己从小就期望的天才作家这一现状。如果要写他想写的东西——小说、散文，一切——他知道首先必须去冒险。他曾想象去君士坦丁堡跟码头工人一起劳动，去阿托斯山同僧侣一起冥想、修行，去印度随贱民一起躲藏，去纽芬兰岛的海岸和渔民一起抵抗风暴。不过，眼下不在勒阿弗尔教学生，也可以称得上是冒险了。 萨特做了一些安排，夏天过后，他抵达柏林，开始学习。年末返回法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之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的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萨特哲学创造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的确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及其侍者）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花园，是勒阿弗尔深秋时的大海，是坐在塞得过满的坐垫上的感受，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是拳击比赛、电影、爵士乐或者瞥见两个陌生人在路灯下见面时的那种刺激。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 与此前用谨慎的主张和论点来写作的哲学家不同，萨特会像小说家一样写作——用不着惊讶，因为他自己就是小说家。在他的小说、短篇故事和剧本以及哲学论著里，他写下了关于世界的身体感受和人类生活的结构与情绪。不过，他写作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个十分宏大的主题：获得自由意味着什么。 自由，在萨特看来，位于人类所有经验的中心，正是这一点，才把人类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其他事物只能在某处待着，听凭摆布。萨特相信，就连人之外的动物，大多数时候也只是在听从塑造了它们那个物种的本能和习性行事。但作为一个人，我根本没有预先被决定的本性。我的本性，要通过我选择去做什么来创造。当然，我可能会被我的生物性影响，或者被我所处的文化和个人背景等方面影响，但这些并不能合成一张用来制造我的完整蓝图。我总是先我自己一步，边前行，边构筑自身。 萨特把这个原则变成了一句三个单词的口号——“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在他看来，这个信条便足以概括存在主义。不过，它虽有简明扼要之优，可也有不易理解之劣。大概来讲，它的意思就是，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我会持续创造我自己的定义（或本性，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你可能认为你可以用一些标签定义我，但你错了，因为我始终会是一件正在加工的作品。我不断地通过行动创造自身，这一点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的人类境遇之中，以至于在萨特看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境遇，从有第一缕意识那一刻开始，直到死亡将其抹去为止。我是我自己的自由：不多，也不少。 题图为萨特和波伏娃，来自：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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