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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的《秋词》可谓“博学宏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就是这位号称中山人，是贞元七年中进士，登顶博学宏词科，后和同样登顶的柳宗元等参加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失败后，都被贬官。
博学宏词科，《辞海》上是“博学鸿词科”，意思为：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为制科之一种。
学而优则仕，对于读书人要想成才，或者入仕，最常见的途径便是科举考试，在考试中获取一定的分数。与宋以后各代不同的是，唐代科举及第（即科举考试应试中选，特指考中进士）不能立即入仕，而是仅仅获得一定的出身品第，即任职资格。如需当官，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考试。
唐代进士及第以后，雁塔题名、曲江宴会、杏园探花，以至风流于平康里，确实是"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但因为尚未入仕，故也有人及第后发出"犹着褐衣何足羡"的慨叹。按一般情况，唐代进士及第后少则一年，多则几年，个别甚至十几年才能获得官职。于是，不少进士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便面临寂寞的候选日子，或是奔走于权贵间求取官职，或长期沉浮于人间，有的甚至穷苦潦倒，郁郁寡欢，直至饮恨离去。
为了科举出身后入仕，唐代就设置科目选，而“博学宏词科”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登科者地位崇高，因而唐后期不少进士及第者都纷纷参加此科考试，这有点类似“公务员考试”申论。
据徐松《登科记考》记载：唐玄宗开元五年李蒙中“博学宏词科”，开元十九年萧昕登“博学宏词科”，唐德宗贞元七年刘禹锡中“博学宏词科”，贞元九年柳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唐敬宗宝历元年柳璟“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科”。获此殊荣者寥寥无几，阳春白雪而已。
宏词科的考试内容为“试文三篇”，包括诗、赋、议论各一，因此宏词科有时称为“三篇”。看似很简单，其实要求很高。顾名思义：“博学宏词”既要“博学”，又要有“宏词”。
关于博学方面，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说:
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
关于宏词方面，《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保存下来的唐代博学宏词赋、论试卷，大多辞藻宏丽。与祖咏省试《终南望余雪》诗二韵便止的著名典故类似，《唐摭言》卷10也记载了一则应宏词不捷而声价益振的故事:乾符中，蒋凝应宏词，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信，逼请蒋凝完成全赋，凝如实告知情况。既而评卷，其试卷更佳，试官长久叹息，因不合规格而未能录取。此事顷刻之间，传遍京城，以致有人称道说:"臼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宏词科试诗也很严格，其对偶押韵必须合格，一般情况也不允许用字重复。大中十二年(858)，中书舍人李藩知举。当时博学宏词科考定陈琬等三位前进士的名第，及将诗、赋、论试卷送给宣宗皇帝过目后，宣宗召李藩问道:"所赋诗中重用字，何如?"藩答道:"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宣宗说:"此诗似不及起。"于是三人都被落下(《唐会要》卷76《制科举》)。可见若非特别优秀，宏词试诗也不允许用字重复。
终唐一世，在102名明经中，仅有玄宗朝李季卿1人考中，而且传说他"应制举，登博学宏词科"，还并非后来科目选的博学宏词科。唐代应博学宏词科者多为进士出身，玄宗朝已有萧听、李华二人，而在唐后期的344名进士出身者中，有34名是以宏词登科入仕或宏词登科后再从辟署入仕的，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在唐后期进士入仕途径中已有相当的比例。应博学宏词科举者远比录取的人数多，唐后期此科每年仅录取数名，多者也不过十数名，经常只取三人，仅相当于后世科举殿试一甲之数。
应当说唐代不少著名人士应宏词科试屡屡受挫。比如，韩愈四次拼搏后考中进士，也去吏部“应博学宏词选”，他认为宏词科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跟进士科考内容没有多大差别。结果，两次均失败。韩愈心中非常郁闷不平，认为宏词科考试"乃类于俳优者之辞"。诗人李商隐在应考后等待发榜，心理一直处于“私自恐惧，忧若囚械”的焦虑状态，可想“博学宏词科”的难度。
宏词登科者也往往受到人们的企羡，喜悦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进士及第。何扶于太和九年及第后，次年宏词登科，因以一绝寄旧同年云:
"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得意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唐代虽有不少著名人士应宏词科试一再受挫，如韩愈、欧阳詹等文学家皆失望而归，白居易因为避祖讳而不应宏词，但唐后期博学宏词科也选拔了不少人才，有许多还当上了卿相重臣，其中尤为知名的宰相如陆贽、裴度，文学家如刘禹锡、柳宗元等。因此，唐代的博学宏词科虽有过于严格等局限，然而设置此特殊科目还是对选拔和任用人才起过积极作用，为当朝统治者选拨和任用人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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