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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摘自《水书与水族历史研究》(韦章炳著 翻开水书卷本，发现其间竟然存在明鲜的“时空递进”特征，无论从文字特征、内涵实质、传诵方式还是外部形式都暗含着创制这种文典的民族的历史线索。文字方面有5000多年前的象形字，有3000多年前的类似甲骨文，有1000多年前的方块独体字；内容实质方面有上古伏羲“口头”易，有颛顼时代的“二十八宿”内容，有传来于宋代的《象吉通书》内容等；传诵方面有来自上古的“口口相传”，有近汉音(下称古汉藏语)，有水语古音，有用少数文字符号记录的数易；所谓外部形式，其有与《连山》一样的“八万言”以及与夏文化一样的“重干支”等特征。 以上诸多现象应当成为我们研究水族历史的重要线索和有力证据。水书是我们研究水族历史的切入点，是指南！ 水族人迁居南方数千年,为何今却有许多专家教授仍称其源自中原呢？其实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水书中含有太多的中原汉文化信息。 南开大学教授水语研究专家曾晓渝博士在《汉语水语关系论》中认定；“水字是自源型与他源型结合的混合型词符文字。”也就是说水书中含有大量的汉字古体字符和水族本体古体字符。就今天看来，这种跨民族的“拼盘式”字符和跨时空的“隔代式”字体特征典籍，必蕴含着水族相当复杂的演变历程。这种以数符记录古易并与“口头易”相配套推演的斗数典籍也应暗含着水族数千年的文化变迁史等。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水书才是研究水族历史的指南。 要说水族是个弱小民族，不被历史所重视，不如说共工氏族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一直被历史排挤于史书之外。共工自与高辛帝喾为“争为帝”而战败之后，从此便成了“妖人”。而其部落氏族也从此变成了一个“不起眼”的蛮夷之族。从来不被史学家们正眼而视。古史料很少看到关于共工事迹的记载。致使如今研究其治水部落后裔（水族）的历史时，资料、证据十分馈乏，唯一可抓住的线索只有其固有的古“文献”—水书、古歌和传说。 虽说水族文字太稀少，其只能免强用于记录卜筮文化，而不能为历史事件撰著。但个中多多少少留给后人除卜文化以外的若干信息，也包括了水族的历史信息。因而，今人要谈水族历史，应首先深刻了解水书，了解其创制特征、文化内涵等，以免违背史实“开黄腔”。成为一种“想象形”的史学。 仅从语言学去给一个古老的民族历史下定义，那有时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我认为，这样下给水族历史下定义，那只能是后期的阶段性历史，因为语言是个“可变参数”。虽说水族是一个“宁卖祖宗田，不变祖宗言。”的“崇古”民族，但人类“入乡随俗”往往从语言开始，水族也一样。有一位水族青年，当兵三年退伍回乡，居然一句水语都说不出，全是流利的汉语普通话。再说，语言的介入往往从小孩开始，大人们是无法阻止的。水族语言复杂性不在今民间日用语，而是在浩繁的“口传水书”诵读之中，晚清“西南巨儒”著名韵学家莫友芝听后也惊称：“多含古音”、“迥与今异。”为何有的学者仅按当代几句水语“特征”和“干栏”式居宅，便急下断言：“水族为南方土著，为越人后裔”呢？ 我认为，判断水族历史诸事,必须以水书为指南，以古歌、古咒及传说为依据。 从旧石器中期的早期智人开始，人类开始了对图画的创作。在西班牙阿尔太米拉石窟和法国南部那科斯洞窟中遗留下来的野牛、野马、野猪、鹿等动物画和人像画，说明欧洲晚期智人对猎获的动物和自己的同类作极为细致的观察。图画是人类用客观记号来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印象的第一种形式，但它只能描写印象，表现自然，而不能充分表现人们内心的复杂思想和感情。 “随着水族社会的发展，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需要记忆的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古人有结绳记事的习惯，但每次绳结所代表的具体事件只有记录者自己才最清楚。于是，后来古人便也改革起来，以刻木为契代替了结绳的习惯。”（《中国水书探析》） 据考证，水族先民在创造文化这个意义上，可能也走在时代的前列。古代的水文字也和古代的汉字一样,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复杂的演变，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由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籀体文字、汉字反写体以及独体水字共同拼凑而成的格式。 纵观水书《正七卷》、《壬辰卷》、《营造卷》、《二十八宿》等诸多典籍，内中不仅有大量的象形文字（如耙、犁、）和非象形的独创文字（如耙田、中、要：
一、水书可考水族与中原的关系 很多现象表明，水族先民在创造文化上，也走在时代的前列。古代的水文字也和古代的汉字一样,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复杂的演变，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拼盘”式版本。这种“拼盘”式的水书卷本含有明显的历史痕迹。如其近汉音象形字可能创制于夏前的颛顼时代；不同于汉音的象形字次之；类似甲骨文则于夏商时期仿甲骨汉字的产物；水书方块字则再次之。 水族文化，特别是水书习俗文化，含有许多与中原汉化相类似的因子。这不仅表现在一些象形字的字形和读音与汉字相近，且表现在“视而可识，察而见义”、“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比类合谊，以见指为”的“六书”造字手法；表现在水书中深邃的河图洛书原理；表现在其和《连山易》、《归藏易》一样的以“山”为卦且以“言”的形式表达卜文化的数易；表现在读音内涵与汉书很近似的二十八宿、九星等。这些现象都可以证明其与中原汉文化必有亲缘关系。这是久居南方的水族先民于后期用水文字抄写汉文化还是水族先民本身就在中原居住过，并在某一时期曾与汉人共用了这种早期的华夏古文化呢？我认为，后者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不仅从水书为浩瀚的卜筮文化可看出，而且从古歌“古祖公，住在睢河旁，古祖上，住在洛河边……”便可推知水族古居中原；从水书中有汉字象形文且这些字的读音与汉音相近推知其与汉文化的交往至少发生于殷商乃至上古。 《中国韦氏通书》称，夏时，派陆终的第三子彭祖去“豕韦”地开发，后来衍发成包括水族韦氏在内的韦氏大家族。《史记•楚世家》云：“……吴回为重及黎之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又记称：“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史记•吴帝本纪》也有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居于轩辕丘(今河南省新郑市)而得名轩辕。而陆终之父祝融氏，是颛顼的后代，颛顼又是黄帝的曾孙”。所以，这一支与共工氏的渊源十分密切，都是少典后裔。说明水族古居中原一带。 二、水书可考水族与殷商的关系 水族文化特别是水书文化，与殷商文化、大彭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已被许多学者所认定。《中国水书探析》载：“素有晚清'西南巨儒’ 之称的莫友芝将之（水书）说成'云自三代（复、商、周）’的文字，……后来民俗学家张为纲<水家来源考>也说：'细考其(水书)形, 竟有与武丁时期之甲骨文极为近似者。’”岭南大学岑家梧先生也根据水书起源的传说及水书结构特点等分析后指出：“水书至少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据考，商的社会风俗与当今的水族特别是解放前的水族“崇鬼” 习俗十分相似。“商贵族十分迷信，……他们经常用占卜的方法征询神意，有时还把占问后事情发展的情况，用文字记录，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甲骨文是占卜吉凶的记录，但它反映了历史情况，也具有历史记载的价值（《中国通史纲要》）。”然而，《中国水书探析》里谈及水书的来由时也说：“……张三、李四、王五都在甲午日开店卖兽肉兽皮，结果生意十分兴隆，前来抢购者络绎不绝，于是古人就说，原来甲午日是利于门市开张的好日子。为让族人都得益，便记了下来，于是就有了水书中的《队到》。”二者相比较，不难看出殷商甲骨卜辞与水书卜辞的来历、内容相同，使用目的也一样。可见水书来于殷、商的内容不少，水族可能有人在殷、商从事天文研究之职。 三、 水书可考水族先民与楚的文化关系 《楚地出土简帛与荆楚文化》中指出：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易经》……，涉及35卦内容。包山楚简“卜筮祭涛”记录中有六组卦画，卦画均用古文字“一”、“五”、“六”、“八”四个数字表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与周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卦画相同，表明楚人直到战国时代仍然传承商末周初的卦画。” 据史料称，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中，就专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纬”类的历忌数术书。这与水书“奠六夺” 极其相似。水书先生每年年初都要“奠六夺”，所谓“奠六夺”，其实就是用一只大雄鸡祭供，祭毕，关门在家六、七天或半个月，翻开家藏水书进行演绎推遁，推算当年12个月中每天的宜忌，记于一个小册上，待日后择课时，再根据事主本命作些改动即可用于择吉去凶。 “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内容涉及到历忌甲乙种，四时吉凶（以太岁游徙的方位定吉凶）……朝夕启闭（从五子到五亥依次定方向和事项吉凶），岁（以太岁所在定出行移徙吉凶），行（以十二地支占出行直忌），裁衣、死生阴阳（以岁时的阴阳消长比喻人的生老病死的占卜。）。”水书通篇均以1至12月将、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九星数、八山数、十二时辰、五行数、六龚等数学信息为介体，进行巧妙演绎，得出民间各种事象的测凶、卜吉的观象之局。这不正符合楚的文化特征且也符合中国易学研究会会长张其成教授讲的“数易”的特征了吗？所以我认为，《水书》不仅是易，而且还可能是来自古代的在《周易》之前的数易，并与楚文化有一定关系。 “荆州沙市周家台（M30）秦简《日书》，有“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戎历日”占和“五行”占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在竹简上绘制式盘（由天盘、地盘组成），……”。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都是《理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其内容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水书也有相似占法。 专家从湘西临澧九星、江陵望山（M1）、天星观（M1）、秦家嘴（M1、13、99）、砖瓦厂（M370）楚简以及包山楚简推断出墓主生前生病期间留下的卜筮祭祷内容，是楚地数术的一种实际运作，属于数术中的龟卜、筮占类。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水书研究专家潘朝霖、韦宗林在《中国水族文化研究》中这样说:“（《水书》）是用象形水文字著编而成的水族原始信仰文化、民间知识杂糅的典籍”，《中国水书探析》则认为“这个信仰文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典型的古代数易。”事实确是如此,数易的文化特征就是卜筮。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林忠军先生在《王家占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中指出：1993年湖北省江凌县荆洲镇王家占15号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关于易占的竹简164支，未编号的残简230支，共计394支，总计4000余字。也就是说，在这批易占的竹简中，已编号的164支出土竹简中，全都是占卜内容，且其上还有卦画、卦名、卦辞三部分。……有许多与保留在古书中的《归藏》佚文相同，故有学者据此推断，王家台出土的秦简易占为《归藏》。更有的学者进一步考定为《归藏·郑母经》。这些文化特征与水书习俗都很相似，足见水书与古易有极大关联，并与殷商文化、楚文化有关联，水族的历史也可从中原开始，并可能真的在豕韦、江西居住过。但这些地方为何没有水族的文物出土呢？我认为，那是因为那时水族文化几乎就是汉文化之故。因此，即使有水族文化出土，专家们都不会认为是水族先民创造的。水族逃迁至江西时,可能已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小部落，更没有什么出土之物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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